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字经讲记 第四讲

　　《三字经》的前几部分内容，在综述了教育的意义、目标、教学的内容和次第以后，进入最后一部分。这一部分谈的，是如何将教育的内容完全落实下去，变化成求学者思想与行为的一部分。教育的其他环节虽然重要，但毕竟还都是外缘，教育的主体是受教育者，学生本人才是教育的最终受益者。

　　所以《三字经》的最后一部分，论述了求学者在读书求学进程中，应该遵守的方法和需要注意的相关问题。同时还介绍了多个古人苦读求学的故事，以激励后学者的斗志，提高他们克服困难的勇气。

　　人有肉身就会好逸恶劳，所以人都是有惰性的。人生如果没有远大理想、没有追求，生命的活力就没有了。读书求学也是同样道理，不是硬逼着，很少有人主动认真地求学。俗话说：“人是懒虫，不逼不成”，古代的老师有戒尺、有板子，用意就是要强迫学生把自觉性培养起来。等到读书成了你生活的一部分，到了这个阶段老师反而要劝你，不要用功太过，要注意劳逸结合了。

　　中国传统的读书方法有所谓的“苦读”与“乐读”两种，这一部分讲的“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就是苦读的代表。乐读是带着浓厚的兴趣去读书，人沉醉其中，乐此不疲。正如孔子在《论语?雍也》篇中所说：“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林语堂在《论读书》中也说：“流连忘返，始可深入，然后如受春风化雨之赐，欣欣向荣，学业大进。”

　　苦与乐本是一体两面，互为补充。苦能化为乐，乐也能变成苦，不可能一成不变。对于一个有志于学的人来说，乐读好，苦读也没什么。只要做好心理准备，就能够使“苦”变为“乐”。正如梁启超所说：“趣味总是慢慢来的，越引越多，像倒吃甘蔗越往下才越得好处。”

　　下面请看原文：

　　口而诵，心而惟，朝于斯，夕于斯。

　　这几句话很重要，讲的是学习方法和提高学习效率的三个关键，就是《弟子规》中也谈到的“读书法，有三到，心眼口，信皆要”。这是宋代名儒朱熹的经验之谈。朱熹曾对他的学生说：“余尝谓读书有三到：心到、眼到、口到。心不在此，则眼看不仔细。心眼既不专一，却只漫朗诵读，决不能记，记亦不能久也。三到之中，心到最急。心既到亦，眼口岂能不到者乎”？

　　三个关键的第一个是“口而诵”，现代语言就是“要读书不是看书”。古人读书有讲究五到的，就是“眼到、口到、耳到、心到、手到”，也就是这里说的“口而诵，心而惟”，口与心就代表了这“五到”。读书一定要“口而诵”，不诵怎么能叫读书呢？我们现代人改了称呼，叫“看书”，虽然一字之差，结果可完全不一样。“看”是泛泛地翻一翻、心不在焉地找点有刺激的东西看，读的概念则完全不同。

　　从现代科学的观点分析，人的大脑是记忆存储器，脑皮质有不同的分区：有语言中枢、听觉中枢、视觉中枢等等不同的功能区。道家早就说脑有九宫，每一宫都有一个神仙主管，我们听了一直以为是神话。实际上道家说的，正是大脑皮质不同的功能中枢。阅读只是大脑的视觉中枢在工作，换句话说，只刺激脑皮质的一个视觉功能区。如果眼、耳、口、心、手一齐来配合，脑皮质五个功能区同时工作，学习的效率一下子就可以提高好几倍，这笔帐得会算。

　　第二个关键就是“心而惟”。惟是动词，有思考、思索的意思，心里面要反复思考，就是“心而惟”。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学而不思，知识渊博，但是没有智慧的思想，所学的东西就变成了不切实际的“罔”，罔就是迷惑、茫然。相反地，有思想有天才，但没有经过踏踏实实地学问地锻炼，自以为是，结果就会自误误人，很危险，这就是殆。

　　第三个关键是，“朝于斯，夕于斯”。白天也是它，晚上也是它，象《西厢记》里的崔莺莺一样，“茶里也是伊，饭里也是伊”。人做任何事情都要专一，象打井一样，选好一点就要深入下去，如此求学才能有所得。有任何疑问，先不要在外面寻找答案，把这个问题作为一个话头，“朝于斯，夕于斯”地诚心问自己，答案就出来了。这是佛家说的自悟，道家说的“无口先生”，是开发自己智慧的传统治学方法。

　　曾国藩在其《家书》中谈到：“用功譬若掘井，与其多掘数井而皆不及泉，何若老守一井，力求及来而用之不竭乎？读经有一耐字诀，一句不通不看下句，今日不通明日再读；今年不精，明年再读”。

　　如果我们能够接受这三点教诲，并且落实到我们的生活中去，相信我们的智慧一定能够开发出来。

　　下面开始结合具体的事例，谈“业精于勤”的道理。

　　昔仲尼，师项橐。古圣贤，尚勤学。

　　这里说的是孔子勤学的故事。孔子说过，“人有生而知之者，有学而知之者，有学而不知者”。即使是生而知之者还是要学习，有的人天分很高很聪明，但是不认真求学问，倚仗自己的天才胡作非为，就把自己给毁了。孔子是圣人，也还是活到老学到老，他曾向七岁的项橐请教问题，给后人做了好榜样。

　　项橐是春秋时期的神童，孔子曾经向他请教过问题，所以被后世尊为“圣公”。相传，孔子有一次与弟子们东游。待车马行至齐地纪障城的时候，大道边上有几个戏耍的玩童，有一童子立于路中不动。子路见状，停车呵斥道：“小孩子怎么不让车呢？碰到你怎么办？”

　　童子说：“城池在此，车马安能通过？”孔子探身道：“城在何处？”童子说：“筑于足下。”孔子下车观看，果见小儿立于石子、瓦片摆成的“城”中。童子问：“是城让车马，还是车马让城？” 孔子笑道: “好伶俐的童子！请问你叫什么名字，多大年龄？”

　　小儿答道：“我叫项橐，年方七岁。请教您是哪一位？”孔子答道：“我是鲁国孔丘”。

　　项橐惊道：“您就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那么我请教您三个问题，答的出来我就让城让路，答不出来就请绕城而过”。

　　孔子觉得项橐小孩很有意思，于是笑道：“一言为定”！

　　项橐说：“天地人为三才，夫子可知天有多少星辰、地多少五谷、人有多少根眉毛？”

　　孔子摇头说：“我还真的不知道”。项橐得意道：“我来告诉你，天有一夜星辰，地有一茬五谷，人有黑白两根眉毛。”

　　项橐再问：“请教什么水没有鱼？什么火没有烟？什么树没有叶？什么花没有枝？”孔子答道：“江河湖海，水中都有鱼；柴草灯烛，是火就有烟；没有叶不成树，没有枝又哪里有花呢？”项橐听后晃着脑袋说：“不对，是井水没鱼，萤火没烟，枯树没叶，雪花没枝。”

　　项橐又问：“什么山上无石？什么车子无轮？什么牛无犊？什么马无驹？什么男人没有妻子？什么女人没有丈夫？孔子逗他道：“啊呀，我还是不知道。”项橐又道：“土山无石，轿车无轮，泥牛无犊儿，木马无驹儿，神仙无妻，仙女无夫”。

