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学必始于观书”——苏轼的治学之道

苏轼（1037—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是中国文化史上罕见的通才、全才。无论诗词文赋，还是书法绘画，苏轼都造诣极高。他一生留下200多万字著述，其中包括2700多首诗，300多首词，还有一大批散文和书画作品。他的成就与他勤于读书、善于读书有很大关系，他强调“其学必始于观书”，积累了丰富的治学思想。他所倡导的“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治学理念，对于今天读书治学仍然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

“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

有感于当时士大夫中滋长的急功近利和浅薄轻率的风气，苏轼在《稼说送张琥》中巧用庄稼要等到成熟才能收割的道理来阐述治学之道，“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即在博览群书时要汲取书中的要领和精髓，从大量的知识或材料积累中提炼出精华部分再著书立说。

所谓“厚积”“博观”，是指广博地获取知识，丰厚地积累学养。所谓“约取”，就是慎取、精取，是在博观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所谓“薄发”，是在“厚积”的基础上，进行严谨阐释。“薄”不是单薄，而是凝练、精要、准确、深刻，做到“发”则中的，“发”则中肯。苏轼认为，要想做到从容“约取”与“薄发”，必须以“博观”与“厚积”为基础。在《与张嘉父七首》其七中，苏轼以富人之筑大第须储材充足为喻，对“博观而约取”进行详细阐释，指出只有广博地积累学养，才能著成“不容有所悔”的“一家之言”。

苏轼一生都在践行“博观而约取，厚积而薄发”的治学理念。如他强调读书乃治学之根本，“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于观书”；强调“读书万卷始通神”，“某闲废无所用心，专治经书。一二年间，欲了却《论语》、《书》、《易》。舍弟亦了却《春秋》、《诗》”。在此思想指导下，他广泛涉猎诸子百家、经史子集，在20岁的时候就已经博通经史，积累了相当深厚的学养，“比冠，博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这使他在治学方面取得了极高的造诣，写出了《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对于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出了巨大贡献。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

苏轼主张在治学过程中要熟读深思，对事理或学习对象进行研究式学习，即“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一生治学遵循此法，具体做法可以概括为三点，即“一生日课”、“一书数过”以及“一意求之”。

“一生日课”是指每日必定完成抄书这项必修课，以每天抄书为读书治学筑牢根基。宋人陈鹄讲过苏轼抄《汉书》时采用不同的方式，连抄三遍，直至全部背诵，无一字差错。作者由此感叹道：“东坡尚如此，中人之性，岂可不勤读书邪！”苏轼直到晚年，仍乐于此法，用以教子。跟随苏轼贬谪儋州的苏过以父为师，将一部《唐书》抄完，而且接着又抄《汉书》。苏轼视之为“穷儿暴富”，认为儿子通过抄书必将迅速地增长学识、深厚地积淀学养。

“一书数过”是指读书要坚持反复阅读和揣摩，不能浅尝辄止。在治学实践中，苏轼也是这样做的。《汉书》他就读过很多遍，而且乐于将这种方法与人分享，“但卑意欲少年为学者，每一书皆作数过尽之”，“吾读《汉书》，盖数过而始尽之。如治道、人物、地理、官制、兵法、货财之类，每一过专求一事，不待数过，而事事精核矣”。苏轼对于《周易》也是反复研读，长期认真反复咀嚼，最终写就《东坡易传》。他还向一位朋友提到自己研读《周易》的情形，“借示《易解》，略读数篇，已深叹服……此书常患不能尽通，得此全编，为赐甚重，且乞暂借，反复详味，庶几有所自入”。

“一意求之”是指治学要有针对性，读书贵在专与精。苏轼认为，治学时要针对一个主题作研究性阅读，学懂弄通之后再换另一个主题进行研读，这样读书可以做到既博又精，是夯实治学基本功的重要方法。苏轼曾在给王痒的信中分享了这一方法，“书富如入海，百货皆有，人之精力，不能兼收尽取，但得其所欲求者耳。故愿学者每次作一意求之。如欲求古今兴亡治乱、圣贤作用、但作此意求之，勿生余念。又别作一次，求事迹故实典章文物之类，亦如之”。这种治学理念目的明确，效果显著，能从各方面吸收营养，对后世影响很大。

“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

苏轼治学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表现出强烈的社会责任感。苏辙对他曾有“（苏轼）少与辙皆师先君。初好贾谊、陆贽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的追述。苏轼服膺儒家经世济民的治学理想，认为“古之为学者四，其大者则取士论政，而其小者则弦诵也。……有学而不取士、不论政，犹无学也”，强调要把治学和社会现实联系起来，以著书立说为武器针砭时弊、奉献社稷，主张治学要有益于世，反对脱离实际的空谈。

苏轼的诗文著述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特点。他的诗词中有对民间疾苦的同情，有对新政流弊的针砭，有对国家安危的关注，还有自己深切的爱国热忱。如苏轼初任凤翔府判官，为改衙前弊政，给宰相韩琦写《凤翔到任谢执政启》，后又作《凤鸣驿记》，建议改善官驿投宿问题。《吴中田妇叹》则如实反映了新政的流弊，表达了对农民的同情和对新政的不满。

苏轼留有大量的政论和史论，大都“以体用为本”，反映现实，切中时弊，反映出他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他在《省试刑赏忠厚之至论》中提出：“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把“仁政”作为施政理想；在《奏为法外刺配罪人待罪状》中表达了自己对变法的看法，主张变法要循序渐进，不能操之过急、急功近利；《策略》阐释天下形势、政策弊端并提出方针对策；《策别》从课百官、安万民、厚财货、训军旅四方面提出具体措施；《策断》提出安边御敌之策，其中见解非常有价值。

另外，苏轼本人最为看重的三部学术著作《东坡易传》《东坡书传》《论语说》更是他抱着传承圣人大道的目的而写就。苏轼贬谪黄州后，承其父苏洵之说，撰成《东坡易传》九卷、《论语说》五卷，并开始撰写《东坡书传》。后来除对前二书不断进行修订之外，又撰成《东坡书传》二十卷。苏轼曾说明自己写三部学术著作的初衷：圣人所传之大道早已被一些俗子们肢解得支离破碎，自己若不把圣人之道揭示出来，后人就更难识别道之大全和真伪了。苏轼对于这三部著作十分自信，“虽拙学，然自谓颇正古今之误，粗有益于世，瞑目无憾”，认为这三部著作能够担负起传承文化命脉的重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