濯缨亭笔记卷一

太祖高皇帝于中都皇陵四门悬金字牌各一，其文曰：“民间先世尝有坟墓在此地者，许令以时祭扫。守门官军阻挡者，以违制论。”呜呼，此圣人一视同仁，以四海为家之心也。今世少有富贵权力者，每得墓地，有旧冢在，必恩去之，以为福荫子孙之计。至有发掘尸枢而焚毁之者。其视圣祖之度量，相越岂不远哉!

元主忽必烈用西僧嗣古妙高及杨琏真加之言，尽发宋诸陵之在绍兴者及大臣冢墓，凡一百一所，窃其宝玉无算，截理宗顶骨为饮器。胡主吞灭中国之初，即行此盗贼不仁之事。

我太祖即位之元年戊申(1368)正月戊午，即御札丞相宣国公李善长，遣工部主事谷秉毅，移北平大都督府及守臣吴勉索饮器于西僧汝纳监藏深惠，诏付应天府守臣夏思忠，以四月癸酉瘗诸南门高座寺之西北。明年己酉(1369)六月庚辰，上览浙江行省进宋诸陵图，遂命藏诸旧穴。

时开国之初，庶务方殷，而首求先代帝王之遗骸，若救焚拯溺之不暇，往返数千里，首尾不逾三月，即得旧物归瘗中土;又仅逾年，而即返诸故穴，其敏于举义如此。英明刚果之志，慈祥恻隐之心，虽尧舜汤武，不是过矣。于乎休哉!

……

诚意伯刘基初见太祖，太祖曰：“能诗乎?”基曰：“诗，儒者末事，何谓不能?”时帝方食，指所用斑竹筷使赋之。基应曰：“一对湘江玉并看，湘妃曾洒泪痕斑。”帝颦蹙曰：“秀才气味。”基曰：“未也。”复云：“汉家四百年天下，尽在张良一借间。”帝大悦，以为相见晚。

洪武中，绍兴曰铸岭有宋侍郎者，尝恃上燕语。上曰：“汝有子读书乎?谁为之师者?”宋曰：“臣妻弟某来谒，臣留于家以教臣子。”上曰：“可令见朕。”

明曰，宋与其人俱入见。上谓曰：“汝作字师谁?”对曰：“学智永。”上曰：“何故学和尚字。汝能诗乎?宜为朕赋一诗。”某请题。上曰：“任汝意为之。”某应声曰：“臣本山中一布衣，偶依亲旧住京畿。丹心冉冉如云气，常绕黄金阙下飞。”上曰：“汝欲依朕耶!”即曰拜刑部主事。国初用人如此。

刘政，字仲理，吴县人。洪武己卯(1399)南畿乡试，方孝孺为考官，以“论语可以托六尺之孤可以寄百里之命君子人与君子人也”为题策问，文武并用。孝孺得政卷，赏许甚至，遂为解首。

政为人慷慨，尚气节，尝以豪杰自许。忽得隐疾。值太宗渡江，愤愤不食，力疾起行，以足顿地，意呕血死。可谓不负方公之知矣。

王景，字景章，处州松阳人，草太宗即位诏。或云无锡王达善所草，未知孰是。

宋末沈敬之逃占城乞兵兴复，占城以国小辞。敬之效秦庭之哭而不得归。占城宾之而不臣，敬之竟忧愤发病卒。其王作诗挽之，曰：“恸哭江南老矩卿，春风揾泪为伤情。无端天下编年月，致使人间有死生。万叠白云遮故国，一抔黄土盖香名。英魂好逐东流去，莫向边隅怨不平。”

我太宗初承大统，诏谕海外诸国，朝鲜王芳运作诗以献，曰：“紫凤衔书下九霄，遐陬喜气动民谣。久潜龙虎声相应，未戮鲸鲵气尚骄，万里江山归正统，百年人物见清朝。天教老眼观新化，白发那堪不肯饶。”

夫占城以岛夷知重节义如此，朝鲜乃箕子之国，然世远教衰，三仁之风泯矣，悲夫!

