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讲记 第二讲

　　这一讲主要讨论《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以及读书求学应该遵守的次第。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内容，与下面第五部分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中心。

　　教育要教些什么？初学者应该选择哪些典籍作为必读的东西？古代的文化典籍汗牛充栋，仅以乾隆时代纪晓岚领衔编纂的《四库全书》，就汇集了从上古到清代前期几乎所有的重要典籍，历时二十年，共收书 3461种，79000多卷，分为经史子集四部，总字数约有七亿汉字。人一生什么事不做也读不完。面对如此浩瀚的知识海洋，难怪庄子慨叹：“人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人生只有短短的几十年，而知识的追求是无穷的，如何才能在有限的时间里少走弯路，一下就摸到中国文化的核心呢？《三字经》早就为我们铺平了道路，这就是我在这里要与大家一起讨论的内容。

　　下面看原文：

　　凡训蒙，须讲究。详训诂，明句读。

　　训蒙是对小孩子的开蒙教育，必须要讲究、一定要重视，应该用最优秀的师资力量来给小孩子开蒙。底子打不好、基本功不扎实，今后的造诣就会受限制。但是怎样讲究？讲究什么？这就需要为师者在教学方式、教学内容、课程进度等诸多方面下一番功夫了。

　　千人千面，世间没有同样的两个人，这就是俗话说的“龙生九子，九子不一”。每个孩子都有个人的特点，从性格、能力、接受程度诸多方面都有不同，所以要因材施教，注意在教学方法和教学内容上的区别和讲究。

　　现代教育走上了教育产业化的道路，搞工业化生产线那一套。看看今天的“教育产品”就一目了然了，小学生从服装、课本、作业到考试，一切都是统一的，将来小孩子毕业了，就是“罐头产品”、就是“可口可乐”，从包装到内容全都一样，一点特点也没有。所以用工业化方式进行教育是否可取，要仔细斟酌，否则生产出来的学生连“标签”都一样，都是教育产业的成品。有特点的独立性的人没有了，创造性的人才当然也就没有了。

　　在传统教育中，老师要根据每个学生的特点采取各异的教学方式，私塾学堂里面每个学生的学习进度、使用的教材都不同，这样才能最大限度的满足学生的需求。孔子讲授“仁”，一个学生一种方法，内容都不一样，所以仁字在《论语》中出现了66次之多。一个仁字果真有如此多的岐义吗？不是，这只是孔子的教学方法，是针对每个学生天性、秉赋的特点帮助他理解“仁”字的含义，否则他听不懂。对孝字的解释也是如此，《论语》中记载，孔子的学生问孝，孔子的回答每个人都不同，例如子夏问孝，孔子回答说：“色难”。给父母脸色看，是子女经常干的事，如果能够做到不给父母吊脸色，就是孝。 “色难”有两重意思，一是脸色难看，二是不使脸色很难。这是针对子夏说的，可能子夏经常犯“色难”的毛病。其他学生，不“色难”，孔子就要换个说法了。因此，人文学科的许多东西是没有标准答案的，佛家常说“法无定法”，要因人设教，这是在教学方式上的讲究。

　　在教学内容上的讲究，就是“详训诂，明句读”。训诂与句读是读古书的基本功，训者解也，诂者古也，所谓训诂就是用通行的白话解释古文的词义和字义，后世发展成一门专科学问，叫训诂学。中国的文化典籍经过“焚书”的浩劫和秦末的战乱，至两汉时已经是残破不全了，特别是“五经”，后人已经很难读懂了。于是汉儒们才出来训诂，对五经进行注释和考据，通经的人称为 “五经博士”，所以训诂学起源于汉朝，被称为汉学。现代西方国家将中国文化统称为“汉学”是不确切的。

　　清代是训诂学发展的鼎盛时期，分出训诂学、章句学、考据学、注释学等专门学科，后世统归为语言学。今天高等学府里面开设的文献管理、档案管理、图书馆学等专业都开设此类课程。但是研究归研究，到底有多大的实用际价值则是另外一回事。有人就为一个字、一句话考据一辈子，可以写上百万字的文章，甚至拿个博士学位。

　　句读相当于现代的标点符号, 古文都是一文到底，不用标点符号，注意不是没有，而是不用，没有和不用是两回事。为什么不用？因为文章一经圈点，文气就断了，正如人的三焦之气本是畅通的，如被截断气机就滞塞不通一样。文章是有生命的，有眼有气，文气一断文意就僵了，文章就死了。一部《论语》一辈子都读不厌，每年读有每年的理解，每次读有每次的体会，句读一变，整个文意就大变，真是奇妙得很，所以不能断死。宋儒将《论语》活生生的二十篇文章断死，变成现在的253条僵化的语录，除了断章取义方便以外，孔子的思想被严重扭曲。因此对古文训诂可以，不能翻成白话文；明句读可以，不能做句读。

　　但是对初学者，一定要将文义、字义讲明白，将文章的初始句断讲解清楚，以便帮助初学者理解。句读的基本原则，就是“语绝为句，语顿为读”。语气结束的地方为“句”，用圈（句号）来标记,没有结束的文句叫做“读”,用点(逗号)来标记。古人常有“可圈可点”一词，赞颂某位历史人物的功业。

　　句读点错了，常常会闹笑话、出歧义。例如当年批孔运动中，常用《论语》里面“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一句话来说事，说孔子为专制帝王帮忙，推行愚民政策。还将老子拉过来陪绑，因为《老子》中有“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的话。老子与孔子说的是不是同一个话题暂且不论，即便孔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原话也没有任何“愚民”的迹象。孔子是伟大的教育家，是他把教育从贵族的殿堂推向民间，才有后世的社会教育，这是孔子的伟大贡献。孔子是有教无类，要将所有人都教明白，如果要“愚民”，他又教导谁去呢？这从道理上就讲不通。

　　但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误解呢？断句断错了。孔子的意思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老百姓懂道理，就随他们去，为政者不要没事找事；老百姓不懂道理，就要教育他们，这是为政者的责任。同理，孩子听话，父母就不要这也不是那也不对的挑剔；孩子不听话，父母就要好好地对他进行教育。断句断错了，就变成“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了。是孔子说错了吗？不是！是你自己断错句了。

　　至于老子说的“虚其心，实其腹，弱其知，强其骨”一句，心本是人的意念活动，减少意念活动，你的丹田之气就能充足；知是人的欲望，减损你的欲望，你的身体就能强壮起来。老子说的是养生之道，跟愚民政策，风马牛不相及。

　　为学者，必有初。小学终，至四书。

　　读书求学，必须有一个良好的开端才能奠定扎实的基础。按中国的古礼，也就是周公之礼，小孩子六岁就读小学，先从生活规范开始学起。八岁开始学字，也就是学六书；十八岁束发，行冠礼以后入大学。因此《大戴礼记?保傅篇》中说：“古者八岁出就外舍，学小艺焉，履小节焉；束发而就大学，学大艺焉，履大节焉”。“礼乐射，御书数”六艺，是小艺；“诗书易，礼春秋”六经，是大艺。传统教育中的小学阶段，是先学习做人以及如何生活，然后再传授知识，学习六艺；最后才是六经的大学之道，这是我们中国传统教育走的路线。

　　生活规范教育的主要内容，就是子游在《论语?子张篇》中说的“洒扫、应对、进退”，不要小看这六个字，它既是生活教育也是人品教育，是中国文化教育一贯的传统。我们今天提倡的生活教育，大多是与职业、赚钱相结合的技能培训，与传统的生活教育是两回事。小孩子娇生惯养的多，特别是富家子弟，家里都有佣人，他们自己哪里会洒扫庭除。现代人不会扫地、抹桌子的多得很，扫把乱挥搞得尘土飞扬，一块脏布越擦越脏。连最基本的洒扫庭除都不会，今后他们如何面对生活呢？

　　应对之事就更成问题了。常有这样的孩子，你问他：贵姓？他就回答：我贵姓某。府上哪里？他会说：我府上某地。应对的礼仪根本不懂。至于进退就更难了，一件东西该不该拿、一件事情该不该做，这些都是大学问，小的时候就要开始教。如见到长辈如何问候、到亲友家拜访，该站还是该坐，站在哪里、坐在哪里等都要教育。现在这些都没有了，小孩子见到长辈一声不吭，到客人家里拉抽屉、开柜子，没有一点规矩，可见我们的小学教育大有问题。

　　传统的小学要教授文字，除了上面提到的训诂、句读以外，还要学习汉字的结构和起源，就是“象形、指事、会意、形声、转注、假借”，六书之学。在形声义三方面，给小孩子打好文字基础。这方面的教材，周朝用《史籀篇》，秦汉用《仓颉篇》，以后出来《急就章》，六朝以后用周兴嗣的《千字文》。

　　此外，小学阶段还要接受“礼乐射，御书数”的小六艺教育，也就是我们今天说的德智体全面发展。礼是生活规范，乐是艺术，射是射箭，相当于今天的健身，御是驾车，相当于今天的军训；书是文字和书法，数是数学，相当于今天的自然科学。可见，传统小学教育的内容绝对不比今天少，可能还更全面。可惜，古六艺的传统教育今天已经没有了，在日本还有点依稀仿佛的影子，日本人将其转变为“八道”，即茶道、艺道、花道、书道、剑道、棋道、柔道和空手道，作为八个文化传统保留下来了。

