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谐——三大历史盛世秘书班子的共同特征

中国历史上有三个彪炳史册的辉煌时期：从“文景之治”到汉武全盛的西汉盛世；从“贞观之治”到开元（唐玄宗年号）全盛的大唐盛世；从康熙掌政到乾隆全盛的康乾盛世。人们在总结盛世的历史经验时，往往忽略了其中一个很重要的方面：大治之世的中央政权通常都有一个比较和谐的秘书班子。

一、从“陈平让功、周勃让贤”看西汉盛世的秘书班子

“萧（何）规曹（参）随，留侯（张良）画策，陈平出奇，功若泰山，响若坻颓”，这是汉代著名文学家扬雄形容汉初诸臣各自发挥特长、和谐共事、同谋大计的句子。本来刘邦实力远不如项羽，但刘邦有一个齐心协力的参谋班子，项羽则仅有范增一个谋臣还不受重视。正是凭借秘书班子的优势，刘邦最终打败了项羽建立了西汉王朝。

刘邦建汉时天下还是一个烂摊子。高祖崩逝后，汉惠帝（刘盈）即位，其母吕后专权，刘氏皇室几乎不保。大臣陈平和周勃合谋诛杀吕氏家族，拥戴汉文帝（刘恒）即位，不久陈平请求辞去宰相一职，文帝惊问何故，陈平说：“当年辅佐高皇开国，周勃功不如臣，所以臣做丞相。今诛杀诸吕，臣功不如周勃，愿将丞相一职让于周勃，臣方心安。”文帝见陈平言辞恳切，遂命周勃为右丞相（正相），陈平为左丞相（副相）。有一次汉文帝在御前会议上问周勃全国一年内有多少起狱案，周勃答不上来，又问国家一年税收有多少，周勃还是答不出来。周勃生性耿直，不善随机应变，只得直说不知，但是心中惭愧。文帝又问陈平，陈平也不知道确切数据，但是他沉着应对道：“案件处理情况可以问分管司法的廷尉，税赋数额可以问分管财政的治粟内史。”文帝不悦，问：“这些具体的事情都有人管，你们正副丞相主管何事？”陈平从容答道：“陛下，臣虽愚钝，但知道丞相的职责是‘上佐天子，理阴阳，顺四时；下遂万物之宜，外镇抚四夷诸侯，内亲附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职’，像刑狱、税收等具体事务，已明确分工由专职官员管理，丞相没有必要管得太细。”陈平这番回答，不但化解了周勃遭遇的尴尬，而且陈述了“分层负责制”和“岗位责任制”理论，文帝听后点头称善。周勃听了陈平的高论，感觉自己治国之才不如陈平，随即上书称病，请求辞去正相之职，将丞相大印交给陈平，文帝又批准了他的请求，任命陈平一人为丞相，让周勃到外地做侯爷去了。

以上就是著名的“陈平让功”和“周勃让贤”的故事，它说明汉文帝的参谋班子内部关系十分和谐，也道出了形成这种和谐关系的一个重要原因：分工合理，职权明确。

陈平虽不久后去世，却给朝臣留下了一个良好的传统。此后文帝、景帝时期，朝中都有一个比较和谐的谋臣集团，并先后出现了贾谊、晁错等著名谋士，给文帝、景帝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建议。正是在他们的辅佐之下，汉帝国很快达到天下大治，开创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盛世。

二、从“房谋杜断、笙磬同音”看大唐盛世的秘书班子

成语“房谋杜断”的意思是：有才能的人能各尽所能，取长补短，和谐合作。典出《旧唐书·房玄龄杜如晦传》：唐太宗有两个得力谋臣，一是“尚书左仆射”房玄龄，一是“尚书右仆射”杜如晦。太宗同房玄龄研究国事时，房玄龄总能够提出精辟意见和具体办法，但往往难做决定；这时太宗就把杜如晦请来，杜如晦将房玄龄的意见略加分析，很快就帮助太宗做出决断。房、杜二人，就是这样一个善于出计谋，一个善于做决断，是为“房谋杜断”。人们称赞他们像“笙磬同音”一样和谐（“笙磬同音”是《诗经》中的句子，指笙、磬两种乐器和谐地合奏）。