　　孔子心中实在是敬佩这个七岁的孩子，于是向项橐行礼，绕城而过。这就是后世传说的“项橐三难孔夫子”的故事。

　　历史上确有孔子向项橐请教有关音乐问题的记述，“三难”则纯属传说故事。山东纪城碑廓镇东北八公里处有一山，名叫躲子山，传说项橐就是在此山避难时遇害的。

　　项橐三难孔子的故事盛传之后，各国诸侯都派人打探项橐的住处，以便为我所用。为避祸项橐就藏到山里，但被吴国、齐国的武士发现了。两国武士为争夺项橐打斗起来，吴人看劫持不成就将项橐刺死了，其时项橐年仅十二岁。

　　赵中令，读鲁论，彼既仕，学且勤。

　　赵中令是宋朝的中书令（宰相）赵普，这段话讲的是赵普半部《伦语》治天下的故事。赵普与赵匡胤是小时候的同学兼朋友，他出身比较艰苦，少年时期没有好好读过书，以后跟随赵匡胤打天下。宋朝开国后，赵普历任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匡义两朝的宰相，自称半部《论语》帮助赵匡胤打天下，另外半部《论语》帮助赵匡义治理天下。

　　赵普白天忙于处理国家政务夜晚则读《鲁论》，所谓“鲁论”就是鲁国通行的《论语》二十篇。据说每当遇到重大问题，赵普总是说：“明天再做决策。”晚上回家以后，他从箱子里面拿出一本书仔细地读，第二天准能够提出一个很高明的见解。

　　时间久了大家都很奇怪，觉得赵普家里一定藏有什么秘籍宝典，于是买通他的家人打探这个秘密。有一天，家人趁他不在家把书拿出来一看，原来是《论语》。可是谁也不相信，怎么可能是人人皆知的《论语》呢？

　　赵匡胤得知此事，亲自到他家来探问，赵普就把那本《鲁论》拿了出来。赵匡胤说：“此为朕幼年所习，如今卿家还在读吗”？赵普回答说：“齐家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尽在其中”。宋太宗继位以后仍然想用赵普为宰相，有人说赵普的坏话，说他只能读《论语》。太宗如实以告，赵普说：“臣实不知书，只能读《论语》。我辅助太祖定天下只用了半部《论语》，尚有半部可以辅助陛下致太平”。故此“半部《论语》治天下”就成了中国文化史上的一句美谈。

　　赵普官至中书令尚且如此勤学，我们后学者如果敷衍塞则地混日子，就太不珍惜生命了。要知道富人的时间与贫人一样长，贵人的机会与穷人一样多，端赖你有没有寻找机会的能力，做没做好接受机会的准备。“天道酬勤”是中国人的一句古训，韩愈也在《进学解》中说过：“业精于勤，荒于嬉；行成于思，毁于随”。

　　宋太祖喜欢晚上穿了便衣到大臣的家中走走，因为与赵普一家人很熟悉，所以尤其喜欢到他家中串门。有一个冬天下大雪的晚上，赵普夫妻以为这样冷的天气，皇帝不会来了。不料有人敲门，皇帝还是来了。这一下可把赵普夫妇吓坏了，因为当时南方还没有平定，当天下午进贡送来一批东西，他还没有向上报，于是赶快奏明原因。

　　赵匡胤说：“没关系”，就在客厅转来转去。突然看见贡品中有吴越王钱俶送的十坛“海产”，宋太祖大感希奇，就问赵普是什么东西。赵普回答说：“是吴越送来的海产。” 宋太祖笑说：“既然是吴越送来的海产，一定不错，快打开来看看！”坛子一打开，在场的人都傻了眼，谁也没料到坛子里面装的都是金子。

　　赵普吓得满头大汗，惶恐地向宋太祖请罪，说：“臣没有打开，实在不知道里面是什么东西，请陛下恕罪。”

　　宋太祖说：“既然如此，你就收下吧！他们以为国家大事都由你们书生一手操办呢”。

　　彼蒲编，削竹简。彼无书，且知勉。

　　西汉时候有个人叫路温舒，字长君，山西潞州人，小时候给人放羊，家贫没有钱买书。中国在汉以前，非世家没有藏书，非自己下功夫抄录，就无书传学。那时候还没有纸张，非绢帛皮简无以为书，所以家贫就自然没有书可读了。

　　路温舒放羊时经常路过一片池塘，他注意到池塘边上长的蒲草很茂盛，就背回家一大捆，截成与竹简一样尺寸，并将其编联在一起，然后借来《尚书》工工整整地抄到上面。

　　有了蒲编书，他就一边放羊一边读书。因为他精通汉书、熟悉法律，以后做了狱吏，最后官至临淮太守，成为西汉著名的法律专家。

　　“削竹简”的是西汉的公孙弘。他出身贫贱，二十多岁时曾经当过县监狱的小官，后因过错被免了职。公孙弘本来就不甘心平庸，因为家境贫寒只好替别人放猪。他五十多岁的时候，经常跑到竹林里把竹子削成竹简，把借来的《春秋》和各家的注解，抄在竹简上面。

　　古代的竹简是有尺寸要求的，分为长简和短简两种。长简二尺四寸长，短简缩短一半。“经书”都用长简，例如“六经”就必须用漆书写在长简上；短简则用于普通的子书，所以后世才有“说长论短”的成语。

　　每根竹简上写二十五个字，每个字约一寸大小，二十五根竹简用青丝绳贯起来为一编，也叫一篇。西汉时代还是用竹简，东汉以后发明了纸就不用竹简了。后世虽然有了纸张，但线装本的古书还是这个老规矩，每页纸二十五列，每列二十五个字，共六百二十五个字，几千年下来都没有变过。读过私塾、背过古书的人，老师一提第几页第几行，学生就知道了。古代著书相当不易，北方竹子少得竹简甚难，所以必须熟读强记不为功。

　　竹简削好了要杀青，现代叫烘干技术。古代用炭火将竹子中的竹汁烤出来，竹简才不会开裂。竹汁是青色的，一滴滴地流出来象汗珠一样，故称“汗青”。文天祥的诗句“留取丹心照汗青”，即是留名青史的意思。

　　西汉的路温舒和公孙弘，一老一小家贫没有书，还知道如此勤勉努力。我们有条件读书的人更应该珍稀自己的条件，千万不要自误。要知道条件随时都在变，机会转瞬即逝，人生匆匆而过，一定要充分利用现有的机会和条件。

　　历史上的公孙弘与董仲舒齐名，都是汉武帝的丞相，也都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奠基人。

　　公孙弘，表字季，齐地薛国（今滕州）人。《史记?平津侯主父列传》记述了他以布衣而封侯，官至丞相位列三公的经历。肯定了他官高戒奢，躬行节俭，倡导儒学，有益于教育事业发展的功绩；也肯定了他谏止征伐匈奴和罢通西南夷族，关心民间疾苦的思想和行为。同时也指斥了他曲学阿世，“为人意忌”等缺失。

　　汉武帝即位以后，号召全国举贤，各地推荐上来的人才有一百多人，其中就有六十岁的公孙弘。汉武帝派公孙弘出使匈奴，希望能借贤良者之口说服匈奴不战而降。公孙弘一路看到的是百姓穷困潦倒，军士厌恶战争的实况。带着这种忧民思想，他的述职报告当然很不合武帝的心意。公孙弘很失望，就上书称病，免官回家了。

