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稿创新必须从改进文风做起

日前，《秘书工作》杂志的同志约我谈谈文稿创新的问题。应该说，对于搞了大半辈子文字工作的我来说，这不是什么新问题，也曾有很多朋友，在不同的场合向我提出过类似的问题。说实话，这个问题绝不是一两句话就能够说得清楚的，也不是轻而易举、说了就能马上做到的，而是一个很复杂的问题，我可能没有给那些向我探询的朋友以满意的答复。这次《秘书工作》杂志约稿后，我又认真地作了一番思考，多少有了一点新的心得，现在我就把这些思考和心得整理出来，与大家一起探讨。

文稿创新问题的本质是什么?我认为，从很大程度上讲，文稿创新不是一般的技术性问题，而是文风问题。也就是说，文风是决定文章优劣成败的关键。一篇文章是清新的还是陈腐的，是精悍的还是冗长的，是朴素的还是华丽的，是简明的还是繁琐的，都体现着文章的风格。可以说，文风问题是带本质性的、方向性的问题，不是简单地改变一下文章的结构、或加几个故作高深的典故、或引几句哗众取宠的“警句”、或添几个漂亮的辞藻就能奏效的。

那么具体地讲，改进文风要作何种努力呢?我觉得，首要的，我们要搞清楚当前在文风方面到底存在哪些问题。早在1942年，毛泽东同志针对当时文风中存在的问题，在著名的《反对(单字替换)八股》中，给恶劣的“八股”文风列举了八大“罪状”，如“空话连篇，言之无物”，“装腔作势，借以吓人”，“语言无味，像个瘪三”，“甲乙丙丁，开中药铺”等等。时间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时代和环境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是，文风问题却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了，“老八股”中许多弊端的踪迹，在当前的许多文章中都能找到，有的甚至还很严重。因此，要解决文稿创新问题，我们要重温毛泽东同志的《反对(单字替换)八股》，细心领会文中那些生动精辟、振聋发聩的论述，对照当前我们在文风中存在的问题，痛下决心服一剂“猛药”，使毛泽东同志当年大力倡导、亲力亲为、曾经风行一时的那种清新精悍、睿智潇洒、大气磅礴的文风重新回到我们的文章中来。

根据我多年从事文字工作的体会，要切实改进文风，具体地说，应当从“五少五多”做起。

少一点长篇大论，多一点短小精悍。记得我在一次会议上曾经说过：“今天有些作者全面超过先贤先哲的，就是会写洋洋数万言的大文章。”这话虽然言重了些，但长风太盛却是事实。刺客荆轲，司马迁在《史记》中写了3000多字，今人写了40集电视剧，全部看完将近40小时。古人写列传多为千字文，今人动辄一两万字;一次会议不讲上两三个小时，好像就显不出水平;讲一个简单的力学道理，却偏要大段地扯上万有引力定律;讲对某个历史事件的看法，却把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抄录上千言。有一则笑话，北宋政和年间，宋徽宗赵佶派人致书于阗国求美玉，于阗国王上表说：“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西方五百国，五百国内条贯主墨汗王，表上日出东方，赫赫大光，照见四天下，四天下条贯主阿舅大官家：你前者要玉，……自家已令人两河寻访。”全文只有最后一句话有用，其余全是废话。这是南宋周辉撰写的《清波杂志》中记载的，应确有其事。我们有的作者虽然生为现代人，但比之古代于闻国王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写一个单位的某项业务工作，他会从国际形势、国内形势谈起，再说到本行业、本单位以往工作的成绩、进步的原因，最后才论及那项具体工作，还不到全文的五分之一。有一篇讽刺小品，把这种文章比作一个硕大无比的包子，说七七四十九个人啃了七七四十九天，才啃出一块石碑，上写7个大字：“离馅还有四十里!”简直让人哭笑不得。

怎样才能把文章短下来?很简单，就是尽量不说废话套话，力求精短。而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使思想凝炼，使文字简明，以少少许胜多多许。清代曾国藩建议别人熟读他曾得益最多的《史记》、《汉书》、《庄子》、《说文解字》、《资治通鉴》、《文选》、《韩愈文集》7部书。如果照一般的写法，要说清楚推荐理由，这可是一篇大文章，但他只是说：“《史记》、《汉书》，史学之权舆也;《庄子》，诸子之英华也;《说文》，小学之津粱也;《文选》，辞章之渊薮也。《史》《汉》，时代所限，恐史事尚未全，故以《通鉴》广之。《文选》骈偶较多，恐真气或渐漓，故以韩文振之。”除去标点符号仅70个字，就把为什么要熟读这7部书和做学问的几个基本方面说得一清二楚。若今天我们联系这7部书的具体内容详加论述，写上1万字也是毫不费事的。