　　小学期间，行有余力的可以读“四书”，但是老师一般不开讲。什么时候开讲呢？要根据学生的程度和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般是要到大学阶段，老师才详细讲解四书中的道理。四书是《大学》《中庸》《论语》《孟子》四部儒家经典著作，本来《大学》与《中庸》只是《礼记》中的两篇文章，南宋光宗绍熙元年(1190年)，朱熹将之抽出来，与《论语》《孟子》合在一起，称为四书。经朱熹注解的四书，代替了五经的地位，在元明清三代成为科举考试的标准，是士子学人的必读之书，对中国近古时期的政 治、思想、文化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朱熹，字元晦，号紫阳，祖籍徽州(今安徽歙县)婺源，是宋代理学的代表人物。朱熹十九岁中进士，曾做过五任地方官，但时间都很短。他主要从事于学术研究和教育工作，曾修复白鹿洞书院、岳麓书院，建立武夷精舍、沧州精舍等，广收弟子门徒，传播理学。朱熹一生著述甚丰，代表作品有《晦庵先生文集》、《朱子语类》、《四书章句集注》、《周易本义》、《资治通鉴纲目》、《诗集传》、《楚辞集注》等。

　　概括地说，四书中的《中庸》谈理，相当于认识论；《大学》谈法，相当于方法论；《论语》《孟子》是事例，由孔子、孟子两位名角，一个演仁，一个演义，生动地表演给我们看。但是在儒家思想的传承上，是孔子传曾子，曾子著《大学》；曾子传子思，子思著《中庸》，代表了原始儒学的三代人。许多人以为《大学》《中庸》就是孔子的思想，其实不对。《大学》与《中庸》是曾子与子思的学术论文，他们继承了孔子的学术思想，不能代表孔子的思想。而《中庸》与《大学》的学术观点又有不同，这是要注意的。

　　至于孟子晚了孔子165年，只是子思的门人，因为孟子的年龄小于子思近100年。

　　论语者，二十篇。群弟子，记善言。

　　儒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是中国人思想的根基。想了解中国传统文化，就必须首先了解儒家思想，而要了解儒家思想，就不能不了解孔子的思想，了解孔子思想的最佳途径就是阅读《论语》。《论语》是孔老夫子教学传道的记录，一共有二十篇，内容是孔子的学生记载圣人的言行，谈论为人、处世与为政行仁的言论，其中既有孔子与学生的对话，也有学生之间的相互问答，十分难能可贵。

　　古代相传的《论语》有三种，即鲁国流传的《鲁论》二十篇、齐国流传的《齐论》二十二篇，以及孝景帝年间，鲁恭王坏孔子故宅墙壁，得到的《古文论语》。但《古论》和《齐论》到了汉魏之间，都已逐渐散失，现在传诵的《论语》只有《鲁论》二十篇了。

　　《论语》的编纂者，历代学者均认为是孔子的弟子和门人，例如，班固认为，“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郑玄则认为是“仲弓、子游、子夏等撰定”。当代学者则认为《论语》非成于一人一时，而是孔子的弟子、门人们根据自己所记，不断补充、辑录，经历了很长的时间才纂集成书的。最后的定稿者应是曾参的学生，时间大约在公元前四百年左右的战国初期。

　　中国的传统文化，经过战国与秦汉的大动乱之后，变得支离破碎，亟须重新整理。于是汉儒们便极力注重考据、训诂、疏释等工作，这种汉儒学者特有的风格就是著名的汉学。唐代儒者的学风，大体还是因袭汉学，对于章句、训诂、名物等类，更加详证，但对儒学的义理并无特别的创见。宋代以后，有理学家的五大儒者兴起，自谓直承孔孟以后的心传，大讲心性微妙的义理，这就是宋儒的理学。与汉儒们只讲训诂、疏释的学问，又别有一番面目。直到明代的儒者，仍然守此藩篱而不变。明亡以后，儒家学者如顾亭林等，对于“平时静坐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的理学，深恶痛绝，认为这是坐致亡国的原因，于是提倡回过头来做学问，恢复老路线。但求平实治学而不重玄谈，仍然注重考据和训诂的学问，这就是清儒的朴学。

　　由此可知儒家的孔孟学术，虽然经汉、唐、宋、明、清几个时代的变动，虽治学方法和所走的路线不同，但是尊崇孔孟，不敢离经叛道则是共同的。这样就把和蔼可亲的孔老夫子塑造成一个不苟言笑的偶像，把孔子温良恭俭让的善言，变成一本刻板教条的语录。这是在帮孔子的忙还是拆孔子的台，实在难说得很。

　　孔子以后，儒分为八，弟子们各据一方，弘扬儒家的学术思想。汉代以后，儒学大体上分成四类：一是政 治的儒学，统治者为了政 治的需要，扯大旗做虎皮，孔子变成“大成至圣文宣王”了。二是学术的儒学，专门搞儒学的学术研究，如汉学、朴学一类的学院派。三是民间的儒学，走私淑儒家思想的路线，从协调伦理关系入手，来立命做人，修心修身。最后是(名称替换)的儒学，把孔子的话当成圣经，把孔子的偶像供在孔庙里吃冷猪头。

　　孟子者，七篇止。讲道德，说仁义。

　　《孟子》这部书共有七篇文章，是孟子的弟子万章、公孙丑等人整理记录孟子言行的书，内容都是讲道德，说仁义，如崇尚王道、排斥霸道、阐明性善、辟斥邪说等。四书的文字分量，共五万六千多字，《论语》只占29%，《孟子》则占了63%，因篇幅较长，所以《孟子》的七篇文章，每篇都分为上下两编。古人不参加科考的可以不读《孟子》，但走仕途之路的士子，必须熟读此书。《孟子》的文章写得实在好，文意贯通、文采飞扬、说理透彻，有条不紊，后世的所谓“唐宋八大家”无不因袭孟子的文风。

　　孟子，名轲，字子舆、战国时邹国人，生卒年月不详。一般认为是生于公元前385年(周安王17年)，卒于公元前304年(周赧王11年)。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中只用了137个字，从正面记述了孟子的生平。

　　司马迁说：“孟柯，邹人也，授业子思之门人。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适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于事情。当是之时，秦用商君，富国强兵。楚魏用吴起，战胜弱敌。齐威王、宣王用孙子、田忌之徒，而诸侯东面朝齐。天下方务于合纵连横，以攻伐为贤，而孟柯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叙诗书，述仲尼之意，做孟子七篇”。

　　孟子是子思的再传弟子，是战国中期的大学者，曾周游齐、宋、滕、魏等国，试图说服诸国君王接受道德仁义的政 治主张，均因其学说“远水不解近渴”而不被采纳。故此晚年去齐回国，专心从事学术研究和培养学生。

　　孟子继承并发展了孔子的思想，在那样现实的时代环境中，他始终为人伦正义、为道德政 治，奔走呼号，而绝对不受时代环境的影响。后世有人嘲笑孟子不识时务，以孟子的聪明才智和雄辩之力，如果改变一下思路，搏个富贵功业还不是易如反掌。

　　讲阴阳五行的驺衍来到魏国，梁惠王亲自到郊外迎接，执宾主之礼。孟子来见惠王，梁惠王开口却说：“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利于吾国乎？”不但不尊重，而且毫不客气。但是孟子十分清楚自己的使命和责任，向时代风气妥协，非不能也，实不为也。明知道挽救不了这个时代，还是尽自己的力量，多救一个是一个，这就是圣人。

　　孔子不也是“明知不可而为之”吗？周游列国到处受瘪，还被困在陈蔡饿肚子。孔子形容自己，“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吆喝了一辈子也没把自己推销出去。孔子的学问，是五百年以后，到汉武帝的时候才兴起来，董仲舒弘扬孔学、司马迁撰《史记》赞扬孔子，才大大地抬头。伟大的人物活着的时候都是倒霉，死了以后才吃香。所以说孟子继承了孔子的文化思想，是儒家思想的重要开辟者。

　　但孟子毕竟去孔子165年，所处的时间、空间背景都不同。孔子温良恭俭让、孟子间有侠义之气，二人的性格、脾气完全不同，所以孔孟二位圣人在为人处事、劝政说理的风格上也迥然有异。孟子有雄辩之材，例如他说服齐宣王行仁政，说得宣王无言以对，只好敷衍地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色”。我有毛病，我好色，没办法施行仁政。孟子说：好色有什么关系！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谁不爱自己的女人呢？周文王的先祖太王也好色，如果您能将此心推广开来，使国中内无怨女，外无旷男，好色又怎么会影响您施行仁政呢？宣王又敷衍说：“寡人有疾，寡人好货”。我还有个毛病，我好财。孟子又说：好财货有什么不好？谁不喜欢财物，如周公的祖先公刘也是喜欢财货，他与百姓一起富国强兵，大王您如能与百姓同之，爱财与施行仁政有矛盾吗？宣王又说：“寡人直好世俗之乐”，我还爱听流行歌曲。孟子说：听何种歌曲并不重要，关键是看大王要独乐乐还是与人乐乐。是少乐乐，还是众乐乐。如能与民同乐，听歌又有什么不好呢？齐宣王被堵得走投无路，孟子正是在引导他走上仁政之路。

　　孟子被推崇为“亚圣”，其书被列入儒门《十三经》，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升格过程。在汉代，《孟子》与《论语》虽然同为子书，但实际地位却大相径庭。《论语》是儒家六艺的基础课，地位在经子之间，而《孟子》则属于普通的子书。在《汉书?艺文志》的目录中，《论语》在六艺略，《孟子》在诸子略。汉文帝时《孟子》虽然一度被设置为博士，但那是传记博士，汉武帝时即罢了。

