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明朝“秘书”如何为皇帝分忧！

我国古代的秘书，诞生于殷商后期，距今约三四千年之间。秘书的历史源远流长。可以说，人类社会有了公共事务的管理与社会组织分工，有了领导工作，出现了领导人与领导集团，也就有了秘书工作。秘书在历史上不同时期，称呼不同，如“御史”、“尚书”、“吏”等在历史上都有秘书的工作职能。古代的“秘书”情况与名称多种多样，很难与今天的秘书简单相比，所以“秘书”这一词语实际上只是近代的产物。

我国古代秘书工作在经历了几千年的发展变化后，形成了自己丰富的、独特的的诸多传统，级秘书工作的传统。这些传统也如同其他传统一样，有精华亦有糟粕。现代秘书人员借鉴中国古代秘书工作的优良传统，对于做好新时期秘书工作具有现实指导意义。我国历代的许多优秀史官(秘书)历来都把秉笔直书视为持义、别善恶的神圣事业和崇高美德。为了直书，他们不畏风险，不避斧钺，求实求真，善恶必记，忠于职守，表现了中国古代史官人格上的高风亮节。文天祥在《正气歌》里，把“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作为“塞于天地之间、至至刚”的浩然正气表现之一。这两则古代史官故事，都高扬着一种誓死遵守史官的职业道德、捍卫史官直书实录传统的精神。

正由于有了中国古代秘书文化的“直笔”精神，通过历代诸多史家的努力，不仅为后人留下了量真实可信的文化史料，而且留下了许多举世罕见的、内容宏丰的精神财富与瑰宝。

秘书是领导身边的助手，应该做到不越位揽权，不以权谋私，不现示炫耀。刚正硬直。

做到自尊、自重和自爱，无“贪欲”思想开放、与时俱进、说实话、干实事的精神 ,尊重领导、服务领导，又有自己独立的人格和个性。

今天小编带大家感受下古代“秘书”是如何为领导分忧的!

张九龄进谏宰相推恩颁赏需周备

张九龄是唐玄宗开元末期的一位贤相。史家一般认为，张九龄被罢相和李林甫升为宰相，是唐玄宗时期乃至整个唐朝由治而衰的一个转折和标志。张九龄不但是一位好宰相，而且是一个好秘书。

张九龄做秘书，是宰相张说推荐任用的，时间为开元十一年(723年)。张九龄年轻时就写一手漂亮的文章，以才华出众而被张说看中，并因为同姓的关系，进而认为同族，叙为昭穆，结为忘年之交。张说常对人夸奖张九龄的文才说：“后来词人称首也。”张九龄则欣逢知己，与张说相交甚深。正是在这种情况下，张说才推荐提拔张九龄为中书舍人。

从私人关系上，张九龄和张说可以说是相当深厚和十分融洽的，但在工作上，他对张说并不曲意奉承和唯命是从。一般情况下，他坚决服从张说的领导，尽心尽力完成张说交办的任务，但当张说的做法出现偏差时，张九龄也敢进直言，提醒张说注意并加以改正。当然，如果张说不采纳他的建议，他还是会按照张说的指示办事。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实现了东封泰山的愿望。这次封禅的仪礼，是张说负责修撰的;封禅的具体组织工作，也基本由张说安排。张说多推荐自己的部属——中书省、门下省的吏员以及自己亲近的人随从玄宗登山。封禅大典结束后，玄宗推恩颁赏时，他们往往可以被破格提拔，但这种皇恩与其他文武官员无缘。张九龄接受起草推恩颁赏的诏令后，觉得这种做法有失公允，事后必定会引起众人不满，对张说的声望也会带来损害，建议张说改变这种做法。张说拒绝采纳这一意见，张九龄只好服从命令，起草诏令。诏令颁布后，朝廷内外果然对张说极其不满。不久，张说罢知政事，失去了宰相职位。张九龄也因此受到牵连，改任太常少卿，不久又出为冀州刺史。张说被罢相的一个主要原因就是他没有听张九龄的忠告，固执己见推恩赏私，最终导致“由内外所怨”。