永乐间，苏人有沈景旸者，精于卜，用钱三枚，掷以成卦，言无不验。

太宗闻其名，遣内侍乘传来召之。景旸就道，豫卜一卦，语使者曰：“若上得此卦，则无不利矣。”

既至，入见趋急，俯伏喘不能言。上令少休，乃引问曰：“汝术何所本?”对曰：“《周易》。”上曰：“亦不过《周易》。”乃取钱向天默祝，今年竖授景旸。卜之，正得向卦，因具述前语以对，曰：“此卦最利行师，战无不克。”上大悦，令出就舍，需其验而官之。已而师果克捷。

他曰，又召景旸卜，卦成，景旸俯首不语。良久，上曰：“何如?”景旸对曰：“不可用。”上不悦，趣令引出，诏有司具驿舟送归，只给楮币、衣帽而已。景旸语人云，“上初筮者，殆匈奴之大部落，后筮者，其小种耳。上意大者既克，于小者何有。然卦实有凶咎，不敢言。”上竟亲征出塞，至榆木川而宫车晏驾矣。

余友华思淳者，无锡人，弘治戊午(1498)岁卒，时年九十。自言少时尝从景旸卜，戒思淳诘旦早来。思淳如期往，道逢故人，同于针肆少憩。既至其家，景旸掷钱成卦，问曰：“汝晨餐未?”思淳诡对曰：“已饭。”曰：“若此则卦不灵，须明早更卜。”思淳谢曰：“实未食。”又曰：“汝安得入铁肆中坐?”曰：“无之。”曰：“若此则卦不灵，须明早更卜。”思淳乃复以实告。景旸曰：“若然，则汝还家三曰，汝室必生一男子。汝仆怀钱三百，将以遗吾，吾不受。俟生子后来谢未晚也。”越三曰，果得男。他奇验多类此。景旸死，无子，其术不传。

己已(1449)之变，英庙北狩，郕王居摄，寻即真。先是京师旱，童谣曰：“雨弟雨弟，城隍土地。雨若再来，谢了土地。”明年，北虏奉还上皇。后七年而复辟。人谓：“雨弟者，与弟也。城隍土地者，言郕王者有土也。雨若再来，谢了土地者，上皇还，而土地复归也。”

景泰间，欲易太子，不爱官爵以悦臣下，一时名器太滥。时人为之语曰：“满朝皆太保，一部两尚书。侍郎、都御史，多似境山猪。”

前史所记：更始时，“灶下养，中郎将。烂羊头，关内侯。”唐武后时，“补阙连车载，拾遗平斗量”之谣，与此相类。

天顺八年(1464)宪宗初即位时，南京刑科给事中王渊等上言五事，其疏传布四方，冠得而录之，谨识其略如左：

一曰览史书。

史书之有益于天下国家尚矣，求其明白切妥，可为万世之法者，莫如《通鉴纲目》一书。近年以来，经筵唯以五经四书进讲，而不及此，盖恐其间有所触犯故尔。

昔唐仇士良尝语同列曰：“人主慎勿使之读书。彼见前代兴亡，心知忧惧，则吾辈疏斥矣。”今曰之事，殆亦类此?乞命讲官兼讲《通鉴纲目》其中所载治乱兴亡，不得避讳。仍取一部置于便殿，万几之暇，朝夕观览。或时召儒臣与之从容讲解，必欲见古之君德何为而明，何为而暗。政治何为而得，何为而失。群臣何者为贤良，何者为邪佞。然后以其善者为法，恶者为戒。仍观左右大臣孰可比古之贤良而当亲，孰可比古之邪佞而当黜。如此则德无不修，政无不善，臣无不良，而天下治矣。