　　唐文宗太和年间，国学石刻《十二经》，还是没有《孟子》。直到北宋仁宗嘉佑十二年(1061年)刻成的经书上，《孟子》才第一次被列入九经。

　　明洪武帝朱元璋认为孟子不应与孔子同享文庙之祭，下令撤掉孟子的牌位。到朱元璋晚年重新读到《孟子》“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一段文章时，不禁拍案呼好，又下令将孟子的牌位送回文庙。孟老夫子的命运可谓一波三折，实在是苦啊！

　　作中庸，子思笔，中不偏，庸不易。

　　孔子传道给曾子，曾子写了篇论文《大学》；曾子传道给孔子的孙子子思，子思又写了篇论文就是《中庸》。子思（公元前483-402年），名孔伋，是孔鲤的儿子，孔子的孙子。古人教育子女的规矩，是自己的孩子不自己教，就象医不自医一样，所以孔伋的老师是曾子。孔子弟子三千，最杰出的贤人有七十二位，排第一的是颜回，第二位就是曾子。曾子得到孔子思想的精髓，做了一篇文章，就是《大学》，他是孔子思想的嫡传者。可以说孔子、曾子、子思是一脉相承的前后三代人。

　　子思在《中庸》里说到孔子文化思想的根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孔子继承了尧、舜、禹这个一以贯之的传统思想，继承了由文王、武王时代确立的包括礼法、政 治制度、社会礼仪、文化精神等在内的宪章精神，这是周代文化的精神，也就是孔子弘扬的儒家思想。

　　儒家思想的传承体系是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孟子，用的都是《尚书》里面“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的十六字心传，孟子以后传承就断了。虽然孟子身后的荀子，也是儒家的代表人物，但到底还是走了样，已经不是纯正的孔子一派了。荀子的儒家思想融合了儒墨道三家的学术观点，发展了儒家的“礼学”，颇有向法家转变的趋势，所以他的弟子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的法家人物。

　　后世有些人批评孔子是为统治阶级帮腔的，这种说法既不正确，也不公平。孔子是“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处处推崇尧舜的“公天下”，希望人人自觉，都能够约束自己，方便他人，以恢复我们传统文化思想，保持良好的社会和家庭秩序，也就是后世批判的“克己复礼”。历代统治者无一不在利用孔子的思想，挂儒家的羊头卖自己的狗肉，这又与孔子有什么相关呢！

　　中庸思想，也是来自于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孔子说：“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孔子认为中庸太难了，普通人很少能够做到。中庸到底是什么呢？孔子讲的中庸与仁一样，有体有用。中庸的体非常不好理解，中庸的作用就是此处讲的“中不偏，庸不易”。中就是不偏，庸就是不易。

　　什么是中呢？一个方框，代表上下四方，中间有一竖直贯下来，不歪不偏就是中。任何事情都要取中，无论偏左、偏右都不行。孔子著了一部历史，叫《春秋》，为什么叫春秋呢？取中之意。冬天冷、夏天热，温度不适中；冬日长、夏日短，日照不适中，都不合乎标准。只有春秋不冷不热，白天与黑夜一样长，有中才可以作为标准。孔子的五德是“温良恭俭让”，温是第一的，太热太冷都是偏，只有温才是中。

　　高明的政 治家对两方面的不同意见，如果能够各保留其对的一面，舍弃其不对的一面，就中了，也最高明。这就是“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但孔子同时感叹说：“民鲜久矣”。普通人很少能够运用中和之道，走的多半都是偏锋。

　　什么是庸呢？庸是庸常之意，就是我们说的，普普通通、平平常常。平庸才能长久，普通才是伟大，这是宇宙间的基本法则。我们现代人都不甘寂寞，要拔高、要精彩，讲究“玩的就是心跳”。人生平平安安就是福，高处没有道只有险，高处不胜寒。常人不是如此，不知足不知止，求高求好。一求高事准糟，所以叫“糟高”。中庸就是告诉我们“中不偏，庸不易”的道理。这两句话是宋儒程颢、程颐说的，程子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了就不偏、庸了就长久。老老实实做人，踏踏实实做事就一生平安、幸福。

　　中不是目的而是方法，中的目的是和、是中和，所以子思在《中庸》里才说：“致中和天地位焉，万物育焉”。有中才能达到和，和是宇宙万物之理。夫妻和才能生贵子，家和才能万事兴，和气才能生财。总之都要和，不和就不生，就没有生气。天之和是太和，地之和是中和，人之和是保和。能时时保和就能达到中和，保持住中和就能恢复到太和。北京紫禁城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不正是此意吗？

　　作大学，乃曾子。自修齐，至平治。

　　《大学》这部书是孔子的学生曾子所著，共有十章，完整地阐述了一个人从格物致知开始，直至治国平天下，超凡入圣的八步功夫，是儒门修心修身的方法论。特别是曾子在开篇讲的第一段话，是《大学》全书的精华之所在。

　　“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止于至善。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明明德、亲民、止于至善，是实现大学之道的三个纲领。明德指我们的性德，它是天赋的、善良的、本来就光明，在圣不增、在凡不减。如果你修它就有，不修就没有，那是生灭法，就不是明德了。但我们的明德被后天的秉性和习性遮蔽了，象落满灰尘的镜子一样不明了，该怎么办呢？把镜子上面的灰尘擦掉，让本有的明德放出光明，就是明明德，佛家称之为“明心见性”。明明德是彻底搞明白了，仅仅明白道理没有用，一定要去做，要落实在实际生活中才能受用，所以明明德之后紧接着就要亲民。亲民就是爱你的同类、爱众生、爱环境、爱这个世界，也就是孔子说的“大孝孝于天下”。第三步则是“止于至善”，至善是慈悲已极、是不讲任何条件的博爱，这是亲民的圆满果报，是实行出来的，不是坐在家里求出来的。

　　曾子讲的三纲领，其实与佛家讲的三觉悟是一件事，只是说法不同而已。“明明德”就是“自觉”，“亲民”就是“觉他”，“止于至善”就是“觉行圆满”。三个纲领都实现了，你就成佛了。能够自觉的是罗汉，能够觉他的是菩萨，觉行都圆满了就是佛。三者之中，一环扣一环，互为因果，但有轻重本末之分，学者一定要辨别清楚。其中，明明德是本，亲民是关键，二者是因。明明德是明白了，明白了要去行道，不行没有用。只是说食数宝，看菜谱不点菜，终归填不饱肚子，所以才要亲民。其后才有“止于至善”的果报。正因为如此，曾子才说：“物有本末，事有终始，知所先后，则近道矣”。

　　如何才能落实“亲民”呢？孟子接下去详细论说，要分三圈来实现。第一圈叫“亲亲”，亲是指有血缘关系的家人，先亲近你的家里人。做善事一定要先从自己家里做起，先帮助你的兄弟姐妹，这是根本。第二圈是“仁民”，就是爱你的同类、帮助你的同胞。人要先从帮助家里人开始做起，然后将爱心一步步地扩散开去，再帮助你的同类。第三圈是“爱物”，是爱众生、爱万物、爱生态环境、爱这个地球宇宙。爱心是一圈一圈扩大出去的，“亲亲”还没有做到就跑去爱物，是本末颠倒不知先后，就无从近道了。别人看到你这个样子做善事也会误解你，认为你不是脑筋有问题就是别有用心，因为正常人办事一定是按照程序来的。

　　如何检验你的修行到达哪一步功夫了呢？曾子接着又提出检验效果的五项标准，就是“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几句话把得道的整个过程都说尽了。首先必须要知止，知进知退、知足知止，是第一层意思。人的心念象狂奔的野马，必须让它停下来定住，才能看清楚四周的一切。否则你骑在狂奔的野马上，走马观花，什么也看不清楚，这是知止的第二层意思。知止了就定住了，定住就能扎下根，就风平浪静了，所以说“定而后能静”。心平气静一定身心安泰，身心安泰头脑就灵光，智慧开发出来了，就是“安而后能虑”；如此修行一定能得道，就是“虑而后能得”。

　　“定静安虑得”，是修行上一连串的因果关系，知止是因，定就是果；定是因，静就是果；静是因，安就是果；安是因，虑就是果；虑是因，最后的得就是果。

　　有定是真阳木，真阳木有定力、能受气、越遇逆境越乐，能不动性就是佛。能静是真阳火，真阳火明理达时、不争不贪。不争不贪，福禄无边，有无穷的快乐，就是极乐世界现前。静而后能安，心安理得就肯认命，真认命了才能信因果，信因果就是真阳土。

　　知止是持戒，有戒就能得定，才有定静安的果报。再由戒定而生慧，慧就是这里的虑。虑而后就自然能得，得什么？得到明德。所以一部《大学》始终扣住的主题就是，“大学之道在明明德，在亲民，在至于至善”。明德是立身立己，亲民是爱人立人，止于至善是起心动念，利益一切众生。儒家与佛家没有两样，所以宋儒张载说：“东方有圣人、西方有圣人，此心同，此理同”。

　　具体到方法上就是八个条目：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前面五个是修正自己，后面三个是服务社会。正心是端正自己的思想，怎么使自己的思想端正呢？要诚意，要使自己的心念沉静下来。怎样才能诚意呢？要致知，有一个正确的知见，知见不正确，行为是不可能正确的。怎样才能使知见正确呢？要格物，要探究事物之理，以尽物之性。格物、至知、诚意、正心，能达到此四步功夫叫“内圣”，自己内心的修行已经圆满了，就是圣人。内心圆满了，然后将你所学所得向外扩展，所以后面四步工夫叫“外王”。修身是把自己先管好，树立一个好样板，其次是齐家，把家族治理好；然后是治国，国是古代的地方行政单位，最后才是平治天下。