　　公元前130年，汉武帝再次下诏举贤，地方官又推荐公孙弘。七十岁的公孙弘推辞说：“我是因为无能而被罢官回来的，再举荐我是没有意义的。”人们坚决推举他，公孙弘推辞不下，只好再去长安。

　　这一次汉武帝封他为博士，又派他去西南视察民情。公孙弘出身贫寒，考察中的所见所闻使他忧心重重。视察报告又一次违背了汉武帝的本意，武帝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不再召见他。因为直谏而接二连三地碰钉子，公孙弘开始认真地琢磨为人和为官之道，并对自己的言行做了一些调整。慢慢地汉武帝开始喜欢他了，几年后公孙弘官至左内史、丞相，封为平津侯。

　　头悬梁，锥刺股，彼不教，自勤苦。

　　下面讲了几个古人苦读的故事，作为后学刻苦求学的榜样。

　　“头悬梁”的是晋朝人孙敬。孙敬，字文质，汉代信都（今河北冀州）人。好学，后入洛阳，在太学附近一小屋安顿母亲然后入学。他曾采杨柳为简，加以编联，用来写经，这是历史上“辑柳”的典故。《太平御览》上记载：孙敬“好学，晨夕不休”，常年闭门谢客，攻读诗书，人称“闭户先生”。他苦读诗书，常常通宵达旦，困倦得眼皮都睁不开了，就弄根绳子把头发绑起来吊在房梁上。打盹垂头的时候，揪一下头发就惊醒了，继续读下去。

　　孙敬凭借其独特的“头悬梁”的苦读精神，终能通今博古、满腹经纶，成为晋时知名的大儒。后人对孙敬的苦读精神极为敬仰，并将此与战国时苏秦“读书欲睡，引锥刺其股”的故事并谈，用以教育孩童。

　　战国时候的洛阳人苏秦，游说秦惠王，上书十次而游说不成。黑貂皮衣穿破了，百斤黄金用光了，回到家里“妻不下饪，嫂不为炊，父母不与言”，家里人都不理睬他。苏秦下了狠心，日夜苦读姜太公的《阴符经》，研究其中的奇谋策略。至更深夜半，头迷眼闭，但一想到自己所受的奇耻大辱，就拿一把锥子自刺其股，在大腿上扎一下，醒了以后再读。如此苦读，一年以后出山，说服六国联合抗秦，完成了合纵大计，自己也腰挂六国相印，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纵横家。

　　这二位古人都是从布衣位列卿相，名扬四海的，都是得自于刻苦追求与勤学不辍，这种刻苦精神很值得我们学习。

　　苦读固然重要，但还应该讲求学习效率。现代的教育理论就极不赞成“苦读”，林语堂在《论读书》中就批评苏秦的做法是“愚不可当”并且说“不睡觉只有读坏身体，不会读出书的精彩来。”但是这二位苦读的代表并非一无所成，苏秦“终以酬壮志，功名传千古”，孙敬最终也是学有所成。

　　我们都有这样的体会，自己的书不好好读，借别人的书却看得很快，因为要还给人家。可见人读书是有惰性的，非逼着自己读不可，自己原谅自己就懒散了。由此可见，“苦读”并非要不得。孙敬和苏秦的做法或可商榷，但苦读的精神是一定要学习的，我们做家长的应该时刻激励小孩子立志苦学，懈怠散漫是难成大器的。

　　如囊萤，如映雪，家虽贫，学不缀。

　　“囊荧”的典故说的是晋朝的车胤，“映雪”讲的是晋朝人孙康的故事。他们虽然家境贫寒生活艰苦，却能立志苦读，没有因为读书的条件差就停止学习。唐朝李渤有诗说：“次兄一生能苦节，夏聚流萤冬映雪”。说的就是此二人的典故。曾国藩也说过：“读书乃寒士本业，切不可有官家风味。吾于书箱及文房器具，但求为寒士所能各者，不求珍异也”。

　　车胤，字武子，晋代南平（今湖北公安市）人，他的祖父车浚，三国时期作过东吴的会稽太守。因灾荒请求赈济百姓，被昏庸的吴主孙皓处死，此后车胤的家境就一贫如洗了。车胤立志苦读，太守王胡之曾对他的父亲车育说：“此儿当大兴卿门，可使专学”。因家中贫寒，晚上看书没钱点灯，他就捉些萤火虫放在纱布缝制的袋子里面，借着萤火虫发出的微弱灯光苦读。

　　在他父亲的指导下，车胤终于成了一个很有学问的人，一生中做过吴兴太守、辅国将军、户部尚书等官职。唐朝杨弘贞、杨番、蒋防都著有《荧光照学赋》，均是谈车胤之事。

　　孙康，晋代京兆（今河南洛阳）人，晋秘书监孙盛的曾孙、长沙太守孙放之孙。孙康幼时酷爱读书，常常感到时间不够用。他想夜以继日地攻读，可此时家道中落，没钱买油点灯。一到天黑，便没有办法读书了。特别到了冬天，长夜漫漫，他有时辗转很久难以入睡。实在没有办法，只好白天多看书，晚上躺在床上默诵。

　　一天夜里，他一觉醒来忽然发现从窗外透进几丝白光。开门一看，原来下了一场大雪，大地闪闪发光使他眼花缭乱。孙康心中一动，映着雪光可否读书呢？他急急忙忙跑回到屋里，拿出书来对着雪地的反光一看，果然字迹清楚，比昏黄的油灯要亮得多！

　　整个冬天，孙康都夜以继日地苦读，从没有中断过。孙康砥砺求进，学有大成，终成晋时很有名望的学者，南朝宋景平年间官至尚书左丞相，封德阳县侯。

　　元朝初年，孙氏族人从河南龙门迁到浙江湘湖，以“映雪堂”命名孙氏祠堂，以记念祖先孙康“映雪读书”的事迹。

　　如负薪，如挂角。身虽劳，犹苦卓。

　　“如负薪”的典故，说的是汉武帝时代官拜会稽郡太守朱买臣的故事。《汉书?朱买臣传》记载：“朱买臣，字翁子，吴人也。家贫，好读书，不治产业。常艾薪樵，卖以给食，担束薪行且诵书。其妻亦负载相随，数止买臣毋歌讴道中。买臣愈益疾歌，妻羞之求去。买臣笑曰：‘我年五十当富贵，今已四十余矣。汝苦日久，待我富贵报汝功。’妻恚怒曰：‘如公等，终饿死沟中耳，何能富贵?’买臣不能留，即听去。其后买臣独行歌道中，负薪墓间”。

　　朱买臣未仕前，住在苏州城西穹窿山麓，因家贫又好读书，不得不靠卖薪度日。每次卖柴，他都是且行且诵古书，怡然自得。妻子崔氏见了觉得很丢人，跟他闹离婚。朱买臣劝说妻子：“我年五十当富贵，现己逾四十，俟吾富贵，当报汝功”。崔氏再也熬不下去了，就改嫁他人而去。

