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学慎思

《礼记》有云：“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对治学而言，博学与慎思，二者同等重要，不可偏废。治学光靠苦思冥想，往往会流于空疏。对于搞哲学的人来说，尤其要防止这个毛病。黑格尔就说过：哲学是好思之学，一般人似乎以为搞哲学就可以不需要读书学知识，单凭聪明就可以对什么问题发一通议论，说东道西，这只能导致一种“模糊空疏”的学风和文风。黑格尔的警示特别值得治学之人注意。

做学问首先要求打基础、练功底，多掌握资料。学术研究中所提出的创见，必须有资料为依据。资料包括原始资料和已有的研究成果即第二手资料。一本学术专著或一篇学术论文，其水平如何，除了看它是否有创见外，还一定要看它引用的资料是否准确扎实，是否充分。古人说：“竭泽而渔”。用到做学问上，就是研究一个问题，一定要把与这个问题相关的资料全面地加以掌握。当然，要做到把相关资料滴水不漏地掌握到手，有时几乎是不可能的，但主要的、有代表性的相关资料，包括已有的研究情况和研究水平，如果没有掌握或掌握得不准确，这样的研究必然缺乏坚实的基础。根不深，本不固，枝叶必不茂。

但学术研究毕竟是一项创造性的工作，最终还是要落实到创新上来。创新就是在学术界已经达到的水平上前进一步，在祖述前人(包括已发表过研究论文的同时代人)的基础上开花结果，这才叫研究成果。我们平常在评价高水平的论著时爱说一句话：“发前人所未发。”这句话也许显得要求过高，但它至少启发了我们，学术研究要有自己独立的新见。清代思想家戴震认为，治学要“空所依旁”。“空所依旁”当然不是说不要依据资料，不要依据已有的研究成果，而是说在观点上不囿于成说，更不要人云亦云。明代文学家袁宏道强调，为文作诗都要讲一个“真”字，他把“真”字解读为“互不相袭”、“面貌各异”，真乃卓绝之论。如果写文章言不由衷，千篇一律，实际上就是互相抄袭。这种学术上的不正之风应该受到批评。而做到“真”，就要有独立思考的勇气。还是论语上的那句话说得好：“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做学问既要有“学”作功底、为基础，又要靠自己独立的“思”使学问枝繁叶茂。如果说，在“学”的方面要多一点虚心的态度，那么，在“思”的方面倒是可以提倡大胆一点。把学与思两方面结合起来，才是治学之正道。

改革开放以来，思想文化界的学者都在思考如何开创我国思想文化研究新局面的问题。我们究竟应该怎样才能让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出一条新路子呢?中国传统思想诚然有其重大的优点，但任何一种东西优点再多，如果看不到其缺点，那就不会有危机感，就不会有所前进，有所创新。学术研究如果陷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的圈子里出不来，是很难或者说不可能为中国的思想文化找到一条新路子的。古人云：“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把眼界放宽一些，虚心学习吸收外国思想文化中的精华，融会贯通，可为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提供借鉴和启发。“中西贯通”这个提法不应该只是对某个学者学术成就上的赞美之辞，而更应该成为思想文化界的学者治学上的一条方法论原则。然而，一味强调“学”，甚至“食洋不化”，就会走到另外一个极端。中国思想文化的创新，归根结底还是要靠我们从中国的现实出发，独立思考与大胆实践，走自己的路。

(《人民日报》2003年2月17日第九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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