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都去哪儿了？

又到年底，人人都在慨叹时间都去哪儿了。而日日忙于工作的人，会觉得这个问题的答案格外匪夷所思，明明是每天都在忙碌，忙着出一个又一个的差，赶着赴不过来的会，写着一个接一个的报告，怎么还是觉得时光飞逝?明明是精准的规划时间，并且分毫不差的执行，间或有手机、手表、电脑在提醒，为什么第二天还是不能清楚的记起前一天都发生了什么?时间到底都去哪儿了?

早在半个多世纪以前，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爱德华·汤姆逊用他杰出的著作《时间、劳动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阐述了时间、工作和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内在联系。中国的学界对汤姆逊并不陌生，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在中国流传甚广，他本人也被冠以“马克思主义的斗士”被不同的中国机构颂扬。《时间、劳动纪律和工业资本主义》则是一篇介于人类学和历史学之间的论文。在众多人类学家所撰写的民族志的基础上，汤姆逊追述了在没有钟表的社会人们是怎样感受时间的，并将其与钟表普遍流行的社会中人们对时间的感受进行对比，寻根溯源的解释了工作方式的变革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人们对时间的感受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在开篇，汤姆逊就提出了他犀利又大胆的疑问。钟表的产生与普及是如何影响人们的时间观念的?这一时间观念的变化与人们的劳动方式和劳动纪律的变化有着怎样的内在联系?当人们从自然经济过渡到成熟的工业社会时，新的劳动纪律、新的激励方式的变革与人们内在的时间观念的变化是如何互相影响的?

时间在农耕社会及之前

钟表还没有广泛应用的时候，在世界的不同角落，人们度量时间的方式是千变万化的。中国人比较熟悉的是用漏壶记时，将一昼夜分为一百刻，将刻作为时间的计量单位。这种记时方式相对中规中矩，大体与文明古国的地位相称。汤姆逊则在他的文章中不厌其烦的罗列了十几个民族的记时方式，从世界范围来讲，祖先们最喜欢的计时方式是吃。比如尼日利亚的克里斯河(Cross River)的土著人，是用“煮熟玉米”的时间来记时，在纪录一个人不一会儿就死去的时候，他们说的是“玉米还没煮熟的功夫，人就死了”。马达加斯加的人们依据“煮熟一顿米饭”的时长来作为时间计量单位，此外，还有“煮豆角”、“煮鸡蛋”，充满着生活气息。比较有趣的还有17世纪的智利人，他们用诵读一段经文(Credo)的时间来记时，一次发生在1647年的地震就被纪录为“持续了两段经文的时间(Twocredos)”。以上例举的几种计时方式，与我们今天用钟表计时的方式相比，都不会特别准确。不管是“煮米饭”、“煮豆角”还是“煮鸡蛋”，煮熟的时间都受到诸多影响，容器的尺寸，火苗的大小，食物的多少，甚至风向等诸多因素都会影响到时间的长短。诵读经文也是同样，且不说不同的人诵读同一段经文的时间会有差异，即使是同一个人也很难每次都用相同的时间读同一段经文。总体说来，在钟表诞生前的时代，人们根据自然的，自己最熟悉的方式来度量并体验时间的流转，度量的方式不精确，但却更容易理解。

与记录时间“不准确”相对应的是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不着急”。皮埃尔·布迪厄在描述阿尔及尔卡比勒(Kabyle)农业社会时阐述了这种对待时间“不着急”的态度，“人们对待时间的流逝是无比依从和漫不经心的，没有人急于‘掌控’、‘操纵’、甚至‘节省’时间，匆忙被视为一种极不体面、没有教养且参杂着邪恶野心的行为”。布迪厄还举例说，在卡比勒并没有准确的吃饭和见面时间，即使是约会也只会大致说是“在集市”见面;钟表被称之为“魔鬼的磨坊”，意思是以不被知觉的方式将时光分割并带走;儿歌中所唱诵的则是“世界本无人问津，即使追逐亦一无所获”。

以上种种，以日常的生活方式来记录时间，不追求精准的，不着急的态度，与人们的生存和劳动方式相适应。在工业革命以前,人们的生存很大程度上拜大自然所赐，人们追随自然的节奏生活、劳动，这既是人们在自然生态环境的反应，也可以看做人与自然共存共荣的一种方式。“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是中国人最熟悉的一种叙述，大致描绘了以农耕为生的人追随太阳的的起落来安排一天的生活。不难理解，靠海为生的渔民们会跟随潮汐的涨落安排一天的生活，而以狩猎为生的人则要是根据野兽栖息的时间放置诱饵和捕猎。人们遵守农时，跟随潮汐，静候日出日落，这种节奏也和牲畜、鸟儿和鱼儿们的节奏浑然一体。