　　其后，经同乡严助推荐，朱买臣为汉武帝“说春秋，言楚词”。武帝大悦，封朱买臣为中大夫、文学侍从。朱买臣曾为武帝征伐东越出谋划策，后官至会稽太守。

　　朱买臣至会稽任太守时，“入吴界，见其故妻、妻夫治道”，就停车带回太守府中，供他们食宿。其妻十分差愧，自缢而死。元代有无名氏《朱太守风雪渔樵记》的杂剧，讲的就是朱买臣的故事。

　　今天，苏州穹窿山东铜岭下有一块高大的盘石，相传为朱买臣昔时的读书处，又称“读书台”。山上的拈花寺，相传为朱买臣故居的遗址。汉元鼎二年（公元前115年）朱买臣因弹劾御史大夫张汤不实，武帝怒而将其处死。

　　“如挂角”的典故，说的是隋朝李密的故事，他曾做过瓦冈山反隋义军的首领。李密，字法主，京兆长安人，祖籍辽东襄平（今辽宁辽阳南），祖上是北周和隋朝的贵族。李密少年时代，曾在隋炀帝的宫廷里当侍卫。他生性灵活，在值班的时候左顾右盼，被隋炀帝发现了，认为这孩子不大老实就免了他的职。李密并不懊丧，回家后发愤读书，因以放牛为生，故此常坐在牛背上读书。

　　有一次，李密听说缑山有一位名士包恺，就前去向他求学。李密骑上一头牛出发了，牛背上铺着用蒲草编的垫子，牛角上挂着一部《汉书》。李密一边赶路一边读《汉书》，正巧越国公杨素骑着快马从后面赶上来，勒住马赞扬他：“这么勤奋的书生真是少见！”李密一看是越国公，赶紧从牛背上跳下来行礼。为此《新唐书?李密传》记载：“闻包恺在缑山，往从之。以蒲鞯乘牛，挂《汉书》一帙角上，行且读。”

　　李密谈吐不俗，深深吸引了杨素。回家以后，杨素对儿子杨玄感说：“我看李密这个人的学识才能，都在你兄弟之上，将来你们有事可以与他商量。”

　　大业九年（公元613年）李密参与杨玄感起兵反隋。杨玄感兵败被杀，李密逃亡，后加入瓦岗军，人称魏王。李密发布讨伐隋炀帝的檄文，数说杨广的十大罪状。其中有“罄南山之竹，书罪未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的话。意思是，用尽南山的竹子作竹简也写不完他的罪行，决开东海的水也洗不尽他的罪恶，为后世留下了“罄竹难书”的成语。

　　苏老泉，二十七。始发愤，读书籍。

　　北宋时期，四川有一个名叫苏序的人，从小不爱读书，晚年却读起书来，还写了不少诗。苏序有三子，依序是苏澹、苏涣、苏洵。苏澹和苏涣都以文学举进士，苏涣更是进士及第。衰落的苏氏家族开始中兴，并为五代以来的眉州贡举破了天荒，读书风气为之一变。后来眉州出了学者千余人，苏氏一家确实起了示范作用。两个哥哥高中进士，对苏洵来说应该是一个有力的鞭策，但苏洵还是游荡四方，不用功读书。十八岁上苏洵赴京赶考，名落孙山，十九岁结婚以后干脆就不再读书了。

　　苏洵的妻子程氏，是大理事承程文应之女，书香门第受过良好的教育，颇有文化修养。她对苏洵的所作所为，非常忧心，常常为此闷闷不乐，担心她的夫君会从此断送了前程。苏洵也察觉到妻子的忧虑，开始悔其少时不学之过。二十七岁的时候，他终于幡然悔悟，终日端坐，奋发力学，不再出游。苏洵在二十九岁时再度赴京考进士，尽管他为人聪慧，辩智过人，但因其所学与科举考试要求的章句、名数、声律之学不合，结果还是没有考上。三十七岁时，宋仁宗举办特考，他再度赴试还是没有考上。就在此时，他在异乡接到父亲苏序的死讯，急急赶回家中奔丧，心中非常难过。

　　常人受到这样的剌激，通常都会放弃读书。但是苏洵却由此领悟到，人不应该为了考试而读书，故此绝意功名不再走此科举之路，开始为自己而读书了。苏洵毅然烧掉过去为考试而做的几百篇文章，重新阅读古书。他忽然发现不为考试而读书，书中的精华反而尽赴眼底，真正尝到了读书的乐趣了。

　　苏洵如此用功八年，前五年养精蓄锐，不写一文。五年之后，方才动笔将心中的所积所感一吐为快。他的文章文风古朴、文理深邃、文意幽远，得到欧阳修等文坛领袖的赏识。嘉佑元年，苏洵亲自带着两个儿子进京赴试，一举成功，双双及第。两个儿子的成功，在很大程度上得力于父亲纯朴的文风。苏洵与苏轼、苏辙成为我国文学史上继“三曹”以后的“三苏”，成为唐宋八大家中的三家。可惜苏洵年寿不永，死时仅五十八岁。

　　苏洵的大儿子就是苏轼、苏东坡，号老泉山人。“苏老泉”实际上说的是苏东坡，后人张冠李戴以讹传讹，把称谓搞错了。

　　彼既老，犹悔迟，尔小生，宜早思。

　　他们年纪那么大了，才开始后悔读书太晚了。你们这些年轻人啊，应该及早想一想“黑发不知勤学早，白首方悔读书迟”的道理，提高警觉性。

　　读书在人的一生中，有最佳“黄金期”，也就是十三岁之前。在这段时间里读的东西，一辈子都不会忘记。如果错过了人生的前十三年，无论你今后多么努力地弥补，无奈大脑与神经系统的发育已经定型了，再背书记不住了，那时就“犹悔迟”了。

　　曾国藩曾经说过：“古今亿万年无有穷期，人生其间数十寒暑仅须臾耳。大地数万里不可能极，人于其中寝处游息，昼仅一室耳，夜仅一榻耳。古人书籍近人著述浩如烟海，人生目光之所能及者不过九牛之一毛耳。事变万端，美名百途，人生才力所能办者，不过太仑之一粒耳。

　　知天之长而吾所历者短，则退忧患横逆之来，当少忍以待其定；知地之大而吾所居者小，则退名利争夺之境，当退让以守其雌；知书籍之多而吾所见者寡，则不敢以一得自喜，而当思择善而约守之；知事变之多而吾所办者少，则不敢以功名自矜，而当思举贤而共图之。夫如是则自私自满之见可渐渐蠲除矣”。

　　若梁灏，八十二。对大廷，魁多士。

　　像五代时期的梁灏都八十二岁了，殿试的时候对答如流，在众多的士子里面夺魁做了状元。

　　北宋年间有个文人叫梁灏，少年时曾立下誓言不考中状元誓不罢休。结果时运不济屡试不中，受尽别人讥笑，但梁灏并不在意。他总是自我解嘲地说：“考一次就离状元近一步”。梁灏从后晋天福三年开始应试，历经后汉、后周，直到宋太宗雍熙二年才考中状元。为此，他曾写过一首自嘲诗：

　　天福三年来应试，雍熙二年始成名。

　　饶他白发头中满，且喜青云足下生。

　　观榜更无朋侪辈，到家惟有子孙迎。

　　也知少年登科好，怎奈龙头属老成。

　　历史上的梁灏为北宋太宗时的进士,中状元时年方二十三岁。辽军攻打宋朝时,梁灏曾上书朝廷献策，宋人陈正敏著《遁斋闲览》中说：“梁灏八十二岁中状元”。所以后人将梁灏画成白须皓首的样子，实属传说中的误会。

