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耀邦同志对我的两次文字考核，用心良苦

（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文献研究室 高勇

（2016年）

在一个人的历史上，不定哪一步就是个重要转折。

胡耀邦于1952年8月10日到团（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上任时，我刚20岁，是团（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组织部秘书科干事。我做梦也不曾想到，1959年3月，组织上调我去任胡耀邦的机要秘书。

我在耀邦同志身边一直工作到1964年8月，前后将近6年时间，成为胡耀邦主政团（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时期，陪伴他时间最长的秘书。

“文革”中我曾与他同挨批斗，同关牛棚，同下干校，一起流放。以后虽不在他身边工作了，但还时有来往。在与他长期近距离接触中，深受教益。其中，有两次特别的文字考核至今让我印象深刻。

“贾宝玉也是搞调查研究的”

1960年年底到1961年年初，（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在北京召开了工作会议和八届九中全会。针对当时全国出现的“浮夸风”“共产风”“瞎指挥风”等，毛泽东在八届九中全会上向全(单字替换)干部发出了“大兴调查研究之风”的号召，希望通过大兴调查研究，使1961年成为“实事求是年”。

八届九中全会结束不久的一天，耀邦同志很风趣地说：

“高秘书，贾宝玉也是搞调查研究的。”

我一愣，当时没醒过神来。

耀邦同志说，《红楼梦》第39回“村姥姥是信口开河，情哥哥偏寻根究底”，“寻根究底”就是调查研究。接着，他边笑边讲起了这一回的故事梗概。

他说：刘姥姥到大观园，为讨得贾母喜欢，就把乡村中的所见所闻讲给贾母听。她见贾母喜欢听，就胡编了一些故事来讲。

她胡编说，有一年冬天，下了几天大雪，有一天起得早，听见柴草跺响，以为是有人来偷柴草，就往窗外看，竟看见一个十七八岁的小姑娘，穿着红袄……

这时，贾母把话岔开了，刘姥姥没有继续编下去。贾宝玉却产生了兴趣，对那个小姑娘放心不下，背地里又去问刘姥姥：“那小姑娘是谁？“

刘姥姥就编了告诉他：那是我们村庄北边地埂子上有一个祠堂，供了一位老爷家小姐的像。这位老爷只有这一位小姐，十七岁上死了。时间久了，这位小姐的塑像竟然成了精了。

贾宝玉当作真的，又间了刘姥姥具体在什么地方。贾宝玉思来想去一夜没睡，第二天就派焙茗按照刘姥姥说的方向、地名去询查。焙茗去了近一天，天黑才回来，贾宝玉赶忙问情况。焙茗说：

“找了一天，找到东北角田埂子上，有一个破庙，进去一看，吓得我又跑出来了。哪里是什么女孩，是一位青脸红发的瘟神爷！”

说完这个故事的梗概，耀邦同志哈哈大笑，我也笑了。

他说：“刘姥姥本来是信口开河胡编的，可是贾宝玉却当成了真的，还派人去调查了一天，结果只是个破庙。”

说到这里，我们又笑了一阵。他对我说：“你把《红楼梦》这一回在文字上压缩一下，压缩成一二百字的故事，我在讲话或写文章时还可以引用，说明贾宝玉也是搞调查研究的。”他还规定了“考核”时间，要在一周内压缩出来。

此后的一周里，我做完日常工作后，就着手压缩《红楼梦》第39回。这一回，原文约8100字，压缩成一二百字，既要保持故事的完整性，又要尽量引用原文中的生动语言，并非易事。我一共压缩了四稿，第一稿2000多字，第二稿压到1200字，第三稿又压到900字，还是不符合规定。第四稿又压到400字，感觉实在压不下去了。再压，会使人看不明白，也丢掉了故事性。于是，我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准备向耀邦同志交卷。

到了耀邦同志的办公室，他正在看文件。我坦诚道：耀邦同志，您要我压缩《红楼梦》第39回，我实在压缩不到一二百字。原文8000多字，现在只压到了400字，您先看下，行不行？”

耀邦同志放下手中的文件，接过我递交的两张稿纸看了起来。看完说道：“可以了，可以了。这就可以在讲话或文章中引用了。你先把它放起来。“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心里一阵愉悦。

此后，我就把压缩《红楼梦》第39回的故事，当成耀邦同志对我文字能力的一次重要考核。

“我是有意逼着你学习的”

还有一次文字考核，就是要我注释古文。

那是1962年的一天，耀邦同志叫我到他那儿去。我见他办公室桌上摆着一本大厚书，他打开书指着其中一篇题为《傅毅传》的文章，对我说：“你把这一篇文章注释出来，看不懂的地方，可以找工具书查，时间限两周之内。“

这次他没有多说，既没有交代为什么要注释这篇文章，也没有交代注释出来做什么。我也没有多问。

我抱上这一大本书回到办公室，先粗看了一遍，其中有很多词语、地名、官职、年号都弄不懂，只大体知道这篇传记中占了很大篇幅的是傅毅所作的《迪志诗》，也就是启迪后人立志的诗。

不懂就查工具书，查一点，记一点。这篇不足500字的文章，一共写了84条注释，注文2900多字。我按规定的期限交了卷，耀邦同志逐条批阅，和我一起讨论，直到他感到满意为止。

就在我注释《傅毅传》期间，他又选了一篇文章。《傅毅传》注完后，他说：“你再把这篇《谕业》注释一下，时限也是两周。”这篇《谕业》是唐朝韩愈的学生皇甫提写的，文中有大量比喻和形容词，对我来说，十分难懂，因此，需要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有些词语在工具书中查不到，只好根据上下文的意思揣摩。

有的注释，耀邦同志也觉得似是而非，或勉强可通，最后也只好这样了。这篇文章原文约1400字，注释写了129条，竞达5600字。

当时，团（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机关选了一批古文印发大家阅读，名为《古文选读》，我注解的这两篇，耀邦同志也让一起印发了。

耀邦同志说：“做这种注解工作，既可以学习知识，又可以提高文化素养，我是有意逼着你学习的。以前我也用这种方法逼过刘秘书，我要他注解屈原的《离骚》，逼得他好苦，《离骚》确实不好懂，他只好一句一句查，一句一句注解。但此后，他在古文方面读了很多书，进步很大。”

原来如此，耀邦同志对我进行文字考核，就是鼓励、鞭策甚至有意逼着我去学习，不断提高我作为秘书应有的文化素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