少一点套话连篇，多一点开门见山。有人写文章，“博士买驴，书券三纸，未有驴字”，而不管读者看不看。不知从何时起，我们许多文章开始出现套路，开头必要有一大堆套话。从“地覆天翻”到“莺歌燕舞”，从“国际形势继续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到本单位“各项工作正在全面推进”，从“在xx(单字替换)委和xx领导的亲切关怀下，在xx(单字替换)委和xx政府的正确领导下，在xx部门的大力支持下，在xx单位广大干部群众的共同努力下……”到“紧密联系本单位工作实际，认真抓好贯彻落实”，所有套话一句也不能少，而且千篇一律。对此，有人做过一个辛辣的讽刺：“会议没有不隆重的、闭幕没有不胜利的、讲话没有不重要的、领导没有不重视的、进展没有不顺利的、设计没有不周密的、规划没有不宏伟的、完成没有不圆满的、成就没有不巨大的、工作没有不扎实的、决策没有不英明的……”郑板桥说过：“隔靴搔痒赞何益，入木三分骂亦精。”我们写文章，就应该开门见山，一针见血，三言两语就搔到痒处，一句话能说清楚的，千万不要说两句;一篇文章能说清楚的，一定不要写两篇。当今社会生活节奏加快，人们惜时如金，谁有工夫听你说那些绝对正确又绝对没用的废话。那些连篇的废话套话，应该留给街坊上的老太太们串门时去讲。

少一点以势压人，多一点具体分析。我们有些文章，喜欢武断，有时说不出使人心服口服的理儿，却牵强附会地说硬话，或用官话大话压人。应该联系生活现象，多作分析，把问题说得精辟入理。“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是我们应当追求的效果。我们还有一些文章，开口“必须”，闭口“不许”;左一个“要求”，右一个“禁止”，在他眼里，读者简直成了一味捣蛋、需要耳提面命的顽童。正因为这些文章常常“张飞打铁硬对硬”，说理太硬太陡，因而讲了半天，依然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收不到应有之效。

在这方面，古代文章高手可为我们提供药石。唐代韩愈的《师说》，就属于娓娓道来的佳作。他先说老师的职责是“传道授业解惑”;继而说“人非生而知之”，

少一点装腔作势，多一点平实朴素。写文章并非架子拉得越大越好，调门起得越高越好，相反的却是越平实就离读者越近，越自然就离读者越亲，越简明就越为读者所喜闻乐见。那种语言“惊天动地”、说理“高深玄妙”、格调“超凡脱俗”的文章，欣赏者除了作者本人以外，不会太多。

凡大家作品，无一不是以平实见长，毛泽东同志更堪称典范。他的文章最鲜明的特点就是通俗、朴实、生动，连标题都提炼得字字珠玑，好懂易记，如《改造我们的学习》、《整顿(单字替换)的作风》、《反对(单字替换)八股》等。拿《改造我们的学习》来说，这是一个多么准确又多么简洁的标题。可是，如果让我们今天来做这个标题，就未必不做成《坚持马列主义、反对主观主义，发扬实事求是的精神，树立理论联系实际的理念，全力打造学习型团队》这类东西。这样的题目虽然“高度”有了，“气势”也有了，可读者恐怕也不想看了。我认为，许多文章之所以出现装腔作势的情况，除了官僚主义作祟、形式主义作怪外，主要原因还是“拉大旗作虎皮”。有例为证，清朝时候，北京某胡同有个人叫王婆，家里富有，做了口棺材，要一位道士给题个好名称放在棺材前面。道士苦思冥想，题上了这样一个名目：“翰林院侍讲大学士国子监祭酒隔壁之隔壁王婆之柩”。多唬人呐，可实际上不就是个平民百姓“王婆”吗?为什么要干这种贻笑大方的事情呢?所以我觉得为人为文还是朴实一点为好。

少一点陈言旧调，多一点清新流畅。写文章固然要遵循一定的文法，但绝不应程式化，千篇一律。苏东坡说：“文章如行云流水，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得不止。”也就是说，以笔代言，应该像涓涓流水，如白云飘浮，源其流，顺其势，自自然然，不用言不由衷、陈陈相因的套话行文。陶渊明的《五?抄经摘史短饤强，玩其词华颇赫烁，寻其意味无毫芒。”要去掉这种毛病，就必须发扬“唯陈言之务去”的好传统，行文时尽量不说或少说旧话，少弹旧调，想方设法多创新意，多讲新话，尤其要注意创造性地吸收和使用来自群众、来自实践的新鲜活泼、有个性、有生命的语言，使笔下多生几分春色。

“天意君须会，人间要好诗。”时代和人民呼唤文风好、质量高的文章，我们要加倍努力。

(作者系解放军报原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