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能疗病的东汉秘书陈琳

陈琳(?—公元217年)，字孔璋，广陵(今江苏江都县)人，汉末文学家，“建安七子”之一。《三国志?魏书?王粲传》附传说：陈琳入仕之初任大将军何进主簿;董卓之乱后避难冀州，依附于袁绍，被用为记室;官渡之战后到曹操手下工作，任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主簿和记室，都是古代秘书性职务。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公元208年)，提升为门下督。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染疫疾而亡。

陈琳的出生年月虽然不详，惟知在“建安七子”中比较年长，约与孔融相当，但从他的工作简历中可以知道，他从参加工作起到建安十三年止，先后在何进、袁绍和曹操三个人的手下从事秘书工作。具体任职时间是：汉灵帝末年，任何进大将军主簿，时间在中平元年(公元184年)三月之后到中平六年(公元189年)八月之前，因为何进从河南尹升任大将军的时间为中平元年三月，而何进死于中平六年八月。何进死后，陈琳即依附于袁绍。建安十年(公元205年)，陈琳到曹操手下工作，三年后改任他职，离开了秘书岗位。由此可知：陈琳从事秘书工作的时间不会少于二十年，但也不会超过二十五年，其中担任袁绍秘书的时间最长，有十五年左右。

陈琳的职业定位

不但陈琳做秘书的时间可以弄清楚，而且他的职业定位也十分明了。他是一个典型的文人，擅长撰写章表书檄，风格比较雄放，文气贯注，笔力强劲，在当时与阮禹齐名。陈琳写出了不少公文名篇，代表作有《为袁绍檄豫州文》。曹丕在《典论?论文》中称陈琳和阮瑀“章表书记，今之隽也”。又说：“孔璋章表殊健”(《又与吴质书》)。对陈琳在章表书檄写作方面取得的突出成就，刘勰也不吝给予肯定：《文心雕龙?才略》篇说陈琳“符檄擅声”;《文心雕龙?檄移》篇又说“陈琳之檄豫州，壮有骨鲠”;《文心雕龙?章表》篇再说“琳、瑀章表，有誉当时;孔璋称健，则其标也”。赞美、喜爱之情溢于言表。

陈琳亦长于写诗，其诗仅存四首，代表作为《饮马长城窟行》，描写繁重的劳役给广大人民带来的苦难，表达了诗人对人民的同情，颇具现实意义。全篇以对话形式写成，乐府民歌的影响较浓厚，是最早的文人拟作乐府诗作品之一，诗风朴实、生动，富有民歌特色，不仅为后世诗评家所称道，而且对魏晋六朝的诗歌创作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笔杆子”既是陈琳鲜明的专业形象，也是陈琳的职业定位。

三易其主

汉末魏晋时代，既是“文学的自觉时代”(鲁迅语)，又是中国古代文人作家的人格悲剧时代。门阀士族制度盛行，文人走上仕途必须依附一定的政治势力、集团。由于朝廷更迭频繁，权臣像走马灯似的换来换去，所以无论世族、新贵，皆以保家全身为念。“士大夫攀龙附凤者，皆望有尺寸之功”(《资治通鉴》卷一百四十五))。文人作家想在政治上有所建树，不得不依附于权贵。他们一方面热切追逐荣名，向往仕进，同时又慨叹世事叵测，仕途多艰。陈琳也是如此。他在汉魏间动乱时世中三易其主，一方面表现了他对功名的热衷，另一方面也是出于保家全身的考虑和需要。

陈琳入仕之初，正是东汉统治日趋黑暗的年代，宦官专政愈演愈烈。大将军何进想诛灭宦官，但何太后不同意，何进也就不敢违背太后意旨。袁绍向何进献策说：“可以调集四方猛将豪杰，领兵开往京城，对太后进行兵谏。”何进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下令召地方诸侯董卓带领军队到京。在何进决定调董卓领兵入京时，陈琳曾经提醒他说：“大兵一到，强者称雄，这样做是倒拿干戈，授柄于人，不但不能达到目的，恐怕还会引起混乱!”何进不听，终遭董卓之乱。

陈琳依附于袁绍后，袁绍的势力一天天强大起来。谋士沮授当年劝袁绍迎奉汉帝，袁绍不予采纳;当曹操后发制人，挟天子以令诸侯，袁绍又老大不高兴，在致曹操的信中，态度强蛮地要求曹操把皇帝送到邺城来。曹操拒绝了，自此，两人正式交恶。虽然曹操惮于袁绍的势力，曾做过一些妥协，如将高于自己的“大将军”职位让给袁绍，袁绍仍愤愤不平。为了实现独霸天下的野心，袁绍决定首先消灭曹操。

为了师出有名，袁绍命令陈琳起草了一篇讨伐曹操的檄文，即历史上著名的《为袁绍檄豫州文》。陈琳尽展铺张扬厉之能事，用尖酸刻薄的词句，不仅历数曹操专横跋扈、贪残肆虐的罪状，把曹操写得一无是处，而且连曹操的祖宗三代也被骂遍。文章最后号召“幽并青冀，四州并进”，“举武扬威，并匡社稷：则非常之功，于是乎著”。并以五千户侯、钱五千万收买曹操的首级。该文笔锋犀利，文词流畅，具有很强的鼓动性。

这篇文字虽有横扫千军之势，可官渡一战，曹操却以弱胜强，大败袁绍，陈琳也在兵败中被俘。他想起自己写过讨伐檄文得罪了曹操，这次被俘决无生还的希望。然而，曹操很大度，并没有要杀他的意思，只是问他说：“你从前为袁绍写檄文，骂我一个人就可以了，为什么要骂到我的祖宗三代?”