二曰开言路。

皇上嗣登大宝之初，屡下求言之诏矣，然给事中、御史所陈之言，事体不一。其有当行者，大臣以不便己，私托以它故，妄奏不行。或有施行，亦不过苟应故事，致使言为虚文，事无实效。言者见其然，皆曰：言既不行，不如不言。此言路所以不能常开者，一也。

至有权奸在位，于进言之人多方箝制，或指为轻薄，或目为狂妄，或索其瑕疵。凡有更张，则曰变乱成法;凡有荐举，则曰专擅选官;凡有弹劾，则曰排陷大臣。或明加谴罚，或阴为中伤。言者见其然，皆曰：非徒无益于国，适足自祸其身。此言路所以不能常开者，二也。

乞敕所司，凡言有当行者，即为之施行，务臻实效，不为虚文。有言不当理者，尤望宏天地之量，宽斧钺之诛，置之不问。如此则言路常开，事无壅蔽，大平可计曰而待矣。

三曰重大臣。

所谓大臣者，非才德纯全，心术正大，宽平而识大体，廉洁而不顾己私者，不足以当之。是故未用之先，当重其选。既用之后，当重其人。乞敕吏、兵二部，自今如尚书、侍郎、都御史、大理寺卿、五府都督及在外布政使、按察使、镇守、总兵等官有缺，宜会同内阁大臣、六部、都察院等诸司正官，以公推举，各荐所知，较其优劣，不限资格。公举即定，然后本部具奏定夺。其有荐举不公，许科道纠劾，治以欺妄不忠之罪。盖选用文武官员，固吏、兵二部之事，但大臣非群臣可比，一非其人，则为害不浅。是故一人所知，不若众知者广;一人所举，不若众学者公。

然选文既重，待之尤不可不重。近年以来，大臣有犯公罪者，辄系累下狱，褫衣受刑。不数曰，寻复其任。彼方为群僚之表率，使之何施面目以处人上乎!要当视为一体，加以礼貌，其有小过，置之不问;若有大罪，则或黜之为民，或赐以自尽，不可辱于市朝。必元恶大奸然后戮之无赦。然此非为其人惜也，所以重朝廷之名器也。如此则为大臣者，必皆知所以自重，竭力效忠，以酬千载之遇矣。

四曰选良将。

近年以来，在京在外总兵者，或以外戚至亲，或以内官姻党，或以贿赂而得，或以奔竞而进，率多庸碌鄙夫，粗鲁悍卒，不识韬略，罔知筹算。在内者训练无法，在外者守备无方，卖放军士，办纳月钱，差占军丁应当私役。致使士卒内怨，夷狄外侵，皆由将不得人之所致也。

然选举将官皆由兵部。今兵部尚书马昂，庸才下品，素不知书，怙宠恃思，矜已傲物，既无素定之策，又无应变之才。方且拓贤嫉能，张威作福，边方奏请者，则不问言之当否，而妄行参驳，使巡抚等官不得行其职。出征报捷者，则不审功之有无，而妄奏升赏，使冒报功次者得以售其奸。至于总兵缺官，正当广询博访，豫求真才，顾乃任情徇私，苟且塞责。致使仗钺者多驽骀之才，搴旗者乏熊罴之士，猝有警急，委任何人?

伏望先将马昂黜退，别选忠良以充是任，俾兵部得人，则总兵者皆得其人。总兵得人，则战胜守固，而朝廷无回顾之忧矣。

五曰保全内臣。

自古人君禁廷侍御，未有不用内臣者。内臣出入左右，能勤谨顺承，奉迎意旨，多为人君之所亲爱，遂委以国政，授以大权，操舍与之询谋，刑赏任其憎爱，致使坏乱大事，几败国家，然后治以重刑，戮于市朝。远览赵高、李辅国之徒，近观王振、曹吉祥之辈，皆始爱之，而终杀之，非所以为保全之道也。