　　梁灏(963-1004年)字太素，宋朝山东须城(今山东东平县)人。宋雍熙二年（公元985年）中状元，人称父状元，曾任峡路安抚使、关右安抚使、翰林学士等职，在任开封府尹时暴病卒，年四十二岁。梁灏的儿子梁固，宋大中祥符元年（公元1008年）中状元，人称子状元，曾任著作郎、户部勾院等职。天禧元年（公元1017年）病逝，时年三十三岁。

　　梁灏父子二代状元，为官清正，皆有著作传世。直到现在其家乡东平县，仍有一“父子状元坊”，上有书法名家金一凤手书的对联：“是父是子同作状元千载少；为卿为相流传历代一门多”。此外尚存梁灏、梁固及其家庭墓群及宋碑两方。

　　历史上的有名的长寿老状元，唐代属柳公权（778-865年）寿数最高，八十八岁；宋代属黄裳（1044-1130年）寿数最高，八十七岁。他们也都是长寿状元，而非八十岁以后考中的状元。

　　彼既成，众称异。尔小生，宜立志。

　　人家功成名就了，人们才觉得惊奇称异，不晓得成功的后面是多么的不容易。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早早立志。“人活一口气，树在一张皮”，人不立志，终归是个凡人。

　　曾国藩教育子侄读书，提出三点要求，首先就是立志，然后才是持之以恒地向学。曾国藩说：“盖世人读书，第一要有志，第二要有识，第三要有恒。有志则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如河伯之观海，如井蛙之窥天，皆无识者也。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此三者缺一不可。

　　人苟能自立志，则圣贤豪杰何事不可为？何必借助于人！我欲仁，斯仁至矣。我欲为孔孟，则日夜孜孜，惟孔孟之是学，人谁得而御我哉？若自己不立志，则虽日与尧舜禹汤同住，亦彼自彼我自我矣，何与于我哉”！

　　在中国文化里面，宋代名儒张载，张横渠先生有四句名言：“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这四句话已成为宋代以后中国知识分子共同的目标，后世学者都以此立志向学，事实上也应该如此读书求学。

　　上面举完了年老勤于学的例子，下面再举年幼志于学的例子。

　　莹八岁，能咏诗，泌七岁，能赋棋。

　　北齐的祖莹八岁的时候就能够咏诗，能背诵《诗经》《尚书》等经典。祖莹，字元珍，南北朝时后魏人。《魏书?祖莹传》中记载：祖莹“八岁能通《诗》、《书》，父母恐其成疾，禁之不能止，常于父母寝睡之后燃火读书。由是声誉甚盛，时号为圣小儿。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人云：京师楚楚袁与祖，洛中翩翩祖与袁。以文学见重，常言：“文章须自出机杼，成一家风骨。何能共人同生活也 ？”

　　祖莹好学，十二岁为中书学生，时时沉缅于书籍，夜以继日地苦读。父母担心他身体会出毛病，禁止他读书，晚上不给他火种。他暗将火种藏在灰里，等到父母都睡熟了，就用被子把窗户遮盖起来，点起灯读书。中书监高允赞叹说：“此子才器，远非诸生所及，必当前程远大”。

　　有一次，中书博士张天龙讲《尚书》，祖莹被选为主讲。学生都已经到齐了，祖莹因为夜里读书太迟，睡过了头。他慌忙之中误将同房学生李孝怡的一本《曲礼》当作《尚书》，登上讲台才发现拿错了书。张天龙很严厉，祖莹不敢再回去换书，就将错就错把《曲礼》放在面前，诵读《尚书》三篇，不漏一字。李孝怡发现了这一情况，报告给张天龙，所有的人都极为惊异。

　　高祖得知此事后，招祖莹入宫，令诵五经章句并陈述大义。听后大加赞赏，开玩笑说：“昔尧流放共工到幽州北裔之地，这么差的地方，怎么忽然出来个神童呢”？祖莹后官至三司，进爵为伯。

　　另外一个人就是唐朝的李泌，他七岁的时候下棋，就能够以此为题，当场赋诗。李泌是宋朝以前最大的藏书家，在他父亲李承休一辈已有藏书两万余卷，到李泌相德宗、封邺侯的时候，藏书已过万余卷。韩愈有诗说：“邺侯家多书，插架三万轴”。后世将藏书之处称“邺架”。

　　李泌是历史上一位类似诸葛亮、刘伯温的传奇人物，但论智论功，似乎又在此二位之上。诸葛亮累死于蜀汉，刘伯温被迫服毒身亡，相比之下，李泌就比他们都高明多了。

　　李泌，字长源，唐朝中期赵郡中山人，自幼时以“奇童”得到唐玄宗的赏识。以后历事玄宗、肃宗、代宗和德宗四帝，其间四落四起，位至宰相，封邺县侯。

　　李唐江山遭安史之乱的大劫而能不垮，实赖两人之力：外面靠郭子仪东征西讨，朝中靠李泌运筹帷幄。李泌不但在军事上出谋划策，为收复长安洛阳两京，平定安史之乱做出贡献；而且在李辅国、元载等权佞横行之时，还为朝廷选荐、保全了一批中唐名将如韩晃、李晟、马燧等人。至于处理与回鹘、吐蕃等异族关系，李泌献言建策，为当时唐朝外交政策的主要决策人。其他如兴屯田、定人事、开财源等，李泌也无不与之，多谋善断，屡见奇效。

　　李泌的奇功之一，一身兼任总长、外长、财长等数职；奇功之二是对皇帝家务的全面介入。皇帝的家事历来就属于“闲人免进”之列，否则就是找死。历史上因皇帝闹家务而骨肉相残，导致政局大动荡甚至皇权崩溃的事例太多了。李泌之时，朝廷之脆弱实在容不得再祸起萧墙了。于是李泌以其过人的才智，当仁不让地充当了皇室调停人，竭力修补肃宗与玄宗之间的对立，苦苦维护肃宗父子间的正常关系。他甚至甘冒杀身灭门的风险，阻德宗废立太子、谏肃宗宠立张后。在中唐内忧外患之际，朝廷能维持政局的基本稳定，李泌功莫大焉。

　　李泌之奇，还奇在他同皇帝之间奇迹般的君臣关系。李泌曾对肃宗自陈有“五太”：“臣遇陛下太早，陛下任臣太重，宠臣太深，臣功太高，迹太奇。”与肃宗、代宗、德宗三帝，李泌始终保持着一种亦师亦友的关系。与肃宗则“出陪舆辇，同榻而寝”。李泌不荤不娶，代宗曾强迫他娶妻食肉。

　　尽管李泌因遭权佞忌嫉，四次罢官下野，但新帝即位，立即便征召李泌。连为四帝宠幸，史所罕见，其因一则李泌忠心可鉴，所言所行无不为皇帝江山；二则李泌智比张良，洞彻人性，宠辱不惊，功高不傲，功成即去。三则李泌进谏建言极具策略，总是设身处地，循熏善诱，感悟帝心。