虽结果不尽如人意，但张九龄仍不失为一个好秘书，这是因为他遵循了两条基本原则：一、秘书从事公文写作时，要忠于领导机关和领导者的制文意图，秘书自己的思想、观点和意见与领导意图有差异时，可以并且应该提出来。二、秘书的意见不被领导采纳时，除非涉及大的原则性问题，否则即使思想上不通也不能有抵触情绪和行为，应该按照领导意图把公文写好。

大多数秘书在服从领导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也相对容易做好，但对领导不盲从，则往往难以做到。有的秘书明知领导的某些想法和做法是不妥的，但因为怕提了意见领导不高兴，于是明知不对，还是奉行少说为佳，领导怎么说就怎么做。这种唯领导之命是从的行为，表面上好像是绝对服从领导，实际上是一种不负责任的表现。

老翰林郑絪力谏唐德宗内外二制不可乱

秘书给领导提意见，可能会使领导不高兴，但如果意见提得对，对改进工作有帮助，多数领导还是会虚心接受的，对敢提意见的秘书也会高看一眼，唐朝的郑絪就是如此。

翰林学士院建立之前，唐朝（中间的意思，一个名称替换）的所有文书都是中书省负责拟制;翰林学士院建立之后，翰林学士“专掌内命”，皇帝的机要诏命改由翰林学士起草，于是朝廷文书此后明显地分为内外两制：翰林学士所撰，直接发自禁中，用白麻纸书写，并且不经政事堂，宰相也不得妄改，故而称为“内制”;中书省所撰，写在黄麻纸上，为一般诏令，称为“外制”。白麻黄麻，两种文书的地位、作用及性质，一目了然。

当然也有例外情况出现。唐德宗建中四年(783年)，因泾原兵变，为避朱泚之乱，唐德宗出奔奉天。此后一段日子，因朝臣不足，加之局势混乱，为仓促应急，一些原属外制的文诰也交由翰林学士撰拟。有一段时间，中书省的中书舍人成为空名，翰林学士的地位与作用则越来越重要，这期间文诰的内外制分别便不十分明了。

兴元元年(784年)七月，在外流亡十个月之久的唐德宗重新回到了首都长安，原来的制度从这时起虽然慢慢得以恢复，但由于白麻制书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远比黄麻制书尊贵崇高，所以在任命官员时，很多人都想得到白麻制书，而皇帝为了笼络大臣，对一些级别不够的人，有时也会用白麻制书作为一种施加“恩宠”的手段。比如唐德宗设置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六军统军用来(名称替换)那些被免除藩镇职务的节度使时，就特别吩咐翰林学士院，要他们比照六部尚书，用白麻纸起草制书任命这些统军的职务。唐德宗这样做，虽然是一种临时举措，并且只是偶尔为之，但问题是“翰林学士的任何行为都是要成为惯例的”(《旧唐书•崔群传》)，皇帝任命统军可以恩准用白麻制书，一旦开了这个先例，之后难免有人仿效。贞元十二年(796年)六月，唐德宗要任命宦官窦文场、霍仙鸣为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时，这两个宦官果然提出了这种要求。

唐德宗虽然对文武大臣特别猜忌，但对这两个宦官十分信任，这回任命他们为护军中尉，把十五万禁军的领导指挥权交给他们，便足以说明这一点。现在两个宦官提出要用白麻纸起草制书，宰相们哪敢违背他们的要求?唐德宗更是认为他们的要求不过分，应该满足，于是吩咐翰林学士郑絪，要他按宦官的要求起草白麻制书。

作为翰林学士，接受起草文件的任务后，自然要认真完成。但郑絪是一个老翰林，懂得朝廷的典章制度。他虽然按唐德宗的要求起草了制书，但心里总觉得这种做法不妥。于是他上奏唐德宗：“根据惯例，只有封拜王位、任命宰相才使用白麻纸书写制书，然后交给中书省和门下省颁示。现在要用白麻纸书写制书任命护军中尉，不知陛下是特别宠任窦文场他们呢，还是从此便成为惯例，照此办理呢?”

