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公文写作趣闻

有偿公文

上令内史令李德林立作诏书，高颎戏谓译曰：“笔干。”译答曰：“出为方岳，杖策言归，不得一钱，何以润笔。”上大笑。

——《隋书·郑译传》

开皇年间，隋开国元勋郑译复爵沛国公、位上柱国。郑泽在几年前被贬为隆州刺史，这次回京治病，隋文帝设宴招待他，宰相高颎等人都来作陪。在喝酒言笑中，隋文帝忆起旧情，便当众宣布恢复郑译的沛国公爵位，并当即指示内史令李德林起草诏书。高颎见郑泽喜事降临，便开玩笑说：“笔干了”，言外之意是要花钱买笔墨了。郑译回答说：“我出外做地方官，这次因病请求回京，承蒙批准便打马回朝，无一文钱在身，拿什么给你们‘润笔’呢？”隋文帝听罢大笑。

据清代学者赵翼考证，润笔这个词儿便是从这里来的。现在作文受酬俗称稿费，古代则叫作润笔。

润笔一词虽说出自《隋书》，但不等于说作文受酬就始于隋文帝时期。南宋大学者洪迈在《容斋随笔》中说，作文受酬自晋宋(刘宋)以来便有之；与洪迈同代的王楙在《野客丛书》中，却说汉武帝时就有写文章得稿费的情况；顾炎武也考证，最晚在东汉时期，便出现了作文受酬之事，比如蔡邕为权贵们写了那么多碑诔文章，“自非利其润笔，不至为此”(《日知录》卷十九)。意思是：蔡邕如果不是为了多得几个稿费，是不会写那么多碑诔文章的。由此看来，作文受酬的历史是很悠久的。

古人作文受酬一般有两种形式。一是为活人写寿序，给死者撰碑文。如唐代大散文家韩愈，写碑文颇得润笔之利；北宋诗人王禹贬官外放商州时，也写过好些碑文，且自作诗云：“副使官闲莫惆怅，酒钱犹有撰碑钱。”二是为皇帝、大臣和朝廷、官府起草公文受赏赐。这种公文可称作有偿公文。赵翼在《陔馀丛考》中说：宋代王寓在宣和七年(1125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晚上写了四道制文，宋徽宗给了他特优的酬劳，把不少无价之宝的御用之物赏赐给他。王寓是徽宗朝中书舍人，《宋史》有他的本传，此事当不虚妄。另据《湘山野录》卷上记载：翰林学士孙拤撰写宋仁宗母亲《进李太后赦文》，宋仁宗读后“感泣弥月。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皇帝要秘书写公文尚有恩赐，则臣下例有馈赠更不待言。如北宋名臣寇准拜相时，杨亿(字大年)撰写制法，其中称寇准“能断大事，不拘小节”，寇准认为“正得我胸中事”，于是给作者“例外赠百金”(《日知录》卷十九)。

由此可见，古代秘书撰写公文，和作家撰写寿序碑文一样，有时是可以得到赏赐、获得酬劳的，这种情况估计还比较普遍，否则高颎不会在公开场合开这种玩笑，郑译也不会如此严肃认真地对待和回答这个问题。这种赏赐因为是俸禄之外的收入，这种公文自然就是有偿公文。需要说明的是，古代作家撰写寿序碑文，可以明码标价，公开卖文，古代秘书得赏赐，却是别人自愿给的，给不给和给多给少，当然也没有一定的标准。不过从寇准给杨大年“例外赠百金”以及宋仁宗给孙拤“明赐之外，悉以东宫旧玩密赍之”来看，我们隐隐约约感到，在宋朝，秘书写公文获酬劳，好象有制度规定，因为既有“例外”和“明赐之外”，当然就有“常例”和“明赐之内”。后来在沈括的《梦溪笔谈》卷二中，果然见到了专门谈论这个问题的文字。他说，在宋初，秘书写公文“皆有润笔物”。宋太宗赵光义时，还“立润笔钱数，降诏刻石于舍人院(秘书办公的地方)，每除官(任命官员)则移文督之。”秘书写公文得赏赐、获酬劳，果然有制度规定。既然如此，搞有偿公文便成了天经地义、合理合法的事情，不给是不行的。

古代搞有偿公文，利弊如何，在此不想评论。但有一点是很清楚的：现在的秘书既然拿了工资，写公文便是份内之事，再额外获酬，于理不通。何况搞有偿公文还会不可避免地产生其它弊端。比如现在有些新闻单位搞“有偿新闻”，便使新闻的真实、客观和公正严重丧失。所以说，搞有偿公文肯定是要不得的。

义利之间

王元之在翰林，尝草夏州李继迁制，继迁送润笔物数倍于常，然用启头书送，拒而不纳。盖惜事体也。

——《归田录》卷一

秘书领了俸禄，写公文却还要另外获酬，而且在宋朝还订立制度要大家共同遵守，这种做法确实使人费解。不过每项制度的出台，当初肯定有它合理的因素，否则就难以推行。我们知道，宋朝建立以后，翰林学士的地位很高，非他官可比，甚至连宋太宗都遗憾自己没能担任此职(《续资治通鉴》第十六卷)。可是有一个事实不可否认，那就是秘书的俸禄普遍很低，有的甚至难以维持基本生活。杨大年是公文大手笔，长期在朝廷从事秘书工作，因为家贫，他曾经请求去地方上做官。他在乞郡表中说：“虚忝甘泉之从官，终作莫敖之饥鬼。”又说“方朔之饥欲死”(《东轩笔录》卷之十)。他写的也许有些夸张，但生活艰难肯定是事实。他是朝中头号大秘书，生活境况尚且如此，其他人的情况也就可想而知。为改善秘书生活，增加他们的收入，宋太宗淳化二年(991年)开始让翰林学士兼任外朝官，秘书的经济待遇才有所改善(《续资治通鉴》第十五卷)。可是元丰改制后，这一决定被取消了，秘书们于是又回复到以前贫穷的地位。宋朝的有偿公文为什么用制度规定下来，且自始至终得到较好遵守，和秘书的俸禄很薄有无内在联系？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话题，值得考证。