　　《旧唐书》把李泌并入八人合传中， 篇幅不过区区千多字，且评价极低，指责他“长于鬼道，随时俯仰，无足可称。”欧阳修《新唐书》虽有所匡正，语近公平，但也未充分重视。惟司马光的《资治通鉴》不惜笔墨，于客观之中还了李泌的真面目。

　　彼颖悟，人称奇，尔幼学，当效之。

　　他们的聪明才智，人人都称奇、羡慕。你们这些小孩子应该以他们为榜样，好好地效仿，用心读书，以成大用。

　　读书首先要明确目标，也就是为谁读书，目标不明确，行动一定是盲目的。孔子说过：“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古人读书是为了改变自己，为使自己能够立身行道。今人读书是为了父母、为了考试委员会。

　　现代教育体系下的学者，很少有为自己的理想而做研究的，差不多的都是为了学位、职称、工作而读书。表面上看是为社会读书，实际是根据社会上的需要，为了自己的“钱途”奋斗而已。真的是自己对于某一项学问有兴趣，想深入研究的人本就不多，在今日的工商社会中，这种人更是罕见了。

　　照目前的趋势发展下去，我们民族的文化思想会越来越低落。人人都只顾现实利益，对后一代的教育，只希望他们将来有“钱途”，能赚更多的钱，都涌向商科、电脑、医药等几个领域，而人文学科和基础学科都走下坡了。

　　其次，读书要存四种心，即：虚心、恒心、耐心和细心。虚则受，恒则进，耐心才不会浮躁，细心才能体会文理之意。

　　蔡文姬，能辨琴。谢道辒，能咏吟。

　　蔡文姬，名叫蔡琰，东汉著名音乐家，史书上说她“博学而有才辨，妙于音律”，她的父亲蔡邕是曹操的挚友。

　　蔡文姬博学多才，音乐天赋过人。她六岁的时候，有一天父亲蔡邕在大厅中弹琴，忽然看到庭院里面有一只猫和老鼠在搏斗。蔡文姬在房中问父亲：“您的琴声之中为何伏有杀机之声？”蔡文姬能从琴声中听出吉凶之兆，所以说她“能辨琴”。

　　蔡文姬十六岁时嫁给大学子卫仲道，卫家当时是河东世族，夫妇两人非常恩爱。不到一年，卫仲道因咯血而死，蔡文姬又不曾生育，卫家的人嫌她克死了丈夫，蔡文姬就回了娘家。以后父亲蔡邕死于狱中，蔡文姬也在动乱中被匈奴掠去，这年她才二十三岁，被左贤王纳为王妃，居南匈奴十二年，育有二子。

　　建安十三年（208年）曹操怀念好友蔡邕，得知文姬流落南匈奴，立即派使臣携带黄金千两、白壁一双，把她赎了回来，这年她三十五岁。回汉后蔡文姬创作了哀怨惆怅的断肠琴曲《胡笳十八拍》，并在曹操的安排下，嫁给了校尉董祀。

　　蔡文姬饱经离乱忧伤，时常神志恍惚，而董祀正值鼎盛年华，自视甚高。但迫于曹丞相的授意，只好接纳了她。婚后第二年，董祀犯罪当死，蔡文姬不顾嫌隙，蓬首跣足地来到曹操的丞相府求情。曹操念及昔日与蔡邕的交情，又想到蔡文姬悲惨的身世就宽宥了董祀。

　　从此以后，董祀感念妻子救命的恩德，夫妻双双溯洛水而上，隐居在风景秀丽的山林之中。曹操狩猎经过这里，还前去看望过他们。在一次闲谈中，曹操表示出很羡慕蔡文姬家中原来的藏书。蔡文姬说，原来家中所藏的四千卷书，几经战乱已全部遗失。曹操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但听到蔡文姬还能背出四百篇时又大喜过望。于是蔡文姬凭记忆默写出四百篇文章，文无遗误，可见蔡文姬才情之高。蔡文姬一生三嫁，命运坎坷，她与和董祀生有一儿一女，女儿嫁给司马师为妻。

　　谢道韫，陈郡阳夏（今河南太康县）人，东晋女诗人。晋朝宰相谢安之侄女，安西将军谢奕之女，王羲之之子王凝之之妻。公元399年王凝之为孙恩起义军所杀后，她一直寡居在会稽。

　　谢道韫识知精明，聪慧能辩，叔父谢安曾问她：“《毛诗》何句最佳？”答：“吉甫作颂，穆如清风。仲山甫永怀，以慰其心。”谢安称赞她有“雅人深致”。有一次谢安召集子侄讲论文义，刚好大雪骤下。谢安问道：“白雪纷纷何所似？”谢安八岁的侄子谢朗回答道：“撒盐空中差可拟。”七岁的谢道韫说：“未若柳絮因风起”，对杖工整，比喻恰当。谢安大悦。这一咏雪名句，盛为时人所传诵。

　　谢道韫的作品，今仅存散文《论语赞》一篇和《泰山吟》、《拟嵇中散咏松诗》二首。

　　《泰山吟》已经成为传世名篇，在此诗中，可以一睹谢道韫的风采：

　　峨峨东岳高，秀极冲青天。

　　岩中间虚宇，寂寞幽以玄。

　　非工复非匠，云构成自然。

　　气象尔何然？遂令我屡迁。

　　逝将宅斯宇，可以尽天年。

　　彼女子，且聪敏，尔男子，当自警。

　　人家是女孩子，都如此聪慧多才，你们这些男子汉更应该以她们为榜样，时时激励自己，好好努力。

　　中国历史上的女才子很多，最著名的四大才女，就是蔡文姬、谢道韫、卓文君与李清照。电视连续剧《凤求凰》，讲述的正是汉代才子司马相如和才女卓文君的爱情故事。

　　司马相如和卓文君，一个是被临邛县令奉为上宾的才子，一个是孀居在家的佳人。他们的故事，是从司马相如作客卓家，在卓家大堂上弹唱那首著名的《凤求凰》开始的。他唱道：“凤兮凤兮归故乡，游遨四海求其凰，有一艳女在此堂，室迩人遐毒我肠，何由交接为鸳鸯。”卓文君为追求爱情与司马相如夤夜私奔。其后的当垆卖酒、白头兴怨、长门灵赋、封禅遗书等事迹更是被传为千古佳话。

　　李清照，号易安居士，南宋女词人，为齐州章丘（今属山东）人。父亲李格非为当时的著名学者，丈夫赵明诚为金石考据家。

　　李清照早期生活优裕，与赵明诚共同致力于书画金石的搜集与整理工作。金兵入侵中原，二人流落南方，赵明诚病死，李清照境遇孤苦。所以在她的作品中，前期多描写悠闲的生活，后期多悲叹自己的身世，情调感伤，有时也流露出对中原的怀念。

　　李清照的作品有《易安居士文集》、《易安词》，多已散佚。后人有《漱玉词》辑本，今人有《李清照集校注》。

　　唐刘晏，方七岁。举神童，作正字。

　　刘晏（公元718 - 780年）是唐代著名的理财家。新旧《唐书?刘晏传》上载：刘晏，字士安，曹州南华（今山东东明县东南）人。《新唐书?宰相世系表》中也有记述。刘晏的高祖自彭城（今江苏徐州）迁徙曹州南华，高祖以下世代为官。曾祖刘郁为弘文馆学土,刘晏的祖父做过县令，他的父亲没有做过官。