埃文思·普理查德的《努尔人》中举了一个具体生动的例子，勾画出人们如何通过“牛钟表”(cattle clock)来追随时间。“每天的钟表就是‘牛钟表’(cattle clock)，即放牧任务的轮回次数;白天的时间以及一天中时间的推移对努尔人来说基本上就是这些任务的序列以及它们之间的关系。把牛从牛棚牵到蓄栏、挤奶、把成年牛赶往牧场、挤绵羊和山羊奶、赶着羊和小牛去牧场、清扫牛棚与畜栏、把羊群和小牛赶回家、成年牛群返回、挤夜奶、把牲畜关进牛棚。努尔人通常用这些活动时刻来把事件协调到一起，而不是把太阳在天空中运动的具体位置来进行协调，因而有人会说‘我将在挤奶的时候回来’，‘当小牛们回到家我就出发’等等。”

人们的生活、劳动是由一件又一件的事情组成，赶牛、挤奶、放牧，一桩桩一件件都有条不紊的进行。汤姆逊把这种劳动方式称为——以事件为指向(Task-orientation)的劳作。这种劳动的特点是，人们的劳动和生活交织在一起，密不可分，劳动就是生活，生活也是劳动。人们用身边触手可及的方式大体纪录时间的流逝，不求精确，亦不为计划。劳动的内容同时光一起自然的流淌，没有丝毫急促，更不知何为“浪费时间”。农耕社会及其之前的社会，人们对待时间的态度大抵如此。人们与自然之间有一种直接的联系，通过劳动可以直接控制劳动的成果。如果借用汉娜·阿伦特的对人类活动的概念，这是一种被称之为“劳动”的与“工作”相对应的活动，“与人体的生物过程相应的活动，身体自发的生长、新陈代谢和最终的衰亡，都要依靠劳动产出和输入生命过程的生存必需品”。

时间在资本主义社会

资本主义的诞生和工业大生产的发展令人们对时间的感受产生了巨大的变化。这还要从雇佣劳动谈起。尽管雇佣劳动在资本主义之前的自然经济中也或多或少的存在，但大规模的雇佣劳动却是资本主义的重要标志。在雇佣劳动关系中，资本家雇佣工人工作，工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赚取工资来生活，这样的生产模式与之前主要以一家一户为单位的自然经济大相径庭。在自然经济的模式下，以金钱支付报酬的情况只在较少的个别情况下出现。而以雇佣关系为主要生产关系的情况下，以金钱购买劳动是资本家与工人关系的本质。在这种情况下，资本家和工人都需要一种简便、准确的结算方式，资本家以此来支付工资，而工人则以此来获取劳动报酬，这有利于劳动力的流动和资本家的自由购买。时间作为度量方式就在这样的背景下应运而生，并以其简便性和准确性跨越不同行业被广泛应用。在马克思著名的剩余价值理论中，用于解释资本家如何占有并使用工人剩余价值的著名公式，即是以时间作为度量工具。

在这种社会生产关系的转变中，蕴涵着几种深刻的变革。首先，工作和生活互相分离，工作是在工厂进行的出卖劳动力换取报酬的过程，共同工作的人是“同事”，而离开工作场所之后，与家人和朋友一起的活动才是生活。其次，精准的度量时间也至此成为资本主义发展以及资本家及劳动者的共同需求。对于劳动者，脱离了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唯一的谋生手段就是出卖劳动力，时间是能够换取金钱多少的度量，关乎衣食住行的质量，自然至关重要。而对于资本家，这一重要性更有过之而无不及，因为“时间就是金钱”，时间甚至先于金钱存在并被使用。再次，一种崭新的时间观念也由之而生，时间不再是镶嵌在生活当中以自然流淌的方式度过，而是被“使用”的，工人“使用”时间工作，才能换取报酬谋生，资本家“使用”时间管理工人，并依据时间支付工人报酬。时间如同金钱一般，成为一种流通和度量工具，只可以被小心谨慎的使用，而万万不可以被浪费。

早期资本主义精神的杰出代表富兰克林编撰了一本《穷查理年鉴》，是每年出版一次的箴言集，被后世誉为美国财富的智慧书，流传很广，拿破仑也甚为推崇。这本书中的很多段落，描述了资本主义对时间的看法。“时间就是金钱”的比喻也最早来自此书的记述。如下是书中提到关于时间的几个段落：

1737年

“一天随意让时间溜走的人，一年浪费的时间相当于100块钱。”