　　八步功夫中最重要的是先修己心，使自己达到内圣的标准，然后再修身、齐家。如果有机会来治理国家，为大众服务，放出去就是外王；如果没有这个机会，就教化众生，著书立说，做千古的圣人。孔子、孟子就是好榜样，明知道所处的时代是衰世、乱世，知道统治者不欢迎道德仁义的理念，还是死马当作活马治，知不可而为之，这与(名称替换)家悲天闵人的博爱胸怀没有两样。

　　孝经通，四书熟。如六经，始可读。

　　读书首先要读《孝经》，这是按照“首孝悌，次见闻”的教学顺序下来的。《孝经》是儒门十三部经典里面的第一部，共有十八章。古人求学，一定是先读《孝经》，后读四书。《孝经》是曾子问孝，孔子回答，曾子退而与弟子们研究讨论，再由弟子们整理而成的。《汉书?艺文志》上说：“夫孝天之经、地之义、民之行也，举大者言，故曰孝经”。

　　《孝经》十八章，只讲了一个问题，什么叫做孝。全书将社会上各阶层人士，从国家元首到平民百姓分为五大类，就各类人的本位，提出实施孝亲的方法和原则，所以是自古以来学者要读的第一书。

　　行孝要根据每个人所处位置而定，在何本位就实行何种孝道，所以有天子之孝、诸侯之孝、卿大夫之孝、士子之孝、庶人之孝，不是死板板的。孔子回答弟子们关于孝道的问题，一个学生一种答案，都不一样。难道孝道没有统一标准吗？不是，这只是孔子的教育方法，要针对每个学生的特点，具体情况具体答复。子夏问孝，孔子说“色难”，脸色不好看。虽然对父母的吩咐你照做了但吊个脸子，父母看了会伤心难过，这就没有做到孝。

　　曾子问孝，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初也”。我们这个肉身是向天地父母借来用的，借了这个肉身的假，来修自己的真。寿命终了的时候要归还父母的，借别人的东西一定要妥善保管，否则就不好还了。

　　孝不是一成不变的愚孝、傻孝，糊涂父母要子女也干糊涂事，能听从吗？绝对不行。那如何处理这种尴尬的处境呢？这就要好好读孔子讲的《孝经》。十八章书只讲了一个孝字，可谓是深入浅出，条缕详明。读书一定要活读，不能死读，读死了，孔子的话就变成僵化的教条了。

　　如何才是行正孝而不是愚孝，并不是件容易的事，既要读《孝经》也要配合自己的智慧，才不至学呆。如《孟子》一书里面有“父攘羊子告”的事例。有一位为人父者，偷了邻居家的羊，攘不是主动去偷，而是将跑到自己家里的别人家的羊扣下，其子就告发此事。儿子做的对不对呢？单从法制角度看，应该说没错。但是此举合法不合理，父亲偷羊，儿子事先有否劝谏？既偷之后，有否劝父亲把羊还回去？有否劝父亲主动去自首？如果这些都没有做，就告发父亲，此举就不合情理，根本没有孝道可言。

　　因此，先把《孝经》的道理融会贯通了，再读四书，学习做人处世的道理，这是做学问的基础。四书的内容能熟练掌握了，然后才能研究六经这些深奥的典籍。

　　诗书易，礼春秋，号六经，当讲求。

　　《诗经》、《书经》、《易经》、《礼记》、《周礼》、《春秋》合称为六经，凡是有志于读书的人，都应当仔细研习，探求其中的道理。六经占了中国文化史上的六个第一：

　　《诗经》是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

　　《书经》也叫《尚书》，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

　　《易经》是中国第一部经典，后世的诸子百家、一切学问都根源于此；

　　《周礼》是中国第一部组织管理与典章制度专著；

　　《礼记》是中国第一部文化资料汇编；

　　《春秋》是中国第一部编年史。

　　后世将《周礼》除去，称“五经”。五经代表的是中国传统文化，是上古时代文化思想的中心。《论语》中将其定义为“皆雅言也”，能使人思想纯正、言辞高雅。五经各有其名：《诗经》叫葩经、《书经》叫壁经、《易经》叫羲经、《礼记》叫戴经、《春秋》叫麟经。《礼记》中有一篇《经解》，对五经做了简明扼要的介绍。

　　《经解》篇中说：“温柔敦厚，诗教也。” 诗教不是让人去当诗人，十个诗人九个半有神经病。诗的教育，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名称替换)等文化内涵，能使人温柔敦厚，内心升华。

　　“疏通知远，书教也。”《书经》是中国第一部历史文献资料，读史的目的是为了懂得人生、懂得政 治、懂得过去而知道未来。人读了历史，要能够通达透彻地了解世故人情，要能够疏通知远。

　　“广博易良，乐教也。”乐是艺术门类的总称，包括了音乐、美术、文艺、运动等等。“易良”是由坏变好，变得平易而善良。

　　“洁静精微，易教也。”洁静是哲学的、(名称替换)的圣洁，精微是科学的、逻辑的严密。《易经》的思想既是科学的哲学，也是哲学的科学，融合了哲学、科学、(名称替换)三种精神。

　　“恭俭庄敬，礼教也。”礼是文化思想的总称，礼教是对人格的修养，人品的薰陶。

　　“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辞”是研究历史资料，“比事”是类比今人今事。历史可提供我们政 治、经济、军事，乃至其他人生方面的经验。中国文化有五千年的历史，对于为人处世，处处都有借鉴的经验。

　　把五经读死了的书呆子，就会适得其反，五经就变成毒药了。

　　“《诗》之失，愚”。总是无病呻 吟，咬文嚼字，“关门闭户掩柴扉”，此类文人就愚蠢之极，笨蛋一个。

　　“《书》之失，诬”。读历史要注意，前朝的历史都是后朝人编的，如明史是清朝人编的，清廷出资官修明史，你能完全相信吗？除了历史上的人名、地名、时间是真的，其它内容恐怕靠不住。中国的现代史更是不可信，中学的历史课本就年年改，连日本人也学了这一手也修改教科书。孟子说过：“尽信《书》则不如无《书》”，所以说“书之失，诬”，你上当了。

　　“《乐》之失，奢”。艺术文化太发达，社会风气就会变得太奢靡，历史上的文明古国都是在文化艺术鼎盛时期衰亡的。清朝中期以后，八旗兵因安乐太过，军事能力颓废退化。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视察浙江清兵大营，杭州绿营兵吹奏箫管细乐迎驾。乾隆大怒，说“你们是军人，整天地吹箫弄乐，还能骑马打仗吗？”于是下令，军中只准用征鼓号角，其余笙管细乐一律禁止。

　　“《易》之失，贼”。一个人学了《易经》，动不动就掐指一算，会变得贼头鬼脑的。况且“察见渊鱼者不祥”，历史上未卜先知的人没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礼》之失，烦”。礼固然重要，但过分讲礼数，搞得繁文冗节就烦死人。前清的旗人见面问安，能从老太爷、大少奶奶，一直问到你们家里那只黄雀，烦透了。

　　“《春秋》之失，乱”。懂了历史的春秋大义当然好，但有时候读历史会出问题。古代帝王读历史，学阴谋诡计的占多数，真正以史为鉴，检查自己的少之又少。这些人不读历史还坏的有限，史书读多了，反而祸国殃民。

　　有连山，有归藏。有周易，三易详。

　　中国的《易经》本有三种，《连山易》《归藏易》和《周易》称为三易，这是“三易详”的第一层意思。《连山易》和《归藏易》早已经失传了，如今流传下来的只有《周易》一种，是经周文王姬昌整理过的，故此称为《周易》。

　　相传伏羲氏画八卦，始有卦象。其时还是结绳记事，没有文字，只有图形。直至近代，云南的少数民族还是结绳记事，家里门后面挂几条绳子，有几件要办的事情就在不同的绳子上打几个结。到神农氏时代发展出《连山易》，黄帝时代出现了《归藏易》。三王时代的夏朝用《连山易》、商朝用《归藏易》、周朝用《周易》。周文王著卦辞，周公旦著爻辞，又经过孔子整理后，系易辞，加入十翼，也就是孔子研究《易经》的十篇论文。一部《周易》浓缩了四代圣人的智慧，故此《易经》名列为五经之首。

　　这三种易经有什么不同呢？八卦中乾为天、坤为地，离为火、坎为水，艮为山、兑为泽，巽为风、震为雷。《连山易》以艮卦起首，《归藏易》以坤卦起首，《周易》以乾卦起首，三易所画八卦的位置不同。方位一变，六十四卦的卦体跟着变异，内部的384爻也随之而变。

　　我们今天见到的《周易》，是周文王在羑里做牢七年，研究易经的心得体会。《连山易》和《归藏易》虽然失传了，但是据南怀老研究，还是可以从象数里面看到一些端倪。道家的术数之学，如丹道、医药、堪舆等学问，都有《连山》与《归藏》两种易学的东西，此外在《易纬》和《关朗易传》中也还有一点依稀的影子。

　　那什么叫做易呢？易字的甲骨文字形，上面是个日，下面是个月，太阳和月亮之间的关系就是易。《易经》是中国最早研究天文、自然的科学著作，其中提出了三个原则，就是三易，这是“三易详”的第二层意思。

　　“三易”的第一易，是简易，简单得象太阳和月亮一样，天天能看见、抬头就看见。其实宇宙的法则根本就是至简、至易的，真理总是最简单、最平淡的，复杂是后天人为的。最简单、最平凡的就是最美好、最伟大的；简易的生活是最正常的生活，简易的饮食是最健康的饮食，复杂的结果只能是劳民伤财。

　　第二易，是变易，世间的一切事物都像太阳和月亮一样，永远在运动、永远在变异，所以学易先要明变。上智之人不但知变，且能适应变；中智之人跟着变、随着变走；下智之人变过去了还不知道，还在那里怨天尤人呢。

