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以“识”为帅

自古以来，有才的人很多，有识的人相对要少;有才的文章很多，有识的文章相对要少。文有才，读书万卷可以做到;文有识，则还要加上饱经世事、深思熟虑才成。所以人们说：文贵有识。

传记文章似乎更加符合这个道理。除了受人之托等外在原因，为人作传多是出于有所感、有所识。换言之，作传者往往在传主身上发现了某种闪光的东西，让他有了情感的触动或思想的共鸣，于是萌生作传的意愿。然后他们挥毫泼墨，借古人之酒杯，浇胸中之块垒，把这情感的触动、思想的共鸣，发而为文，就成了识见。细读历史上的传记名篇，如司马迁之写管仲、晏婴、郭解、优孟，韩愈之写张巡、柳宗元，苏东坡之写韩愈、方山之……无论所写是官是民，记叙是详是简，其最为让人击节赞叹的地方，往往在于议论之笔。他们纵横捭阖，议论风生，真情深寄于笔墨之中，识见超拔于凡众之上这些“识见”，虽是从传主的事迹生发，但何尝不是作者自我胸臆的折射?议论的虽是一人之得失，但其实早已超出了个人层面，获得了普遍的历史意义与哲学价值正是这些文章，开创了中国传记文学的滔滔大河。

于今，在这条传记文学的长河中，又将注入新鲜的清泉了：由中国作家协会牵头的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系列图书，在经历长时间的酝酿之后，开始步入实际操作阶段。不仅传主的范围已经选定，编审专家阵容已经形成，而且写作队伍在经过报名与遴选之后，也初具雏形，估计在不久的将来，就将进入创作阶段。从春秋诸子到茅盾、老舍，百位历史文化名人传记，这当然是一套值得期待的大书。赓续民族文化薪火，提升当代人文素质，意义自不待言。

但难题是：很多传主的历史资料，多少年来无甚变化，而关乎这些传主的传记文章，历代又已经写了不少。有些名人中的名人，如孔孟老庄，李白杜甫，流传下来的传记文章就更多了。那么作为后来作传者，如何才能不落前人窠臼?如何才能凸显自己劳动的价值?

这让人想到了“识见”。面对素材基本相同的写作，识见也许将发挥最大的区别作用。因为识见一则产生于作者内心，哪怕面对同样一位历史人物，不同的人看到的、领悟的、理解的、共鸣的也将各不相同，心中的感情也会各有殊异;二则识见会受到时代的影响，折射时代精神的斑斓面孔因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之思想，时移则势易，审美情感、价值取向都随之发生改变，而这些将会投射到作者的识见中来。该丛书编委之一郭启宏曾谈到他心中的丛书写作标准：于才、学、识三者中，当尊识为帅。真可谓一语中的，直击要害。

当然，识见也需建立在历史史实之上。如果脱离了历史真实而空发议论，甚至陷入时下流行的戏说历史的泥淖之中，则只能是南辕北辙，缘木求鱼了。如果这样，再好的识见也只会让人觉得荒诞不经，面目可憎严肃的写作当然不可能也不应该走这条路。

展开中国百位文化名人传记的传主名单，尽是历代文化巨擘。再看写作者名单，也不乏一时之秀。这样一套丛书，如果将之比喻为一棵树苗，那么它是有能力成长为出版天地中的一棵参天大树的。我们如此祝愿，也如此期待。

(《人民日报》2012年6月26日23版)

【来源：何新国讲公文写作新浪博客（授权转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