　　刘晏有兄弟三人，长兄刘星，次兄刘暹为御使大夫。可见，刘晏生长在一个世系的官宦家庭之中，自幼受到良好的培养与教育。

　　唐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年）十月，唐玄宗赴泰山封禅。祭典结束后，唐玄宗在帐殿接受朝觐。礼官进帐殿上奏：“有一八岁童子刘晏，敬献《东封书》。” 玄宗非常喜悦，下诏命见。八岁的刘晏进帐后，毫不胆怯，跪颂自作的《东封书》：“吾皇英主，封祀东岳，告成功于昊天上帝，为万民把福，开元之礼，仁及天下，人情所望，人心所归……”玄宗虽然惊叹八岁童子的文采，但又不相信是真的，于是命宰相张说鉴别真伪。

　　张说是当时的文坛领袖，于是以围棋为题，对赋围棋的方圆动静。张说道：“方若棋局，圆若棋子，动若棋生，静若棋死”。

　　刘晏回对：“方若行义，圆若用智。动若骋才，静若得意”。”玄宗甚为高兴，当即下旨授八岁的刘晏为秘书省正字郎，工作是校对藏书，校勘正误，抄写典籍。这在当时也是一大轰动奇闻，刘晏因此被称为“神童”。刘晏从此走上仕途，最后成为自桑弘羊之后，唐代著名的理财家、经济改革谋略家。

　　“安史之乱”使唐王朝的财政状况濒于崩溃。刘晏通过调查，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来治理财政，统筹兼顾，有效地充实了国家的财政收入。例如，粮运是唐代一个十分棘手的问题，一是转运速度太慢，二是运杂费用太高，三是浪费损失惊人。刘晏接管后，采取了几项重大的改进措施，使从扬州运粮至长安的时间由九个月缩短到四十天，损耗率由20％降低到零，时“人以为神”，唐肃宗赞他为“当朝的萧何”。

　　刘晏晚年，因受人陷害被唐德宗赐死，终年六十三岁。刘晏为唐王朝理财二十四年，掌管财物亿万，但被抄家时的全部财产只有“杂书两车，米麦数斛”，连陷害他的人也不得不叹服刘晏的清正廉洁。

　　彼虽幼，身已仕，尔幼学，勉而致。有为者，亦若是。

　　唐玄宗曾两次召见刘晏。一次问刘晏道：“卿为正字，正得几字？”刘晏答道：“天下字皆正，唯朋字未正得”。玄宗自然懂得，其时朝中的朋党之争正闹的不可开交，大臣之间结成朋党，三个一群、五个一伙，互相攻击。刘晏正是借此机会向玄宗进谏，可见他年级虽小，人却非常有智慧。

　　刘晏年龄虽然只有八岁（历史上的记载是八岁，不是七岁）就已经走上了仕途。你们这些年轻人，只要勤勉奋进也同样能够达到这样的成就。

　　孟子说过：“舜人也；我亦人也”。尧舜禹汤等古之圣贤，他们是人我们也是人，与他们相比我们缺少的只是圣贤之志而已。所以不甘于堕落的有为者，一定要立志，要夺古人的志向。果真如此，学舜当然就是舜的再生，学孔子就是孔老夫子在世，哪里有不成功的道理？

　　孔子在《论语》中说过：“君子忧道不忧贫”，“君子谋道不谋食”。道是宇宙人生的根本，人天的根本得到了，功名富贵等世间的小果，是不谋而自来的。这个小大轻重的道理，我们一定要明白，千万不能本末倒置。

　　犬守夜，鸡司晨，苟不学，曷为人？

　　蚕吐丝，蜂酿蜜，人不学，不如物。

　　上面用了男女老幼作为具体的例证，为我们树立起求学做人的榜样，下面再以动物为例，激励我们立志向学。

　　狗会在夜晚看门守夜，防止盗贼入侵。公鸡会在黎明时报晓，提醒人们天亮了。这个世间最卑贱的不过是鸡犬，他们尚且有功于人类，我们生为人，如果不求进取只是一味地苟且度日，就连动物也不如，哪里还有资格做人呢？谚话说：“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这样的人就与马、牛同缀连襟了。

　　蚕与蜂是动物里面最小的，但做出的贡献又是最大的。蚕能吐丝，供给人类作丝帛的原料；蜜蜂能采花酿蜜，供人类食用。如果我们不肯努力学习，不为这个世界做一点贡献，岂不是连小昆虫都不如了吗？

　　幼而学，壮而行，上致君，下泽民。

　　幼年志在求学，长大以后，步入社会就要学以致用，将自己的学问反馈给社会，上报效国家，下为苍生造福。孔子在《论语》中也反复强调“学而时习之”的重要。学了知识，要能够随时思考、随时见习，随时要有体验，要能够反省，这就是学问。如此，你才有能力上报国家下安百姓，为人类造福。

　　一般人认为读书就是作学问，其实学问不是文字，也不是知识，学问是从人生经验上来，在作人做事上去体会的。知识渊博、文章写得好，只是一个人的文学素养高，不认识字的人，倒不一定没有学问。学问是要将圣贤的教诲落实到自己的生活中去，随时将所“学”“问”于自己的行动，也就是用实践来验证圣贤的教诲。“学”即是文，“问”就是化，要把所学到的圣贤之“文”，用来变化自己的气质，使自己升华，才是一个有“文化”的人。

　　曾国藩也说过：“吾辈读书，只有两事：一者进德之事，讲求乎诚正修齐之道，以图无忝所生；一者修业之事，操习乎记诵词章之术，以自卫其身。人之气质，由于天生，本难改变，惟读书则可变化气质。欲求变之之法，总须先立坚卓之志。古称金丹换骨，余谓立志即丹也。”

　　扬名声，显父母，光于前，裕于后。

　　“扬名声，显父母”，是孔子在《孝经》中的话。孔子说：“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立身行道，杨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

　　人行孝道有始有终，孝之始我们已经讲了很多；孝之终的儒家观点，就是“扬名声，显父母”。儒家思想偏重于入世，但是唐以后的读书人，均以建立世功、光前裕后、封妻荫子为理想目标，都涌向“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士子之路，错解了孔子说的“立身行道”。

　　立身就是立命，人非性子化了不能够立命，所以传统教育的第一关就是要帮助学生化性。人的命如车轮，性如车轴，性子不正，命轮一定会跑偏，所以韩愈才说“师者，所以传道、授业、解惑也”。传道就是帮助学生化性立命，教他做人之道。

　　性子化了、气质变了，人才肯吃苦、才肯吃亏，然后才能够行道。行道就是按照《三字经》中讲的“五伦十义”的道理，学做人。“十义”是人的十根命柱，也是十条做人之道，真正做到了、行圆满了，命就立起来了，“立身行道”才算做到了。

　　禀性化掉了，人“性本恶”的动物属性的根才能彻底拔除掉。这个业根一断，就可以上拔祖先，所谓的“一人得道，九祖升天”，祖宗八代都跟着沾光，这才是真正的“孝之终也”。

　　“裕于后”是向下，为子孙后代积累福德，就是《千字文》中讲的“川流不息，渊澄取映”。自己这一辈人，要在祖先建立的德业之上立身行道，让自己的德行象奔腾不息的江河水一般，一代代地川流下去。前人植下的道德之树，会成为佑蔽后人的福荫，能做到“光于前，裕于后”，人的一生才没有虚度。