　　第三易，是不易，万事万物虽然随时随处都在变，但有一个不变的理体，理是永恒的、体是不变的。例如，太阳和月亮永远在运动，但永远不会撞到一起，因为有引力之理在，有太阳系的法则存在。哲学家把这个不变的理叫做本体，(名称替换)家叫上帝、佛、主宰…，总之说的都是一回事。在内是不变的理，中间是简易的数，外面就是千变万化的象，这就是易的全体。

　　有典谟，有训诰。有誓命，书之奥。

　　书经又称《尚书》，尚有上的意思，书是文献汇编，《尚书》也就是上古时代的文献汇编，是我国第一部记言体历史文献汇编，其文辞古奥，分为典、谟、训、诰、誓、命六种文体。

　　相传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对六经文化进行过系统地整理。孔子将书经中残缺不全、无文献可考的东西删掉。有些属于私人谱牒性质的诰命，选取重要的留下来，合为百篇，其内容上自尧舜，下至春秋时代的秦穆公为止，分成虞书、夏书、商书、周书四个部分。

　　为什么孔子叙述历史要从尧开始呢？因为尧以前的文献资料不充分，不敢轻易下结论，这是孔子做学问的态度。对尧以前的远古史，我们只能从甲骨文及考古文物中去发掘了。

　　六种文体中的“典”是帝王受命之书，凡可以做为常法永存的圣君明王录也称为“典”。历史上有“三坟五典”，今天仅存“尧典”与“舜典”两篇了。“谟者谋也”，是臣子献上的计策，如“大禹谟”。训是臣属对君主的谏言，如“伊训”；诰是晓谕帝王的言辞，如“汤诰”；誓指君主出征前的讨敌檄文，如“甘誓”、“秦誓”等；命是君王发布的命令。

　　《书经》里面收录了六大类、五十八篇文章，类似现代的官方文体文件，学生要熟悉这六种文体，以备将来出仕时起草公文之需。

　　孔子删定的百篇《尚书》被秦火焚毁。汉文帝登基后，昭告天下征集《尚书》书稿，有一九十岁的伏生，口授《尚书》一部。至汉武帝时，鲁恭王刘馀为扩建宫室，要拆除孔子故宅。在拆墙的时候，发现了夹层里藏的竹简，内有《尚书》五十八篇，史称《古文尚书》。孔子十一代孙，经学家孔安国奉汉武帝昭，将古文改写为隶书并为之作传，史称《今文尚书》五十八篇，较今天的《尚书》多出十六篇。

　　我周公，作周礼，著六官，存治体。

　　周公，姓姬，名旦，是周文王的四子，周武王的亲弟弟。武王伐纣建立周朝以后病逝，十三岁的成王即位。小孩子怎么治理国家呢？只好由叔叔周公协助理政。周公不但理政 治国，还整理了周以前的文化，建典章、定国体，开创了周朝八百载天下的基业。

　　《周礼》一书分为“天地春夏秋冬”六章，叙述了周代的政 治制度。相传周公作《周礼》设计了六部官制的政府机构，每一官制下面再设不同的官职，每一官职都规定了具体的职务条例。这样就奠定了中国的政 治体制和行政体系，而六部制的行政体系一直沿用至今。所以这里才赞扬周公，说他“著六官，存治体”。

　　“六官”就是天官冢宰，明清叫吏部，相当于今天的组织部、人事部；地官司徒，明清称户部，相当于今天的财政部和公安部户籍管理部分；春官宗伯，为礼部，相当于今天的外交部、教育部和文化部；夏官司马，为兵部，相当于今天的国防部；秋官司寇，为刑部，相当于今天的司法部和公安部；东官司空，为工部，相当于今天的建设部、农业部、贸易部等的综合。

　　六官又称六卿，是政府的职能部门，直到今天我们的政府序列、组织管理体制的架构也还是如此，没有大的变动，“著六官，存治体”所言不虚。

　　五经之中不含《周礼》又是什么原因呢？孟子解释说“诸侯恶其害已也，而皆去其籍”。战国时期的诸侯，谁也不敢照《周礼》这面镜子，害怕见到自己的丑恶面孔，所以去掉了《周礼》。而其中“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这句话，又被后世别有用心的人，糟改为“刑法不涉及贵族阶级，礼法不用于庶人平民”。其实这两句话的意思是，“礼仪不排斥庶人，刑法不优待大夫”。追溯先秦史料，刑法中有不少是针对贵族的制裁，礼仪中也有不少是对庶民的规范。“王子犯法，与民同罪”是千古之理，可见真经硬是被歪嘴和尚念歪了。

　　大小戴，注礼记，述圣言，礼乐备。

　　儒家关于礼学的典籍有“三礼”，即《周礼》《仪礼》和《礼记》。《周礼》是研究古代政 治制度的必读书，对后世影响深远，王莽改制、王安石变法等都曾以《周礼》为理论依据。《仪礼》据传是孔子根据周代残留的资料汇编而成的，全书共十七篇，包括冠、婚、丧、祭、射、乡、朝聘等基本礼仪，是后世历代帝王制定礼法的依据。

　　《礼记》是一部资料汇编性质的书，纪录了秦汉以前的儒家思想和言论，特别是孔子关于礼制方面的言论。其书内容丰富，涉及政 治、经济、哲学、教育、社会、乃至医药、卫生，诸多方面。要了解中国文化的根本，《礼记》是不能不研究的。

　　《礼记》是中国文化的精髓，也是中国几千年来宪法精神的所在，我们的大同思想，就来自其中的“礼运篇”。四书中的《中庸》与《大学》就是《礼记》里面的两篇文章。因为是孔子的七十个学生和一些汉代学者为礼而记，故称为《礼记》。

　　整理《礼记》的是西汉学者戴德（大戴）和戴圣（小戴）叔侄二人。大戴删定《礼记》八十五篇，小戴删定礼记四十六篇，讲述的都是孔子的言论。后人又加入《乐记》一篇，如此就礼乐具备了。

　　历史上讲授《礼记》最著名的是西汉学者后苍，后苍在曲台殿定《礼记》184篇，后传授给戴氏叔侄，大戴删定为八十五篇，小戴删定为四十六八十五篇。今天的《大戴礼》仅存三十九篇，已经不通行了。《小戴礼》四十六篇俱在，后人又加入“明堂”“月令”“乐记”三篇，就是我们今天的四十九篇《小戴礼》，《中庸》是第三十一篇，《大学》是第四十二篇。

　　曰国风，曰雅颂。号四诗，当讽咏。

　　《诗经》是我国第一部诗歌总集，经孔子整理后收录了周初至春秋中叶五百年间的311首诗歌。《诗经》按作品的体例和形态不同，分为“风雅颂”三诗和“赋比兴”三体。

　　风是带有地方色彩的作品，是各诸侯国的民歌，所以称为“国风”，如有卫风、郑风、齐风等。雅是正乐之歌，包括诸侯觐见天子的大雅，以及诸侯宴请宾客的小雅。颂是宗庙祭祀的用的乐章，如有周颂、鲁颂和商颂。国风、大雅、小雅和颂，称为四诗，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国风”。

　　周时中国地域辽阔，交通不便，周天子要了解各地的风土人情、吏治情况，最直接的途径就是从各地的民歌、民谣中了解。时至今日，我们欲知台上人物的政绩，听听老百姓为他编的顺口溜就明白了。故此周朝立有采风制度，各国诸侯都要派专人采集本国民歌、民谣，定期上报周天子。

　　在“赋比兴”三体之中，赋是直接叙述；比是比喻，由此联想到彼，如李白的诗“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兴是即兴有感，抒发心中的感慨、郁闷和悲哀，如文天祥的《过零丁洋》：“山河破碎风吹絮，身世飘零雨打萍；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古人非常注重诗的教育，因为诗可以使人端正思想。人不能没有思想，不能没有追求，有思想就会有问题，如果不教育，思想就会走上邪路。所以孔子说“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诗经》第一篇“关鸠”，还不是引导人们理解什么是正当的男女之爱吗？其次人生在世就会有痛苦和烦恼，西方人用(名称替换)来派遣，我们中国人用“诗”、“乐”来排解心中的情感，使自己“乐而不淫，哀而不伤”。

　　孔子认为，学识修养的基本功是要先读诗。读诗并不是要人成为诗人，诗的教育，包括了文学、艺术、哲学、(名称替换)等文化内涵，能使人温柔敦厚，情感升华。中国上古文化思想，直到孔子删诗书、定礼乐时代的《诗经》，可以说是那个时代的百科知识大全。孔子培养的政 治人才，首先是学识渊博的通才，不是只会一样的专才。

　　《论语》中记载，孔子有一天问儿子孔鲤，有没有研究“诗”的学问？孔鲤回答说：还没有。孔子就告诫说：“不学诗，无以言。”不学诗，知识不渊博，就无法作出好的文章。后世据此，才有“学了诗经会说话，学了易经会算卦”一语。

　　孔子删诗，上取商下至鲁，共311篇，秦始皇焚书以后，有六篇再也找不回来了。今天见到的只有305篇。《诗经》的传承顺序，据说是：孔子传子夏，子夏一路传下来到荀子，荀子再传毛亨就到汉朝了。毛亨再传毛苌，故有《毛诗》传世。

　　诗既亡，春秋作，寓褒贬，别善恶。

　　西周传至第十二主，周幽王，此公荒淫无道，暴虐残忍，宠信褒姒，演了一出“风火戏诸侯”的活报剧。等到犬戎之兵真的杀进朝中，幽王再点烽火，谁也不来了。周幽王仓皇失措，死于乱军之中。太子宜臼回朝即位，是为周平王，迁都洛阳，史称东周。