“随便让时间溜走的人，就像每天丢失一分钱，就像把这份钱扔进河里，损失的一分钱不止是一分钱，还损失了用这一分钱来做生意的所有机遇，抓住这种机遇，年老时你便可以腰包鼓鼓了。”

1749年

“今日事，今日毕，工作要仔细，拖延耽搁会出现意外危机。”

1951年

“既然宝贵的时光被分割为一个个小时，勤奋的人知道怎样好好利用每一块时间来做好自己的工作，挥霍时间实际上就是挥霍金钱。”

“如果我们丢了钱，难免心里不安……可钱丢了也许能找回来，如果有人抢了我们的钱我们也许会发怒。可钱丢了或许能被找回来，钱被抢了或许能物归原主，如果时间这一宝贝一旦丢失就再也不可复得。我们浪费时间似乎它一文不值，似乎它毫无用处。”

在马克斯·韦伯著名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资产阶级被描述为一群艰苦奋斗、积极进取、勤俭持家的人。他们把努力工作和积累财富视为一种美德和能力，更是一种责任。而在清教徒的观念中，经济活动则是禁欲者的天职( the calling)，经济活动是一种理性的活动，伴随着获利的结果，它被认为是种上帝赐福给信徒的标志，这同时也是接近上帝和被上帝接纳的方式。韦伯认为资产阶级的意愿与清教徒的思想不谋而合。总之，努力工作和积累财富都是人生价值的体现。“惜时如金”、“争分夺秒”也随之被资产阶级和清教徒们推崇为一种主张，并逐渐内化为一种行为方

钟表的普及

钟表就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走入人们的生活，并逐渐无处不在的。在钟表出现并大规模出现之前，教堂的钟在十六世纪前的英国已经普遍存在，他们存在并非为了提倡资本主义所崇尚的价值观，而是为宗教服务。由于技术所限，也并不准确。据汤姆逊考证，时钟准确度的大幅度提高源自1658年钟摆的发明，手表准确度的大幅度提高则源自游丝(balance-spring)在1674年开始的广泛应用。而作为资本主义的发源地，英国在计时工具准确度提升这件事上，又早于他的欧洲竞争对手们有大约一百年。这似乎从另外的角度验证了富兰克林的忠告和韦伯的猜测，惜时如金才有财富的积累。

有趣的是，钟表的存在从来都不止于计时。到十八世纪中叶，钟表作为一种昂贵精致的小物件主要还是被绅士、商人和农场主等有钱有闲阶级所拥有，显然，他们并不都是需要雇佣工人劳动的资本家，这个小物件对他们来说，更多的是身份的象征。甚至曾在英国曾一度出现过向拥有钟表的人征税，因为其被视为富裕阶层才能享有的奢侈品。直至1790年前后，钟表开始在英国大规模的普及，比较便宜的木质钟也开始出现，这也意味着钟表作为一种奢侈品逐步向提供便利的消费品的转变。

钟表，特别是材质昂贵的表，作为奢侈品，一直都是令人向往并愿倾囊而出的小物件，这一方面可以证明自己良好的经济状况和社会地位，另一方面也是一种投资方式，万一生活或者生意上遭受困境，可以将其以不菲的价格出售以度过难关。所以在当时，每当个人的经济水平有显著攀升时，人们都愿意购买一块表来以资庆祝或纪念。而一只有着纯金表链的表，在当时的英国社会，更是成功商人的象征。

可以想见，一个新兴的英国资本家，身着笔挺的西装从上衣兜钟掏出金灿灿怀表时，那一刻的自豪。自豪来自终于拥有一个向往已久的精致小物件的喜悦，更是一种跻身富裕阶层身份的表达。这个小物件嘀嗒嘀嗒所记录的是永不停滞的如黄金般珍贵的时间。而对时间的爱惜则体现着勤奋、努力、严谨种种成功所必备的品质。如果他刚好是一个清教徒，这个小物件还有着更深层次的精神内涵，这块表既是他尊崇神的旨意生活的奖赏，也是督促他继续依照神的指引，不断积累财富，以靠近神明的方式。