成语“房谋杜断”和“笙磬同音”的比喻颇能说明唐太宗秘书班子内部和谐合作的状况。当时朝廷的谋士集团人才济济，除房、杜二人外，还有魏征、王珪、长孙无忌、姚崇、宋璟等名臣，这些人出身不同，性格殊异，各有专长，但是同朝共事，彼此配合，和谐相处，与唐太宗一起共同创造了“贞观之治”。《新唐书》在评论房、杜时说：“帝定祸乱而房、杜不言功；王、魏善谏而房、杜让其直；英、卫善兵而房、杜济以文……新进更用事，玄龄身处要地，不吝权，善始以终，此其成令名者。”就是说，在协助李世民夺取皇位上，房、杜功劳很大而不居功自傲；在善于直言进谏上，他们甘居魏征、王珪之后；在带兵打仗上，他们全力配合李靖、李世；在新人出现后，他们不专权，给别人更多的机会。房、杜二人不仅在为大唐王朝建章立制方面建立了巨大功勋，而且他们知人善任，宽容他人，又做到谦虚自律，为构建朝廷内外和谐的氛围作出了贡献。

三省制的完善和政事堂议政制度的确立，也是贞观年代大臣之间关系和谐的重要原因。南北朝时期形成的“中书出令、门下审议、尚书执行”的三省制，到唐太宗时趋于完善。中书省起草的政令在呈送皇帝画“敕”后，还要送门下省审议，最后再由皇帝批准才能作为正式法令交尚书省执行。遇重大政务，或三省意见不同，就要召开三省联席会议以协调各方意见，会议场所称为“政事堂”。政事堂开会时设主席，由三省主官轮流充任。这种较为合理的决策机制，为大臣们和谐共事提供了良好的制度环境。中央政令在下发前经过充分论证，避免了决策失误，这对“贞观之治”的出现起了重要作用。

三、从南书房和军机处的高效率看康乾盛世的秘书班子

康熙8岁即位，14岁开始亲自执政，其权力内受制于议政王大臣会议，外受制于中央秘书机构内阁，而这两机构内部矛盾重重，效率不高，康熙感到无法依靠它们实现自己的宏图大略，便于康熙十六年（1677）设置了一个特殊的秘书机构——南书房。南书房原为康熙读书处，因位于紫禁城月华门南而得名。康熙根据“不问出身贵贱，只论学问高低”的原则，选择“才品兼优”的汉族知识分子“入值”，名为与皇帝切磋学问，随时应召“侍读”、“侍讲”，实际上成为康熙的智囊班子。

南书房的中枢机要秘书机构的地位，直到雍正朝成立军机处后才有所改变。雍正七年（1729），因用兵西北而设“军机房”处理紧急军务，并辅佐皇帝处理政务，三年后改称“办理军机处”，乾隆后简称为“军机处”。军机处成立后，总揽军、政机要，议政王大臣会议则名存实废，内阁成了只办理例行事务的机构，南书房也重新成为仅供皇帝读书治学的处所，不再具有总领朝廷机要的地位。清代史学家赵翼评论康熙时的南书房说：“时尚未有军机处，凡撰述谕旨，多属南书房诸臣。”故有学者认为康熙的南书房实际上是雍正朝建立的军机处的前身。军机处的某些特点南书房都已具备。

无论是康熙的南书房，还是雍正时开始设立的军机处，都是历史上以效率高而著名的秘书机构。它们之所以能为皇帝提供高效优质的智力服务，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人员精干，有入值南书房资格的（时称“南书房行走”）仅有几人，而军机处初设时，军机大臣也仅有三人，后来才增加到四五人至八九人。二是内部和谐，由于这些成员仅以临时值班的

与三大盛世秘书班子的和谐状况相对照的，是在政治黑暗、经济凋敝的衰世，即使没有发生大规模的社会动乱，中央政权的秘书班子也往往内部矛盾重重，大臣之间勾心斗角。如明代倒数第二个皇帝明熹宗天启年间，朝中两大派争斗激烈，以赵南星为首的东林党人排斥反对派，非东林派则愤而结交秉笔太监魏忠贤，最终导致“阉党之乱”，明政权元气大伤。从才学上看，赵南星等人并非无能之辈，但内斗消耗了他们的才智，智囊团的作用也就非常有限了。

作者单位：安徽师范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