　　东周时代君弱臣强，五霸七雄各据一方，周王室名存实亡。虽有周天子，但政教不兴、号令不行，等于没有一样。其时各国不再采风而风亡，诸侯不觐天子而大雅亡，天子不享诸侯而小雅亡，宗庙祭祀不继而颂亡。诗的精神丧失了，诗也就亡了。诗既亡，而“王者之迹息矣”。

　　孔子看到这种混乱的情形，非常痛心。他伤王政之不行，痛诸侯之专肆，晚年时回到鲁国，根据鲁国的史料，作了一部不朽的历史名著《春秋》。所以孟子才说：“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

　　《春秋》是我国第一部编年体的史书，是春秋时期鲁国的编年史，记载了自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即公元前722至481年间，共计十二公、242年的历史大事记。同时也记载了其他国家的历史事件，保存了大量的古代史料。

　　《春秋》一书用字很少，只有一万多字，为后世开创了一种文体，叫做“春秋笔法”。所谓“春秋笔法”就是用高简的手笔、平淡的语言，用寥寥几个字把历史的结论表达出来。所以说“孔子作春秋，乱臣贼子惧”。一个字的评语，就把乱臣贼子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如“轼”一字是对犯上作乱者的评语，而有道伐无道叫讨，偃旗息鼓地偷袭叫做侵。当时的国君、大夫得春秋一字之褒者，其荣甚过天子之命服；得春秋一字之贬者，其辱过于天子之刑戮。所以孔子说：“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此即“寓褒贬，别善恶”之意。

　　鲁哀公十四年，孔子时年六十九岁，正在做《春秋》。有人打猎在西门外捕获了一只怪兽，因不识是何物，送来给孔子看。孔子看了，流泪叹气说：“这是麒麟啊！麟啊，你到这个乱世来干什么呢”！孔子再也写不下去了，《春秋》至此搁笔。二年后孔子逝世，而《春秋》也被后人称为《麟经》。

　　《春秋》文字太简洁，整部书记述了242年的历史，才用了一万八千字，标题式的大事记下面没有具体内容，根本读不懂。后人于是就来做传，解释《春秋》，其中最著名的是春秋三传，就是公羊高、左丘明、谷梁赤三位的作品。

　　三传者，有公羊，有左氏，有谷梁。

　　三传是为《春秋》作注解的三部传书，是齐国人公羊高的《公羊传》、鲁国人谷梁赤的《谷梁传》，还有鲁国人左丘明作的《左传》，是三个人对孔子《春秋》做的演绎。左丘明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是半师半友的关系。孔子没有来得及为《春秋》作注释就逝世了，弟子中以子夏的聪明才智亦不能为之续，于是左丘明就主动来为《春秋》做传。左氏本来就是鲁国的史官，与孔子又有师生关系，注解《春秋》当然是最合适不过了。左丘明其时已双目失明，《左传》是由他口述，经弟子们记录成书的。

　　《左传》以叙事为主，前面一部分是孔子的“经”，后面一部分是左丘明的“传”。全书侧重于以史实配合经文，文笔简明生动，具有极强的表达力，对后世影响最大。《左传》虽是史学著作，却有极高的文学成就。叙事写人夹叙夹议，精彩之处随笔可见。描写战争尤其出色，特别是描写五大战役(城濮之战、崤之战、邺之战、搴之战、鄢陵之战)的章节，均为千古名篇。《左传》刻画的许多人物，都具有鲜明而复杂的性格特征，如晋文公、楚灵王等，对后世小说的人物描写起了很大的示范作用。

　　《左传》之后百余年，才出现谷梁、公羊二传，所以又称《左传》为古文经，《公羊传》、《谷梁传》为今文经。三传各成一家，对《春秋》的解释方法完全不一样。近代的中国革命思想多受《公羊传》的影响，如康有为、梁启超等人就大捧《公羊》思想，其中就有《春秋》三世：衰世（乱世）、升平之世、太平盛世的说法。

　　经既明，方读子，撮其要，记其事。

　　前面说到，读书的次序是先读《孝经》再读《四书》，《四书》通达了再读六经。儒家的经典全部通晓以后，才能涉猎诸子百家的作品。诸子是先秦时期的各种学术流派，他们各抒己见，各有不同的学术观点。一个人如果没有《四书》《五经》奠定的基础、没有自己的中心思想，上来就读诸子百家一定会糊涂迷路，不知该听谁的好。百家言论有好有坏，有适合的有不适合的，学者一定要有辨别能力。所以首先要打好《四书》《五经》的底子，再读诸子百家的言论。

　　从春秋中期开始，学在官府的贵族局面被打破，教育走入民间，聚众讲学、著书立说的风气开始形成。孔子在鲁国讲习六艺，宣传儒家思想；邓析在郑国讲授法律，传播早期的法家思想。任周守藏室史的老子也传播“道德”学说，据传孔子还向他请教过有关礼的问题。墨子更是在聚徒讲学的基础上，组建起一个庞大的墨家集团，有严格的纪律和领袖钜子。由于有系统而严密的组织，墨家学说得以广泛传播，墨子也成了后世江湖上帮派组织的祖师爷。

　　战国时代，由于社会的剧烈动荡和变革，各学派的代表人物开始著书立说、阐述观点、议论政 治，百家争鸣的局面由此形成。所谓的“诸子百家”就是先秦至汉初，各学术学派及其代表人物的总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归纳为“凡诸子百八十九家，四千三百二十四篇，”分为“儒墨道名法，阴阳纵横杂，农及小说家”十大家。其中最重要的是儒、墨、道、名、法、阴阳六大家。

　　诸子百家的学术观点太过庞杂，所以要“撮其要，记其事”。撮是概括、归纳的意思，把主要学术流派的主要观点总结归纳起来，记住要点就可以了，千万不要违背“教之道，贵以专”的总原则。

　　诸子中的下面五位，可以对初学者了解百家学术有所裨益。

　　五子者，有荀杨，文中子，及老庄。

　　这里介绍的五子有荀子、扬雄、文中子王通、以及老子和庄子。诸子百家既然是指先秦时期，各主要思想流派的代表人物和学术观点，杨雄是西汉人还算沾点边，王通是隋唐时期的，怎么也放进来了呢？因为历史上一向认为，中国文化思想的传承大体上走两条路线，就是我们今天讲的继承派和发展派。

　　第一条路线，是以继承整理传统文化为主，也就是孔子说的“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如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曾子、子思一系。“述”是承先启后、继往开来，保留传统文化的种子，使其能够以本来面目流传下去。“不作”是自己不搞创作、不对传统文化加注自己的观点，以保持其纯洁性。

　　孔子删诗书、定礼乐、系易辞、著春秋，都是对传统文化的整理，自己并没有创作。《论语》是在孔子身后，弟子们讨论老师的言行，集结而成的，并不是孔子的本意。老子的《道德经》也是因为出不了函谷关，生生被守关的尹喜子逼着说出来的。老子明知道“知者不言，言者不知”，反而留下五千言，不是自己掴自己的脸吗？释迦摩尼佛做的最彻底，他讲经说法四十九年，一路说一路擦，说完了也擦完了。在《金刚经》中，佛告诉弟子们：我一个字也没说。谁认为我留下了什么法，那就是诽谤我。三藏十二部经典是释迦摩尼圆寂后弟子们集结的，也不是佛的本意。

　　为什么儒释道三教的圣人要“述而不作”呢？他们自己不能著书立说吗？非不能也，实不敢也。他们怕传统被弄走了样，怕文化被自己的思想污染，怕后人“拿着鸡毛当令箭”，歪曲、利用自己的思想来害人。一言以蔽之，圣人要对后代子孙负责任。我们今天刚好相反，都是“作而不述”，不讲继承、不要传统。作不出来，就东抄一段、西抄一篇，反正是“千古文章一大抄”。

　　第二条路线，是以发展创新为主。这里说的发展是在继承的基础上，在传统学术思想中融入自己的观点，绝不是东抄西抄的大杂烩。其中有在全面继承基础上的发展，如孟子，他将孔子“仁”的学术思想，具体落实为“仁政”建设，不但继承而且发展了孔子“仁”的思想。其次有就传统文化的某一点进行创新，发展出另外一种全新的学术思想，如荀子，他 就孔子思想“礼”的部分进行创新，融合自己“性恶论”的观点，发展出后世的法家学派。

　　诸子虽有189家之多，实际上都是走这两大路线。所以宋代学者孙明复在《孙氏小集?信道堂记》中说：“吾之所谓道者，尧、舜、禹、汤、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也；孟轲、荀卿、扬雄、王通、韩愈之道也”。前者是继承派，后者是发展创新派。我们学习诸子的学术思想，首先要明白自己需要什么，是传统的东西还是后人创新的观点，这是很重要的。

　　荀子

　　首先出场的是荀子。荀子是继孟子之后，战国末期儒家的另一位代表人物。荀子虽然还是以儒家思想为主，但是他综合了儒、墨、道三家的思想，属于创新派，不代表原汁原味的孔子思想体系。

　　荀子自称继承了孔子、仲弓的儒家传统，不同意子张、子夏、子游、子思、孟子等人的学术观点。荀子提出“性恶论”，认为人的善良是后天教育出来的，不用礼法去约束，人的行为永远不会变善。他将孔子“礼”的思想，向自己“法”的观点转变，所以荀子的学生中才出了李斯、韩非这样代表法家思想的人物。

