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言温室省中树的孔光

孔光是孔子第十四代孙，西汉成帝时秘书。他担任西汉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尚书令)，掌管枢机十多年，有众多可称道的事。

爱读古代诗文的人，对“温树”、“温室树”这个典故大概不会陌生，如“欲言温树三缄口，闲赋宫词八斗才”(唐?徐夤《献内翰杨侍郎》诗);“诏下初辞温室树，梦中先到景阳楼”(唐?刘禹锡《送李仆射赴镇》诗);“忠慎有逾于温树”(《金石萃编》卷四十八《褚亮碑》);“古人不言温树，何足称也”(《隋书?李德林传》)。这个典故便是出自《汉书?孔光传》。史书上说孔光“沐日归休，兄弟妻子燕语，终不及朝省政事。或问光：‘温室省中树，皆何木也?’光嘿不应，更答以他语，其不泄如是。”不泄露朝廷机密，是历代统治者对秘书工作人员的一条最基本要求，古代的绝大多数秘书，对此也是严格遵守，认真照办的。但像孔光那样，在闲谈中家人问他长乐宫温室殿旁种的是什么树，他都默然不应，或回答些其他的话加以搪塞，保密意识如此之强，遵守制度如此严谨周密，还是不多见的。这就难怪古代的文人喜以“温树”、“温室树”用为居官谨慎、言语不泄的典故，写进他们的诗文中了。孔光无疑是古代秘书保密意识强的一个典型。

孔光第二件值得称道的事是他担任尚书后(尚书二字是主管文书的意思，西汉在宫廷中主管文书的官称为尚书)“观故事品式，数岁明习汉制及法令”。熟悉业务，成为内行，是搞好秘书工作的前提和基础。孔光在担任尚书之前，只是一个普通的学官，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博士，职责是专掌经学传授，和现在的大学教授差不多。博士的学问虽然渊博，理论也自有一套，但秘书业务就不一定熟悉，朝廷内的办事程序及成例也不一定清楚，至于朝章典籍及法律制度等，更是不可能全都明了。角色变了，如果不尽快熟悉业务，要胜任秘书工作是不可能的。做尚书后只几年功夫，孔光便“明习”各种制度及法令，很快使自己成为内行，这种刻苦钻研业务的精神自然值得称道。所谓干一行、爱一行、精一行，孔光就是这样一种人。由于孔光肯钻研业务，工作又极其认真负责，于是“上(皇帝)甚信任之，转为仆射、尚书令”(西汉的尚书令和尚书仆射是中央政府主管文书的正、副长官，相当于现代的正、副秘书长)。孔光从一个普通的秘书而一跃成为中央政府的秘书长，能说他是靠裙带关系或别的什么关系上去的吗?!

孔光第三件值得称道的事是“守法度，修故事，上有所问，据经法以心所安而对，不希指苟合”。在法律和政策的许可范围内行事，不破坏成规，坚决维护原则，这对一个古代秘书来说，自然难能可贵。而皇帝有事提问，孔光总是引经据典及按照法令要求，用自己心中认为是正确的话来回答，从不希图苟且迎合皇帝的意图，这种坚持真理、不阿谀奉迎的品格，无疑更值得肯定和称道。

“有所荐举，唯恐其人之闻知”，是孔光第四件值得称道的事情。孔光在皇帝身边工作，向朝廷荐举人才自然比较容易。但他每次荐举人才，都唯恐被荐举者知道，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拒绝私谢，不要人家记自己的恩德。《诗经》上说“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琚”，孔光这种不图感报的意识及其行为自然值得称道。所以说，孔光的“唯恐其人之闻知”反映了他具有较高的道德修养，认为自己所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而已，从根本上否定了公事私谢的必要性。

孔光主动向朝廷推荐人才不图私谢，别人找上门来，求他推荐，态度又是如何呢?这一点史书上也有所记载。孔光是学官出身，弟子众多，他本来就乐于荐贤举能，居宰相高位后，原来的弟子找上门来，“几(冀)得其助力”，也是人之常情，可以理解。学生们想“好风凭借力，送我上青云”，他们的孔老师却“终无所举荐，至或怨之”，就是不给跑官者官当，怨怪我也不给。史书上于是给孔光大书了一笔：“其公如此”。

孔光第五件值得称道的事是“不结党友”。攀权附势，结党为援，是古代官场内的普遍现象，当然是一种腐败行为。孔光的父亲孔霸是一代硕儒，早年也做过博士，后来成了皇太子的老师，汉元帝即位后被封为褒成君。孔光自己的学生也遍布朝野。他既是“名父之子”，自己又“进官早成”，要在朝中拉帮结派，建立一个小宗派团体，是极为容易的事情。然而他“性自守”，既“不结党友”，也不“有求于人”，这当然也是值得称道的。

孔光值得称道的事当然还有。如他向皇帝提了意见或建议后“辄削草稿”，不“章(彰)主之过以奸(求)忠直”。领导有缺点或过错，秘书能予以提醒，这本身就值得称道;而提了意见后即销毁文稿，不显示自己比领导高明和不贪求忠直的名声，当然更值得称道了。

孔光担任尚书和尚书令，负责中央机要事务十多年，后来两次担任御史大夫(副宰相)，两次出任宰相，又分别担任大司徒、太傅、太师，历三世(汉成帝、哀帝、平帝)，居公辅位前后十七年，被封为博山候。他生前封候拜相，死后备受哀荣，这一切，难道都是偶然的么?

(本文史料主要引自《汉书》、《隋书》、《资治通鉴》、《金石萃编》等)

【来源：互联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