唐德宗原来只不过是想用这种手段笼络宦官，现在听郑絪这么一说，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简单，这样做可能会扰乱朝廷秩序。于是他召来窦文场说：“在武德、贞观时期，宦官的职位都很低，穿绯色朝服的没有几个人，自从李辅国以来，制度被破坏了。现在朕任用你，不能说没有私情。如果再使用白麻制书向天下宣告，人们肯定要说这是你胁迫我写的了。”窦文场叩头承认了错误。唐德宗当即烧毁了郑絪起草的白麻制书，另外下令中书省用黄麻纸起草诏书宣布这一任职决定。同时宣布：以后任命统军不能再用白麻纸写制书，应一概用黄麻纸由中书省写诏书。

这时候，窦文场、霍仙鸣的权势压倒朝廷内外官员，藩镇将领和主帅大多出于神策军，甚至三省长官也有出于宦官之门。在这种情况下，郑絪还能维护制度、坚持原则，怪不得唐德宗要表扬他了：“连宰相都不敢违抗宦官的指令，朕得到你的进言才算醒悟了。”

阁臣梁储巧谏明武宗赐封土地须谨慎

相比之下，明朝的梁储起草批复时，反语暗讽，晓以利害，终使明武宗幡然悔悟，撤销错误决定，用心更是良苦。

明武宗正德年间，明太祖朱元璋第二子朱樉的后裔、袭封秦王的朱惟焯，曾向朝廷打报告，以潼关以西、凤翔以东的大片土地为自家的祖地为由，要求朝廷封还给自己。这一要求遭到朝臣的普遍反对。

然而，由于明武宗所亲信的权宦钱宁、江彬等人收受了秦王的贿赂，在武宗面前极力为秦王说好话，怂恿他答应秦王的奏请，昏庸的明武宗没有听从多数大臣的意见，硬要内阁大学士起草批复，颁旨同意。

这下可为难了首辅杨廷和等人：奉旨起草定会留下祸患，不起草又将违逆皇帝旨意。无奈之下，他和蒋冕只好推托身体不适，以此逃避起草批复的任务。明武宗极为生气。另一阁臣梁储见此情景，知道此事硬顶不行，于是心生一计，主动承担了这件批复的起草任务。他在批复中写道：

当初太祖皇帝曾下令，这块土地以后不得封给藩镇诸侯。这并非吝啬小气，乃是顾念此地境域广大富饶，如果藩王得到它，蓄养众多士卒，积储强壮兵马，必然会因富饶强大而骄横起来，一旦受到奸恶之人引诱，做出不轨之事，于朝廷社稷大为不利。秦王得到这块土地后，应该更加小心谨慎，切不可收聚奸恶之人，切不可蓄养众多兵马，切不可听信奸佞之人引诱，去做不轨之事，震动我边陲，危及我社稷，到那时，即使再想保护亲人也不可能了!秦王慎记，万不可轻忽!

在批复中，梁储虽然秉承皇帝同意赐封这块土地给秦王的旨意，但批复中的字字句句给明武宗留下如此印象：这块土地绝对藩封不得!否则会出大乱子!明武宗看了批复文稿后，又惊又惧：“原来竟是如此可怕，我还是不封给他吧!”这件事便被搁置不提了。

领导坚持错误决定，听不进秘书的建议和意见，秘书当然不能硬顶，也不能消极怠工，更不能另搞一套。杨廷和、蒋冕托病消极抵制批复起草，心意虽然不错，但方法欠妥，引得明武宗大发脾气。在明武宗气头上，梁储主动将任务揽过来，通过高超的谏诤手法，终使固执己见的明武宗撤销错误决定，从而维护了国家(名称替换)。这种明知不可谏而谏之，既坚持原则又注意策略和方法的态度和做法，是值得充分肯定和学习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