　　司马迁在《史记?孟子旬卿列传》里，用两段话介绍了荀子的生平。其文说：“荀卿，赵人。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驺衍之术迂大而闳辩；奭也文具难施；淳于髡久与处，时有得善言。故齐人颂曰：谈天衍，雕龙奭，炙毂过髡。田骈之属皆已死齐襄王时，而荀卿最为老师。齐尚修列大夫之缺，而荀卿三为祭酒焉。

　　齐人或谗荀卿，荀卿乃适楚，而春申君以为兰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废，因家兰陵。李斯尝为弟子，已而相秦。荀卿嫉浊世之政，亡国乱君相属，不遂大道而营于巫祝,信祥，鄙儒小拘，如庄周等又猾稽乱俗，于是推儒、墨、道德之行事兴坏，序列著数万言而卒。因葬兰陵”。

　　荀子名况，尊号为卿，战国末期赵国(今山西临猗县)人。五十岁的时候才到齐国来游说讲学。齐国有遐迩闻名的“稷下学宫”，相当于今天的社科院。荀子“三为祭酒，最为老师”，三次被推为年高望重者、最高职务做到学宫校长，培养了一大批学者。他的思想更多地吸收了齐文化里道家和法家的思想，使儒学达到王道、霸道并重的高度。

　　司马迁认为，战国时期虽然有许多大思想家，但邹衍的学说曲折夸大，论辩空洞；邹奭的文章完备周密，但却难以实行；淳于髡，非与他相处日久，才能学到一些精辟的言论。田骈等名人都已在齐襄王时代就死了。此时的荀卿最年长、资历最深，故被视为宗师。后来，齐国有人毁谤他，荀子就到了楚国，春申君让他担任兰陵令。春申君死后，荀卿被罢了官，便定居在兰陵（今山东苍水县兰陵镇），不几年就去世了，死后就葬在兰陵。

　　荀子憎恶乱世的黑暗政 治，鄙视亡国昏乱的君主，认为他们不走常理正道却被装神弄鬼的巫祝迷惑，信奉求神祈福这一套迷信的把戏。于是综合儒家、墨家、道家的思想精华，编著了几万字的文章。汉代流传的荀子著作有三百多篇，经过刘向的删订定为《荀子》三十二篇，也就是我们今天见到的《荀子》一书。著名的“劝学篇”，就是其中之一。

　　杨雄

　　第二位出场的是杨雄。杨雄（公元前58-公元18年），字子云，蜀郡成都人，是西汉著名的文学家、哲学家、语言学家。汉成帝时任给事黄门郎，王莽时校书天禄阁被升为大夫。

　　杨雄以文章词赋闻名于世，早年所作的《长杨赋》、《甘泉赋》，在形式上模仿司马相如的《子虚》、《上林》等赋，故与司马相如、班固、张衡，并称“汉赋四大家”。

　　扬雄博学多才，年长以后觉悟到“词赋非贤人君子诗赋之正”，于是不再搞这些“雕虫篆刻”的辞赋，转而研究哲学。他仿《论语》的体裁作《法言》，仿《易经》体裁作《太玄》。老子之学已经是“玄之又玄”，杨雄自称“太玄”，比老子还玄。

　　杨雄还著有《方言》一书，记述了西汉时期中国各地的方言，是研究中国古代语言的重要资料。现存的杨雄文学作品有《甘泉赋》、《羽猎赋》、《长杨赋》、《何东赋》；专著有《法言》、《太玄》、《方言》等著作。杨雄尚有其他文籍，但多已散佚，见不到了。明人辑有《杨子云集》，清代人严可均曾有重编，是目前了解杨雄学术思想最为详备的资料。

　　文中子

　　第三位是文中子王通。王通，字仲淹，隋朝龙门人，是隋唐时期著名的教育家、学问家，也是历史上著名的隐士，著有《元经》、《众说》等著作。

　　王通年轻时有澄清天下之志，想干一番大事业，曾至京城向朝廷献经邦治国的《太平策》。但由于当时朝政已经相当腐败，乱象四起，王通在见过隋炀帝杨广以后非常失望，即使自己从政出任也不能解决当时的政 治问题，可以说隋朝没救了。接着就是隋末的天下大乱，他觉得自己再出头已经没有必要了。于是，返回家乡在黄河汾水之间讲学传道，创立了以重建儒家“王道政 治”为理想的“河汾之学”。

　　文中子通过讲学传道、著书立说，培养了大批年轻人，这些人辅佐唐太宗打天下，成为唐朝的开国功臣。如李靖、房玄龄、杜如晦、魏征等人，几乎都是他的学生，史称“迭为将相”。如果说到开创唐朝文化思想的代表人物，文中子应居首位，是最有功劳的人。

　　唐《语林校证?卷一》中有一段描述：“文中子，隋末隐于白牛溪，著王氏六经。北面受学者皆时伟人，国初移居佐命之列。自贞观后，三百年间号至治，而王氏六经卒不传。至元和初，刘禹锡撰宣州观察使王赟碑，盛称文中子能昭明王道，以大中立言，游其门者皆天下俊杰；自余士大夫拟议及史册，未有言文中子者”。

　　文中子的学生们将老师的理想，具体落实到治国安邦的大政方针上，在唐朝的立国思想上，坚决主张以儒家文化作为治国的基本原则，以儒家王道仁政 治理天下，反对长孙无忌等人提出的“乱世须用重典，严刑以治国家”，成就了“贞观之治”的繁荣局面，

　　历史上有“自比尼山”的故事，王通的弟子不但多，而且都是天下俊杰，简直可与孔子相媲美。实际上以功业来说，他确实比孔子还要幸运。孔子三千弟子中的七十二贤，大都是在孔子死后成名的，而王通亲眼看着自己培养的一代年轻人，开创了唐代的国运与文化。初唐四杰之一，作《腾王阁序》的王勃就是文中子王通的嫡孙。今天使用频率最高的名词“经济”，也是文中子最早使用的。《文中子?礼乐篇》中就有“经济之道”的用语。

　　可是唐史里面没有文中子王通的传记，经后人考证，是文中子的儿子得罪了唐太宗的亲戚，因二人的学术观点不同，所以在修唐史的时候没有把文中子的思想放进去。连文中子这个缢号，还是在他死后朝中一班大臣（也就是他的学生）私下赠与他的。我们今天重新评价文中子对中国文化的贡献，王通先生应含笑九泉了。

　　老子

　　最后两位是道家的代表人物老子和庄子。中国的传统文化，在秦汉以前，主要以儒、墨、道三家为主。东汉明帝永平十年，佛教传入中国，唐宋以后的文化思想变成儒、释、道三家，影响着整个中国文化思想，一直到中华民国建立。

　　三家文化思想中，佛家偏重于出世。虽然大乘菩萨道是入世普度众生，但一般学佛的人，特别是出家的(名称替换)，还是偏重于出世。儒家的学问，则是偏重于入世，教人从伦理入手，然后进入形而上的道。当然，《大学》《中庸》中都谈了一部分形而上的思想，但到底还是偏重入世。道家的学问，老庄之道就更妙了，可以出世亦可以入世，或出或入，随心所欲。像一个人站着，一只脚在门里一只脚在门外，所以道家的学问，是出世的也是入世的，可出可入，能出能入。在个人的养生之道上，亦有如此之妙。

　　南怀老认为，研究中国历史会发现一个秘密，就是每个朝代的统治者都是“内用黄老，外示儒术”，自汉唐开始，到宋元明清为止，都是如此。内在真正的指导思想，是黄（黄帝）、老（老子）之学，即中国文化中的道家思想；而在外面标榜的（宣传教育上），则是孔孟的儒家思想，从来都是说的一套做的又是另外一套。

　　老子，姓李，名耳，字伯阳，谥号聃，楚国苦县（今河南省鹿邑县）曲仁里人。曾做过周朝的守藏史，是掌管图书典籍的史官。老子是世人皆知的古代的哲人，他的《道德经》是我国古代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他的哲学思想和由此建立的道家学说，不但对中国传统文化作出了重大贡献，而且对我国2000多年来思想文化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老子生活于春秋末期，与孔子同时代，确切的生卒年月已无可考，大约比孔子年长三十岁。据说他的母亲感应到有一颗大流星入腹，怀孕十一个月才生下老子，母亲却因难产而死。神奇的是，老子在李树下“从母左腋出”，出生时上唇有一道淡淡的白胡子，两只耳朵大得出奇，因而取名为李耳。

　　老子博学多闻，是一个颇有声望的学者，因此作了周朝守藏室的史官，负责管理周王室的藏书典籍和档案资料。这个机会使老子接触到大量的王室密藏典籍、绝密的档案和史料，这是其他学者望尘莫及的。老子的声名越来越大，许多学者都前来讨教，孔子也专程前往洛邑，向老子请教有关礼的问题。

　　司马迁的《史记?老子列传》记述，庙堂阶前有一尊“三缄其口”的金人，孔子问其背后的铭文“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虑”是何意？老子回答：“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且君子得其时则驾，不得其时则蓬累而行。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是皆无益于子之身。吾所以告子，若是斋已”。

　　孔子离开后对弟子们说: “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走者可以为罔，游者可以为纶，飞者可以为至。于龙，吾不能知，其乘风云而上天？吾今日见老子，其犹龙耶”！

　　公元前520年，周王室发生内乱，周景王崩，王子朝（庶子）叛变，携带大批王室的典籍文物逃到楚国。老子是守藏室史官，负责管理图书典籍，为此受到了牵连。老子只好辞职，离开周都，准备从此隐居。行至函谷关时，关吏尹喜请求:“先生要隐居了，请为我们后人留下点东西吧。”于是老子口授了一部书，就是《道德经》。