今之内臣有管军者，则私役军丁。管匠者，则私役人匠，放闲在外，办纳月钱。乃其事迹发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一也。

又有起造房屋，置立田产，乃无籍之徒投为义男家人，或总兵等官，送与小厮伴当，俱各悬带匠人牌面出入内府，在外则假借声势，放肆百端，虐害小民，甚[至]有不轨如曹钦者。及其事迹发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二者。

其在京文武官员、僧道人等，多与之交结。甚[至]有无耻大臣，或行叩头之礼，或有翁父之称。内臣因而嘱托，鬻狱卖官，擅作威福。及其事迹发露，未免治以重刑，此不能保全之三也。

伏望悉遵太祖旧制，今后内臣不许在外管军管匠，亦不许置立田产房屋。其家人义男，悉令所司究其来历，发回原籍当差。亦不许文武官员、僧道人等，与之私相交接。凡朝廷事，无内外，政无大小，悉断自宸衷，及与馆阁大臣计议，不可使内臣得与其谋。然此非欲疏之也，正欲保全之耳。至于侍奉左右，亦惟择谨厚者为之，厚其赏责，使之丰足有余，无复外望。如此，非惟天下睹清明之政，蒙至治之泽，而宦官亦享悠久之福，无诛夷之患矣。保全内臣之道，岂有加于此哉!

渊字志默，绍兴之山阴人。后复与同官王徽等疏论太监牛玉，因极言内臣与政之害，谪四川茂州判官。(王渊，《明史》有传)

……

成化间，无锡杨璇巡抚荆襄，恐流民为变累己，因为危言以动朝廷。诏遣大臣往察其变。自巡按御史及藩臬守巡官，皆附璇议，遂迁发诸流民还其故土。

流民居楚地已生子及孙矣，官司迫遣上道。时夏月酷热，民皆聚于舟中，不能宿处，气相蒸郁，疫病大作，死者不可胜纪。弃尸水道，塞碍舟揖，哀号之声动天地。

时有作《大明平荆襄碑》以纪大臣之功者，或曰：“此亦坠泪碑。”问其故，曰：羊祜以善政及民，而民为之泣;今以虐政毒民，而民亦为之泣。其坠泪虽同，而情则异矣。

其后杨璇坠马得疾死，御史薛承学病疽死，守巡官以下，一时死者数人。论者谓天实诛之也。

呜呼!重富贵而轻民命者，盍亦知所戒哉!

成化十三年(1477)，浙江镇守太监李义、巡按御史吕钟各奏，据绍兴府山阴县民夏瑄状告称：今年二月二十五曰酉时，有本村杨广兄弟，令其家佣工夏全驾船来家，邀瑄弟夏珪饮酒，坐待于门。忽见门外有鲜血如雨点，射着夏全脚上及门壁，不知所从来。阶下积血约高尺许，时有十人走集看之，俱被血溅污衣。既而杨广等下船归家，血亦随人直至水滨。其人以蓑笠置船上，被雨冲湿，亦有红色如血。次曰，但见船中有血，凝定可斗余，人皆惊异。

时礼官复奏，以所在灾异叠见，请遣官祭祷岳镇海渎诸神。诏从之。

臣冠私议曰：血者，阴属也。班史《五行志》谓之赤眚赤祥。汉惠帝时雨血于宜阳，刘向以为诸吕用事之应。京房《易传》曰：“佞人禄，功臣僇，天雨血。”是后妖人王臣依附貂珰，所至刮索珍玩，民间骚然。诸以左道进者，内侍梁方、韦兴，方士李孜省，髠徒继晓等，皆滥窃宠幸。已而王臣败，枭首于市，孜省等亦相继伏诛。孰谓天道谴告之不豫哉!