新时间观念的形成

在讲述了钟表在英国如何兴起并普及之后，汤姆逊阐述了在工作场所时间观念是如何一步步深入人心的。克劳利钢铁(Crowley Iron Works)是十八世纪英国的钢铁巨擎，也是当时欧洲最大的钢铁企业，可以很好的代表了资本主义工业大生产初期的组织形式。当时在克劳利钢铁所使用的员工手册(Law Book of teh Crowley Iron Works)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都被认为是大型工业企业管理方式的圣经，并对整个欧洲乃至整个世界大规模工业生产管理影响深远。这本手册中的若干规定可以让我们窥视到工作方式如何影响人们时间观念的形成：手册中清楚的界定了工作时间的概念，只有在工作场所的工作才算作工作，这也是支付劳动报酬的依据，而吃饭、游戏、睡觉、歌唱等活动都不能算是工作;有一个明确的时间计划规定了工人的作息时间，“清晨五点钟声提醒员工开始工作，八点钟吃早餐，半小时后再开始工作，中午十二点午餐”;每个工人还有他自己的时间表(Time-sheet)，每天当工人进入或离开工作状态时是被记录在案的，也就是现在俗称的“打卡”;上述的一切都根据工厂的时钟来进行，而这一时钟是被严格监管的，任何人都不可随意接近、触碰、更别说改变了。从这些规定中可以清晰的看到，在资本主义发展之初，大型的工业组织已经开始用时间来监管并指导工人的劳作，在这中新的监管方式之下，一种与以往农耕社会截然不同的时间观念逐渐在人们的脑海中形成。人们根据钟表所记录的时间将工作与生活相分离，根据时间预先对工作清楚的规划，并依照规划来执行。钟表取代自然的节奏和事件的发生成为指引人们工作的主导。不难理解，在这样的状况下，“守时”、“有计划”如同勤奋一样会成为一种美德被褒扬。而“没有计划”、“浪费时间”则等同与“懒惰”和“贫苦”。1755年曼彻斯特政府官员组织编写的一篇鸡汤文《给穷苦人的友好建议》中写到，“如果筚路蓝缕者将手插在胸前而不是在工作;如果他将时间用来闲庭信步，用懒惰来消损自己的身体或用游手好闲来混沌自己的精神”，那么他最终只能在贫困中郁郁终老。

还有另外一个机构，在彼时的英国也对时间观念的形成起到了重大作用，那就是学校。特别是在新兴的慈善学校中，学生的时间安排是依照计划并严谨执行的。起床、读书、吃饭都严格遵照时间的计划，并在每日及有规律的执行。在学校的教学当中，“守时”(punctuality)、“规律”(regularity)、“勤俭”(frugality)、“秩序”(order)都被作为重要的观念灌输到学生的头脑中。当时的雇主们对这样的学校教育极为赞同，并且称颂在学校中被训练过的学生驯良、顺从，不会调皮捣蛋抑或心怀怒火。

时间都去哪儿了?

经过前文的叙述，我们看到了由新的生产组织形式——工厂——所倡导的新的劳动纪律;由雇佣劳动所推动的对人的激励方式;以及被新兴的资产阶级和清教徒们所倡导的“惜时如金”的工作理念，这一切一步步的改变着在当时人们的劳作模式、生活模式和价值观念。汤姆逊强调，是新的社会分工、对工人的管理模式、金钱激励、钟表、布道、学校教育等等，一起将新的时间观念灌输到人们的脑海中，并在毫无知觉的情况下形成人们的习惯。这种新的由时间所主导的活动模式，在福特的流水线上被推到极致。若干年后，汉娜·阿伦特明确地将“工作”与“劳动”相区别，并再度诠释“工作”，“工作是与人存在的非自然性相应的活动，即人的存在不包含在物种周而复始的生命循环内，它的有死性也不能由物种的生命循环来补偿。工作提供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自然环境的“人造”事物世界”。

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所生存世界。特别是在大型的组织工作的人们，工作是一个与生活相分离的状态。工作被时间和时钟，其实，更具体的说，是被我们的计划分成一个个小的模块，在这个固定的时间模块中，我们开会，写文件，回复邮件，与同事会面，一切都依据时间的计划有条不紊的进行。这是一个在大自然的节奏以外的一个人为制造的时间系统，我们更多的追随时间和时钟，而非事件来安排我们的活动。表面上看，我们通过制定计划管理时间，而实际上是时间通过时钟控制了我们。即便是在工作以外，我们的生活也很大程度上被同样的模式所指导，除了形形色色的时钟摆件，手机、手表、电脑无时无刻不在提示着我们时间的存在。而时间作为一个整体又被这些提示无形的区隔，以致粉碎，如齑粉一般。于是时间在我们对它过度的关注中消失了，消失在一个个小小的碎片中，以致我们无法说清时间到底都去哪了。

不知道用亦舒阿姨的话来结束这篇文章是否过于刻薄，可这又是我这一刻，在初冬的北京最真实的想法。

“天色灰暗，天亮也同天黑差不多，闹钟专会作弄人，好梦正浓，被窝正暖，它却依时丁零零地一声喝破人生惟一的美景良辰。闹钟的声音不但恶、狠，而且充满嘲讽、揶揄，像那种势利眼的亲友，专门趁阁下的病，取阁下的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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