　　《神仙传》讲得就更神奇了：有一天清晨，函谷关的关长尹喜子在关楼上望气。看到紫气东来，断定必有圣人过关，决定向他求道。果然，须发皆白的老子倒骑着一条青牛，踱到函谷关前要出关西行。关员要他出示通关文碟（今日的护照、签证），老子拿不出来，这可给了尹喜子机会。他正言正色地对老子说：没有关碟是不能过关的，你一定要过关就得留下点“好处”。老子穷得都没钱买马，哪里交得出“好处费”？被尹喜子逼得无奈，才传了这部《道德经》，然后出关西去不知所终。

　　尹喜子得到老子的传授，果然也成道了。于是他官也不做了，挂冠而去，亦不知所终。依道教的说法，老子之道的传承顺序是：老子传尹喜子，接下去是壶子、列子、庄子，一路传下去。到了唐朝，道家学说摇身一变而成为国教，老子变成“太上老君”，《老子》改称《道德经》；庄子变成“南华真人”，《庄子》改称《南华经》；列子变成“冲虚真人”，《列子》改称《冲虚经》。

　　后世对道家思想与《老子》的研究趋向和应用领域，归纳起来大概有以下几大类：

　　第一类是学术的老子，纯粹走哲学思想的研究路线，此类研究者，大都各有心得，各有各的“老子”。乃至后世“谋谋老子”何其多也，西方“老子”也为数不少。

　　第二类是修身的老子，就是把《老子》的思想，纯粹地用于个人的修身工夫、神仙丹道上面去，从唐朝的吕洞宾，一直到清朝的黄元吉，几千年来自成一个体系。

　　第三类是政 治的老子，把《老子》归到谋略学中去，而且错误地认为《老子》讲的是谋略之术。于是说到老庄，就联想到谋略；说到谋略，就联想到老子学说是很阴险的学问，是搞阴谋的，这就大错特错。老子是主张用阴、用柔。但阴与阳一体两面，只是在用上有正面与反面的不同而已，但目的是一个，即达到阴阳间的平衡。

　　所谓用阴柔，是因势利导，不搞对抗、不勉强而为。是用顺道不用逆道。后世人误以为老庄的阴柔之学是阴谋之学，学老庄的人、用老庄之学的人自然都是阴谋家。历史上的陈平，曾帮助刘邦奠定汉朝四百年的基业，刘邦有六次重大决策都是采用陈平的计谋而成功的。但是陈平自己却说：“我多阴谋，道家之所禁，其无后乎”！道家最忌讳阴谋，所以陈平断定自己没有后代，至少后代的福泽不会长久，后来果真如此。

　　至于老子其人，由于缺乏可以考证的资料，历史上一直就是个谜。司马迁自己也搞不明白，所以在《史记?老子列传》中谈了李耳、老莱子和太史儋三个老子。老莱子著书十五篇，肯定不是他。但李耳与太史儋历史上都确有其人，到底哪一位是真老子呢？孔子见老子、老子西出函谷关，历史上都确有其事。老子西出函谷关，发生在公元前374年，如果是李耳老子，那时他至少也有200岁了。200岁的老人还(名称替换)，这件事连司马迁也不信。莫非是周太史儋？又苦于没有证据，所以老子的身世一直就是个谜。

　　1993年，中国湖北荆门郭店发掘的楚墓，出土了战国中期的竹简804枚，绝大部分作品是子思的儒家著作，但内中有《老子》，可见中国传统文化儒道早期是不分家的。此次出土的竹简《老子》为战国中期的文物，墓主人的身份属“士”级，从出土的耳杯上镌刻的“东宫之杯”四个字看，墓主很可能是东宫太子之师。

　　子思少于孔子65岁，少于老子95岁，子思时代的竹简《老子》不是李耳亲笔，也是他的弟子所书，几乎就是原版《老子》。竹简《老子》才二千言，而非后世的五千言。比较发现，二千言《老子》的一百四十句话被改动，五千言《老子》的四分之一不符古意。很显然，我们今天见到的《老子》五千言是秦汉时期的修订版。

　　因此老子其人的悬案，今天可以下结论了：第一个老子是李耳，他是二千言《老子》原著的作者；第二个老子是“周太史儋”，是他西出函谷关，到秦国去见秦献公。太史儋是五千言《老子》修订本的作者，他在老子原著的基础上扩充、改造，重新组合篇章，使《老子》一书从内容到深度，都更加高远深邃。

　　庄子

　　老子《道德经》最能代表道家思想，而阐扬、诠解老子最清晰、最正确，发扬道家思想最透彻、最彻底的，则是庄子。

　　庄子(约公元前369—前286)，名周，字子休，战国时期宋国蒙邑(今河南商丘)人，宋后为楚所灭，故又称庄子为楚国人。早年曾为漆园吏，楚威王曾以千金聘他为相，庄子拒而不仕，隐居抱犊山中，据传得道成仙而去。唐玄宗时诏封庄子为“南华真人”，宋徽宗时封为“微妙元通真君”。

　　庄子著书五十二篇，现仅存三十三篇。其文汪洋恣肆、构思奇特、机智幽默、善用寓言，其中所论辩的道理，无论在政 治、军事、教育、经济等各方面都可以致用。对个人修道、养气，以及立身、处世、建功立业等诸多方面，也有大用处，对后世的影响深远而巨大。

　　《庄子》一书号称“难读”。一难是言简，庄子是语言巨匠，从不用赘词；二难是庄子惯用寓言，常常是“假语存”而“真事隐”；三难是庄子性情飘逸洒脱，语言幽默诙谐，爱论辩、爱说反话，思维跳跃，很难把握得住。四难是《庄子》一书，包括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共计三十三篇文章。学者们一向认为《庄子》内篇是庄子的亲笔，外篇、杂篇则是庄子的门人后学所为，因为前后思想不连贯，有抵牾之处。因此如果对先秦道家思想没有研究，对文化背景不了解，就很难透彻理解庄子的思想。

　　几千年来，历代人物偷偷运用庄子的学术，都取《外篇》和《杂篇》中的精华。因此，真正把五千年来中国文化，发挥得光辉灿烂的，就是道家的老庄之学，尤其是《庄子》的《外篇》与《杂篇》部分贡献最大。

　　前面说到，中国文化中的儒释道三家，佛家偏重于出世思想，儒家偏重于入世思想，道家则偏重于可出可入、或出或入的“间世”思想。“间世”一词，就语出《庄子?内篇》的“人间世”。实际上《庄子》内七篇是一个圆满的整体，讲了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不可以割裂开来。第一篇“逍遥游”，言明做人首先必须逍遥，不能为名利等世间的枷锁束缚羁绊。能逍遥才能齐物，才能天人合一，与天地万物一体等齐，所以第二篇是“齐物论”。能齐物方知养生，才有第三篇的“养生主”。知道养生就不去找死，懂得养生之理，才能间世。所以第四篇就是“人间世”。前四步功夫为修因，后面三步功夫是果报，就是“德充符”，此为第五篇。德充满了就是“大宗师”，应用于世间法就是“应帝王”，此为第六、第七篇。

　　庄子说：“帝王之功，圣人之余事。”一个得道的圣贤之人，对于帝王之术、谋略之学，不过是闲暇余事而已。如果只是求为帝王师，志在谋略学，那是下等中的下等。

　　《庄子?内篇》是完整的七步修身功夫，与曾子在《大学》中提出的，“内圣外王”的八步功夫，没有区别。庄子七步功夫的关键在“人间世”，“间”字是动词居（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前可间人，后可间世。庄子告诫我们，处人处事都要“间”，就是要独立、不走偏锋，这就又合于子思的《中庸》思想。要间人间事，就不能硬碰硬，所以给你讲寓言“庖丁解牛”，懂了“以无厚入有间”的道理，就可以在人世间游刃有余了。

　　与厌世、弃世、愤世嫉俗的“出世主义”相反，庄子主张“间世主义”，他视天地万物之有若无、视功名如粪土、视帝王如蔽履。他热爱自然、珍视生命、不走极端、不感情用事，这种间世思想是充满智慧的人生哲学，是道家思想的最高结晶。后世将庄子的“间世”曲解为“玩世”，一字之差，结果则完全不同。

　　至于养生之道，最好先读读《庄子》的“天下篇”和“让王篇”。“让王篇”中说：“虽富贵，不以养伤身；虽贫贱，不以利累形”。这是老庄之道的人生原则。懂了此道的人就知道富贵虽然是舒服的事，但太过了就会缩短寿命，所以处富贵中时要不以养而伤害自己。相反地，在贫贱之间不应以利累形。人在贫贱中就要为生活而奔波，但过分的贪求、过分的劳累，同样地会损害健康而危及生命，也就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的道理。

　　以上是《三字经》的第四部分，介绍了代表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典籍四书、五经和诸子百家的思想，以及读书求学必须遵守的次第。

　　这一部分内容，以四书、五经为先导，引领我们进入中国传统文化的殿堂，使我们对传统文化的整体内容，得以窥斑见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它与下面的中国通史纲要一起构成《三字经》全篇的主体。

　　古人总结求学的最佳途境，就是“听话”二字。“听话”就是遵从古训，就是听老师的话，按部就班的求学，不搞躐等，不好高骛远，踏踏实实地做学问。这种传统的治学方法，正是我们现代人最缺乏的，是治疗浮躁病的良方。

　　治学一定要按部就班，不能揠苗助长，不能搞想当然。所以先读《孝经》、次读《四书》、再读《六经》，不能逆道而行。四书五经的底子打好了再涉猎诸子百家，一上来就学百家之言会迷失方向，失掉自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