　　人遗子，金满籯，我教子，惟一经。

　　世人留给子孙的都是物质财富，是满箱的金银财宝，我留给子孙的只有这一部《三字经》。这几句话的字面意思很简单，但其中的道理却非常人所能理解，更是难以做到。

　　汉朝的著名学者疏广，字仲翁，是西汉兰陵人，对《春秋》有独到的研究。汉宣帝征他为博士，授以太子太傅的官职，他的侄子疏受也被聘为太子少傅。二人都是辅导太子的老师，地位相当高。五年后的一天，疏广对疏受说：“我们的官做得够大了，名声也不小，再不急流勇退，就该树大招风了”。于是二人就向汉宣帝奏请告老还乡。宣帝与太子厚赠给他们一笔钱财，让二人荣归故里。

　　疏广回乡后，将这些钱财都分送给了亲朋故友。有人劝他给子孙留一些，他摇摇头说：“我的子孙如果有才德，钱财只能损伤他们的志气；如果愚昧昏庸，钱财只会掩盖他们的过失”。人们都很佩服他的远见卓识。

　　人的福德属于心性，是可以遗传的；物质属性的钱财是不能遗传的，故有“富不过三代”的古训。我们反复强调“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的因果关系，留财给子孙的人，心里面先就存了子孙一定不成才的念头，否则你为什么要留财？种了这样的因，将来就要结子孙不成才的果。所以古人才说“积财给子孙是留祸，积德给子孙才是留福。

　　有智慧的父母无不教导子女“幼儿学，壮而行”，让他们明白做人的道理，长大以后行道做德，立身于社会。有出息的子女，一定可以独立开创一份事业，没出息的子女有了钱反而坐吃山空，什么也不学、什么也不会。等他们老了，钱也用光了，自己又没有本领，你让他们怎么办？古人说：“糊涂的爷娘，败家的儿郎”，这话说得并不过分。

　　所以遗财给子孙，不如遗德给子孙。祖先把自己的经验、嘉猷、忠告遗留给子孙后代，这些才是千金难买的宝贵财富。所以这里才说“我教子，惟一经”，一部《三字经》就够了。《三字经》是一部高度浓缩的中国文化史，用极简单的文字将经史子集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真正是“淹贯三才，出入经史”。清朝康熙年间的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传给儿子们的则是一楼图书，他说：“吾无美田宅、园池、台榭、金玉玩好之物以传后，所传者惟是尔”。因此将其藏书楼命名为“传是楼”。

　　勤有功，戏无益，戒之哉，宜勉力。

　　这是最后总诫后学者的箴言警语。“人之为学，不日进则日退”（顾炎武），只有勤奋向学才能有所进步。一味的嬉戏懈怠、得过且过，是没有益处的。古人说：“业精于勤，荒于嬉，成于思，毁于随”，我们都要以此为座右铭，不断地勉励自己。

　　前面说到诸葛亮的《诫子书》，这篇文章同他作人的风格一样，简单谨慎没有废话。诸葛亮的一生并不以文章名世，而他仅有两篇不为作文而写作的《出师表》，却成为千古名篇。

　　诸葛亮在《戒子书》中说：“夫君子之行，静以修身，俭以养德。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夫学须静也，才须学也，非学无以广才，非志无以成学。慆慢则不能研精，险躁则不能理性。年与时驰，意与日去，遂成枯落，多不接世。悲守穷庐，将复何及”!

　　他教导儿子以“静”来做学问，以“俭”来修身。德才兼备人的品行，是依靠内心的宁静来修养身心，是依靠俭朴来培养品德。不看轻世俗的名利就不能明确自己的志向，不是身心宁静就不能实现远大的理想。求学必须专心致志，增长才干必须刻苦学习。不努力学习就不能增长才智，不明确志向就不能在学习上获得成就。追求过度享乐和怠惰散漫就不能振奋精神，轻浮暴躁就不能陶冶性情。年华随着光阴流逝，意志随着岁月消磨，最后就像枯枝败叶那样，成了无所作为的人，对社会没有任何用处。到那时，守在自家的狭小天地里悲伤叹息，又有什么用呢！

　　杨雄在《法言》中说：“百川学海而至于海，丘陵学山而不至于山”。意思是说千条河流学大海滚滚东流，终于汇入大海。丘陵想学高山却呆着不动，永远也成不了山。少年不努力，等到中年后悔时已经无法挽回了。古人说：“勤一分有一分的收获，闲半刻少半刻的光阴”，我们都要戒之哉，应该时时勉励自己，以成其道，千万不要虚度光阴，蹉跎岁月。

　　《三字经》的六部分内容，到此已经全部向大家介绍完了。这1450个极其通俗易懂的汉字，将完整的中国文化史高度浓缩起来，将传统文化中的“经史子集”各部类的知识揉合在一起，相信诸位都已经深有体会。《三字经》古称“小纲鉴”，可以将我们零散的知识贯穿起来，使我们以往积累的百科知识，得以纳入一个清晰知识体系。我们可以《三字经》为鉴，检查一下头脑中的哪些知识是没有用的，哪些知识必须补充进来。

　　人在一生中要读几部真正的“书”。我说的“书”，是指四书五经、《左传》《史记》之类的经典，至少要有一部书垫底，一生的学问才能扎住根。林语堂说过，概论之类的教科书不算书，拼鼻子凑脸的小说也不能算作书。我们现代人的思想完全被媒体所控制，满脑子都是报纸上看来的消息，自己完全没有中心思想，变成了随风倒的草。孩子们那一点可怜的历史知识，还都是从“秘史”中“戏说”来的。影视文化本就是无根之草，影子本来就是虚的，这种教育体制下长大的孩子，哪里会有根呢？对比之下，就更显得《三字经》之可贵，因为它是谈教育的专著。

　　教育的根本意义在于教导后代如何做一个合格的人，提高人的生命质量，实现转迷为悟、转识成智，最后达到转凡成圣的人生终极目标。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现代教育已经与教育的目标背道而驰了。当然，人不可能脱离现实社会而存在，当今的时代就是这样一个争贪的社会，教育制度自然就变成这样一个训练竞争意识和谋生技能的培训体系，人人志在挣钱，而非志在圣贤。大势所趋，人人如此，我们也只能尽自己的力量，尽人力听天命了。

　　我们能做的只有以私塾的形式为孩子们补上传统教育这一课。自古以来，官府关心的都是治权之类的大事和群体意识，真正关心学生个体的只有父母和老师。所以父母一定要觉悟，要为子女补上这人生第一课，千万不要让你的后代毁于你的无知。

　　《三字经》很早就传到了日本与韩国，清朝雍正五年（公元1727年），《三字经》被译成俄文流传到俄国，此后陆续被译成英、法等多种文字。一九九零年秋，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三字经》选入《儿童道德丛书》向全世界发行。可见这部书早已不属于中国人专有，它已经走出国门成为世界文化遗产的一部分了。

　　作为《三字经》故乡的同胞，我们今天不但不会背诵《三字经》，有些人甚至一辈子连《三字经》都没读过一遍。你为此将给你自己下一个什么样的评语呢？

　　乙酉年清明讲于奥克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