陈琳连忙谢罪：“矢在弦上，不得不发。”意思是说：当初写檄文是袁绍让我写的，这就好比搭在弦上的箭，不得不放一样，是身不由已的事啊!

听了陈琳的解释，曹操放声大笑起来，从此再也不提这件事了。后来，人们用来比喻事情到了不得不做的时候，便常用“箭在弦上”或“箭在弦上，不得不发”这个成语。

曹操爱惜陈琳的文才，对他不仅不治罪，还照样任用他，委任他为司空军谋祭酒，管记室，其军政章奏、檄文多出自陈琳的笔下。

文能治病的科学依据

陈琳写的章表书记，文笔气势刚健，踔厉风发，摇人心旌，具有振聋发聩的力量，确实写得好。更让人称奇的是，陈琳起草的公文，居然还有疗治曹操头痛病的奇效。《三国志?魏书?王粲传》注引《典略》，就记载了这样一桩奇事：有一次，陈琳写好了几篇公文，呈请曹操审定。当天，曹操正被头痛病折磨得苦不堪言。但公务在身，又不能不处理，病躺在床上的他，便强打精神支撑起身体看文书。看着看着，他的精神好多了，病痛也减轻了不少。当看完其中的一篇檄文后，曹操兴奋得从床上一跃而起，高兴地说：“这篇文章写得太好了，把我的头痛病都治好了!”当即吩咐手下人厚赏陈琳。

陈琳撰写的书檄居然有疗治曹操头痛病的奇效，当不是夸张，也决非偶然。

中国作为文明古国，图书疗法的历史源远流长。有文献表明，早在古代，中国人就创造了文体“箴”，用以规过，疗以心疾。刘勰在《文心雕龙?铭箴》篇中说：“箴者，针也，所以攻疾防患，喻针石也。斯文之兴，盛于三代”。这里的“针石”，指古人治病用的石针和药石，“三代”指公元前二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八世纪的夏、商、周。箴作为一种文体，是由古代以针和药石治疗疾病的事实引申来的：人有生理疾病，可以用针药治疗，人有心理的迷惘和过失，亦可用“箴谏”、“箴诫”来疗救。刘勰对文体“箴”之源流的考据，向我们揭示了图书疗法在远古中国的存在。箴的发明是中国古代有意识开展图书疗法的开始，无意识图书疗法的渊源还可能更早。近现代出土了大量刻有卜辞的甲骨，这是最早形式的图书，其中那些记录有占卜手或龋齿能否痊愈的卜辞的甲骨，在医学文献史上被称为“疾手”、“疾齿”(陈高华：《中华古文明大图集》)。谁能说在巫医占主导形式的早期医学时期，在夏代第一篇箴文《虞人》出现以前，一个有身心问题的古人，在占卜后得到一块表明吉兆卜辞的甲骨，不会欣喜若狂，身心疾病得到缓解或痊愈呢?恐怕在甲骨文产生之时，图书疗法就萌芽了(王波：《图书疗法在中国》，《中国图书馆学报》，1998年第2期)。

另外，在我国最早的医书《内经》中，不但有“聚精会神是养生大法”之说，而且最早提出了情志相胜理论。根据这一理论，当一种情志过盛导致疾病时，用另一种对它有相克作用的情志来冲淡、抵消、纠正之，从而达到治疗的目的。对图书的疗疾作用，南宋胡仔在《苕溪渔隐丛话》中也说：“盖其辞意典雅，读之者悦然，不觉沉疴去体也。”在国外，近年来也推出读书疗法，提出“有病请去图书馆”，由“图书馆治疗医师”针对病人的情况列出有关书目供病人学习，获得良好的效果。

典型医案

文能治病，不仅有科学依据，而且历史上有许多成功的医案被记载流传下来。它们既是体现图书疗法生命力的生动的实证材料，又是我们研究图书疗法的分析对象。据有关专家搜集整理，除曹操的头痛病一时被治好外，尚有如下典型医案：

一、治弱智症。

传说，汉文帝少时脑笨，通过读诵奇文，弱智症不治而愈，后来当上了皇帝，能日理万机，而且提倡节俭，多施仁政，开创了“文景之治”的盛世局面。另据宋代孙光宪《北梦琐言》载：“孙揆尚书，不慧，涕泪狼藉”，后刻苦攻读，开发智力，“十五岁适然一变”，竟业就功成官至尚书(许家和：《读书祛百病》)。