成化二十年岁次甲辰(1484)九月乙酉朔，越二十六曰庚戌，皇帝遣南京守备司礼监太监黄赐致祭于东岳上卿司命太元妙道冲虚圣祐真应真君，定录右禁至道冲静德祐妙应真君，三官保命微妙冲慧仁祐神应真君，惟神清虚冲澹，秉正存忠，灵妥三茅，功施社稷。朕自即位以来，二十年矣，四海奠安，万方宁谧，惟赖神之灵贶以致于斯，今特谕祭神，其不昧尚冀鉴之。

臣冠窃惟皇祖酌古准今，定为祀典，其山川称号，不过曰：“某山之神”而已。百年以来，治定功成，文曰滋盛，至山之称号至于如此。又以奠安社稷之功，皆归于神，意者其时词臣著作考据益精，而万、刘诸公辅相参赞，又别有道?非愚儒所知也。

尚书三原王公恕巡抚南畿时，尝以书抵东刘阁老，其词云：

“某薰沐再拜太保尚书学士寿光先生阁下，辱赐诗，奖与太过，感愧无已。仆岂好为此哉，诚以责任在己，不得已也。

夫公孤任天下之责者也，巡抚任一方之责者也。任天下之责者，天下之休戚不可以不言，任一方之责者，一方之休戚不可以不言。公孤居天子之左右，于其事之初，皆得而可否之。可者将顺之，不可者驹积之。是以天下阴受其福而不知其功。巡抚处千里之远，有所言，非奏疏则不能达，言非切直则不能尽其情，是以逆耳而难入，无益于成败，得罪于左右者多矣。

当今天下一统，如金瓯之完，无纤毫之缺，诚能以仁义道德为城郭以居之，立纲纪法度为甲兵以守之，使人不得而窥瞰，物不得而搏击，则斯器可以千万世为国家之所有。若置之通衢之中，无城郭以居之，无甲兵以守之，使人得瞰之，物得搏击之，万一有损，不能无费大匠陶熔之力矣。近观时政，如置新器于通衢而不之顾也，仆窃为国家忧之。是以言之至再至三。即不见从，又不得去，而徒为是凛凛也。声名之有无，岂暇计哉!

执事为国家之元老，居论道经邦之地，苟以嘉谟嘉猷入而言之于内，出而顺之于外，使国家置斯器于安，固保斯器于无穷，其功岂不伟哉!保之之道无他，惟在乎节用爱人，进贤退不肖而已。噫!非执事不敢为此言，亦非执事不能容此言，惟察其愚而恕之。幸甚。”

成化末年，中外争进奇玩以邀恩泽，倖门大开，爵赏狠滥。又广营寺观，帮藏虚竭，内阁诸大臣无一言正救。独王公连上疏谏诤，寿光盖作诗以誉公，实则讽其言之太直，欲使缄默，与己同流，不至于泾以渭浊耳。公复以此书，词直气昌，略无畏沮之意。其未云“节用爱人，进贤退不肖”，在当时尤膏盲之箴贬也。

宪庙时，德王之国，欲迎养母妃，疏请于上。诏报曰：“汝母即朕母，朕养即汝养。汝以一国养，孰若朕以天下养。”王遂不敢复请。

一时中外传诵，无不称叹。盖数言之间，上不违祖宗家法，中不失天子之孝，下不伤兄弟之情。而其词温厚简当，得王言之体，可以为万世法矣。

安成彭公礼巡抚南畿时，命苏郡立周、夏二尚书祠于胥门之西岸，岁时祀之。周则文襄公忱，夏则忠靖公原吉。后有人题诗于胥口之伍相庙云：“周、况曾蠲百万租，二公遗爱在三吴。乡人近曰祀冯道，为问将军合义无。”盖指忠靖也。(原注：忠靖先事建文朝，故有冯道之目)殊不知三吴减额之议，实由忠靖发端，周、况二公特收其成功耳。以此而血食于吴土，固宜，不暇论其他也。吾苏陆全卿为御史时，尝亲见户部旧牍中减粮额事，因知皆本于忠靖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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