宋朝的秘书究意穷到什么地步？单看杨大年在乞郡表中说的当然还不是很清楚。这里刚好有两个例子，也许能说明一二。

宋孝宗时，熊克任翰林学士，深受孝宗赏识和器重。工作上他得心应手，生活上却十分贫穷。熊克十分赏识临川童子王克勤的才学，很想把女儿许配给他，可是家里穷得连简单的嫁妆都置办不起，怎么好开口提此事？有一次，熊克为朝廷某高官起草了一份任命书，获得一笔稿酬，才得以把女儿嫁出去(《宋史·文苑七·熊克传》)。晋朝的吴隐之做主薄(秘书)时卖狗嫁女，在历史上留下佳话(《晋书·吴隐之传》)，熊克靠润笔嫁女儿，是可以与其媲美的。

在职秘书尚且如此贫穷，那些因种种原因而被罪谴流放的秘书们，生活断了来源，以前又少有积蓄，他们的生活自然更加贫困。翰林学士陆经“坐责流落”后，欧阳修十分同情和可怜他，每答应给人作碑文，都要首先约定让陆经书写，不答应这一条件就不写碑文。欧阳修这样做，就是想让陆经得点润笔维持生活。也许是沾了欧阳修文章的光，也许是陆经书写碑文特别用心，自此以后，陆经的生活不但有了保障，而且书法越来越好，名气越来越大，成了远近知名的书法大家(《东轩笔录·佚文》)。真是福兮祸之所伏，祸兮福之所倚，坏事到头来却成了好事。

正因为润笔是宋朝秘书经济收入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是他们维持和改善生活的重要经济来源，所以一旦遇到与秘书争利的事，大多数人都能婉拒之。蔡襄(字君谟)是北宋著名书法家，欧阳修在《蔡君谟墓志铭》中说：“公工于书画，颇自惜，不妄与人书。仁宗尤爱称之，御制《元舅陇西王碑文》，诏公书之。其后命学士撰《温成皇后碑文》(《续资治通鉴》卷五十五说是温成皇后父亲《清河郡王碑》)，又敕公书，则辞不肯，曰：‘此侍诏职也’。”皇帝亲笔写的公文叫蔡君谟书写，他不推辞，为什么皇帝叫他书写翰林学士起草的公文他却不肯，而说这是翰林待诏的职责呢？难道皇帝的文章比秘书的文章面子要大一些？不是这样的。蔡君谟在给欧阳修的一封书信中对此作了解释，他说：“曩者(从前；旧时)得侍陛下青光，时有天旨，令写御撰碑文、宫寺题榜。至有勋德之家，干请朝廷出敕令书。襄谓近世书写碑志，则有资利，若朝廷之命，则有司存焉，待诏其职也。今与待诏争利其可乎？力辞乃已”(《容斋随笔·三笔》)。蔡君谟原来是不想同秘书争利，才力辞书写《温成皇后碑文》的。

秘书们自己也不从同事碗里抢饭吃。唐宋时翰林学士与中书舍人(知制诰)的职责分工虽说早已明确，但当要起草文件时，皇帝却会时常召错秘书，也就是本该由舍人起草的文件，皇帝却召来了某位学士；而应由学士起草的文件，皇帝却召来了某位舍人，如寇准罢相时，按规定应召翰林学士起草制书宣布这一决定，但却误召了知制诰晏殊；而宋真宗打算任命冯拯为吏部尚书、参知政事时，本应由中书舍人起草任命决定，皇帝却误召了学士杨大年来起草制书，由于不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晏殊和杨大年于是当即说明自己被误召了，恳请皇帝换合适的人来起草文件(《续资治通鉴》第三十四卷)。他们这样做，固然与学士和舍人的分工十分明确，并且所能涉及的机密程度不一样有关，但秘书们互不争利也是原因之一。

值得首肯和赞扬的还是秘书们看轻钱财，辞谢润笔。因另有专文叙述“辞谢润笔”，这里只补充王禹偁(字元之)拒收李继迁送来的50匹马这件事。李继迁是西夏国的建立者，后附宋，991年任银州观察使，受赐姓名赵保吉。李继迁的任职制书是王禹偁起草的，李继迁送给他50匹马作酬谢(《渑水燕谈录》卷二)。这可是一笔大酬劳，是一般润笔钱数的好几倍。然而李继迁的谢表用的是启头书，文书很不合体，王禹偁于是“拒而不纳”。事关朝廷体制这种原则问题，王禹偁可是一点也不含糊的。在巨大的物质利益和严肃的道义之间，王禹偁选择了“义”，这比一般的看轻钱财行为自然更值得赞赏。

古人云：君子爱财，取之有道。宋朝的秘书收入虽然很低，生活虽然贫穷，但他们守得住清贫，洁身自好，不贪不占，不与人争利，在义与利发生矛盾时，舍利取义，确实弥足珍贵。

来源：秘书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