二、治疟疾。

杜甫博览群书，尤善诗赋，涵泳汪洋，千姿万状，忧时即事，世称“诗史”。客有病疟者，甫曰：“诵吾诗可疗之”，果然(王三山：《文人书趣》)。

三、治恶疮。

据载，清代秦子忱患恶疮，“伏枕呻 吟，不胜苦楚”，但一部《红楼梦》竟然使他忘却病痛，“迎月读竣，而疾亦赖是渐瘳”，全书读毕，恶疮不但奇迹般痊愈，还写出《秦续红楼梦》一书(许家和：《读书祛百病》)。

四、治气痛症。

清代《老异续编》载有一桩奇事：白岩朱公患气痛症，发作时每每因吟诵杜甫诗歌数首而获缓解(许家和：《读书祛百病》)。

五、治口吃。

《太平广记》载，“王法朗，舌大而长，呼文字不甚真切”，后通过“精诵五千言”的读书训练，“颇有征验”。今人文史学家张默生儿时口吃，见人不能出一语，原名敦讷。1919年考入北京高师后，发誓矫正口吃。他广搜古今中外关于演讲、辩论之书，如《战国策》、《盐铁论》、《神灭论》、《神不灭论》等，凡可能者，无不购得精读朗诵。他还交结一位辩论对手，名曰“杠友”，每至周日，就到校外互杠不休，常精疲力尽，饭不能下咽，然以此为快。坚持两年，终去口吃之病，其父闻讯，惊讶万分，喜极泪下(王烈：《中国自然疗治大全》;王三山：《文人书趣》)。

六、治伤风流感，心脏早搏。

当代作家秦瘦鸥在《休息读书论》中自述：“近年则把金庸、梁羽生、琼瑶三位先生的巨作作为药物，以对抗伤风流感，乃至心脏早搏等，几乎百试百验”(王三山：《文人书趣》)。

七、美容。

宋代诗人黄庭坚认为读书可以美容，他说：“士大夫三日不读书，则义礼不交于胸中，对镜觉面目可憎，向人则语言无味。”今人郑逸梅作《幽梦新影》，其中也说：“面目之可憎与否，不在于美丑，在于其人之曾否读书，所谓腹中有诗书气自华也。”(王三山：《文人书趣》)。现在有一种流行说法，说是一个男人的长相好不好看，有没有气质风度，四十岁以前由爹妈定，四十岁以后由自己定。这也证明读书确实能美容，能治丑。

以上医案，虽然为文能治病提供了成功的例证，但并不是说它能百病可医。现代医学告诉我们，图书疗法属于心理治疗领域，其治疗对象主要是心理和精神疾病。它对生理疾病的治疗只起辅助作用，是通过作用于心理，再由心理影响生理而实现的。上述医案貌似图书疗法治疗生理疾病的成功，实则是图书疗法调整心理的结果(王波：《图书疗法在中国》)。

通过以上介绍和分析，就不难明白陈琳起草的公文为什么能疗治曹操头痛病的原因了：正是陈琳能窥见曹操的心思，说出了曹操想说而一时难以说明白的话，于是化解了曹操心中的症结，加之陈琳的文章文笔气势刚健，酣畅淋漓，造成一种特殊的刺激和兴奋，使人快意，曹操的头痛病由此遽然而止，便在情理之中了。

默默无功的失落

陈琳的诗、赋、文虽然都写得很好，而且与“建安七子”其他人相比，他的诗、赋在表现“立德垂功名”一类内容上也表现得特别突出，但终其一生，仕途上却一直不得志。他后来虽然被曹操提升为门下督(门下督为汉代郡县所属职官，主盗贼事，亦称门下督盗贼。东汉末年丞相府、将军府亦置。三国魏置，为丞相、诸公、开府位从公者及骠骑将军以下二三品将军之近卫部队将领。其品位依所属官长品位高低而异，如二品将军属下者为七品，三品将军属下者为八品——《中国历史大词典》)，但其职位只是第七品，品级是很低的。陈琳三易其主，对他的仕途发展无疑会有负面影响，但袁绍不会用人，也是其中因素之一。当然，在动乱时世中，百无一用是书生，这才是陈琳始终不得志的根本原因。晚唐诗人温庭筠曾写过一首七律《过陈琳墓》，凭吊这位建安才子，其中道尽了陈琳的寡欢与失志：

“曾于青史见遗文，今日飘蓬过此坟。词客有灵应识我，霸才无主始怜君。石麟埋没藏春草，铜雀荒凉对暮云。莫怪临风倍惆怅，欲将书剑学从军。”

陈琳是一介书生，手中有笔却无剑，在争权角力的乱世中，又曾三易其主，自然注定其默默无功的失落。然而，比起其他卷身于政治斗争漩涡，结局大都未得善终的作家来，陈琳最后还能寿终正寝，又算是幸运的。

陈琳的著作，据《隋书?经籍四》载，有《陈琳集》三卷，可惜早已散佚。明代张溥辑有《陈记室集》，收入《汉魏六朝百三家集中》。

(本文史料主要引自《三国志》、《文心雕龙》、《资治通鉴》、《中国历史大词典》等)

【来源：互联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