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做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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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6月12日，中国共产党召开了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了《中国共产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法》，这是我们党有关秘书工作的第一个法规。该法规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员负本党内外文书及通信及开会记录之责任，并管理本党文件。本党一切函件须由委员长及秘书签字。”“执行委员会之一切会议，须由委员长与秘书召集之，附加会议之日程。”可见，中央执委的秘书权力很大，地位很高，相当于现在的秘书长。这样一个重要的职务将由谁来担任呢?从全国各地来参加“三大”的30多名代表心中都在猜测着。

当第三届中央委员会委员的选举结果出来以后，代表们纷纷把目光投向会场上一位身穿打着补钉的蓝布长衫、足蹬黑色圆口布鞋的年轻人——湖南代表毛泽东。当时他正值而立之年，成功地领导了湖南的工人运动而在党内颇具声望，陈独秀在大会的报告中还特地表扬了他的工作，因此被选举为中央委员，且得票数仅在陈独秀、李大钊、蔡和森之后。从毛泽东的能力和表现看，代表们相信他是中央秘书一职的最佳人选。

“三大”闭幕后，紧接着召开了三届一次全会，会上毛泽东果然被推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就这样，毛泽东便进入了党中央的领导核心，开始了他的秘书经历。

说来有趣，毛泽东不仅是我党历史上的第一位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也可以说是我党历史上第一位从事秘书工作的同志。早在党的“一大”上他就担任了会议记录，是“一大”的兼职秘书。而且，他在“三大”后不久还担任了国民党方面的秘书职务。可见，毛泽东与秘书工作是颇有缘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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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月，毛泽东参加了国民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由孙中山亲自提名他为国民党中央候补执行委员。会后毛泽东被国民党中央派到上海执行部(负责苏、浙、皖、赣、沪四省一市的党务)工作。2月24日，上海执行部召开首次会议，任命毛泽东为组织部秘书，代理秘书处文书科主任。就这样，毛泽东一方面在中共中央做秘书工作，另一方面又在国民党上海执行部担任秘书职务。当时中共中央机关也在上海，毛泽东将全部身心扑在繁忙的工作上，每天往来于共产党和国民党的机关，抓紧每一分钟来做两党的秘书工作。

毛泽东对秘书工作认真负责。在紧张工作之余，他非常注意从报纸上搜集信息。他每天早上利用吃早饭的时间看报，把重要消息记录或剪贴下来。到了机关，也尽量利用工作的余暇认真读报。据当时在执行部工作的一位职员回忆：“他读报的范围是广宽的，无论什么地方的报纸都定来读，而且读的时候又特别的细心，从评论读到广告，一字不漏。”毛泽东这种勤于搜集信息的精神，值得今天的秘书人员学习。

作为党中央秘书，毛泽东除了做会议记录、管理文件、协助陈独秀处理中央日常事务等一般秘书工作外，还为党中央草拟了许多重要文件。由他起草或由陈独秀与他联合签署的文件，目前知道的有《中共中央通告》第13、14、15、17、21号，主要内容分别是根据当时的政治形势和革命进程，就组织“五一节”活动、军阀镇压工人运动、加强党的组织等一系列问题对全党所作的指示。另外，以党中央代号“钟英”签署的数份文件，也都是毛泽东起草的。

毛泽东做国民党的秘书，工作就不这么顺利了。虽然有恽代英、向警予等共产党员同毛泽东一道在执行部工作，但国民党上海执行部的领导权一直由胡汉民、戴季陶等国民党右派把持着，他们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持反对态度，仇视共产党，毛泽东在他们手下做秘书的处境就可想而知了。而共产党内有的同志对毛泽东辛辛苦苦地为国民党工作也不理解，讽刺他是“胡汉民的秘书”。尽管如此，毛泽东还是以革命事业为重，不计较个人荣辱，尽力做好国民党的秘书工作。

毛泽东作为组织部的秘书，第一件事就是国民党老党员的重新登记。为了改组国民党，组织部规定凡是老党员必须经谈话、填表、审查合格后，方能成为改组后的国民党党员。由于这项工作是由毛泽东等共产党人具体经办的，因而引起一些国民党右派的故意刁难。开始登记后不久的一天，国民党老右派谢持就怒气冲冲地跑到执行部的楼上，猛地一拍桌子，冲着毛泽东大发脾气道：“我从同盟会开始，革命了几十年还要填表?”毛泽东知道他自恃资历老，不屑向自己这样的“毛头小伙子”交代履历，但他却不为所动，毫不迁就地回答道：“人人都要填表，胡汉民、汪精卫都填了。这是孙中山先生的意见。”谢持无言以对，只得悻悻而去。当时毛泽东为顾全大局，便随后让人给谢持送去一张表，并嘱其向谢持好好解释，放宽了填表时间。谢持虽然不高兴，最后还是填了表。在处理这件小事中，毛泽东既坚持原则，又办事灵活，充分体现了他的能力和水平。

为了防止国民党右派的破坏和捣乱，毛泽东在工作中总是保持很高的警惕性。因为毛泽东深知，执行部的国民党右派随时都在窥测机会打击共产党人，一旦发生什么泄密事件，便会酿成不测风云，所以他对保密工作慎之又慎。同时，毛泽东和恽代英等人还两次上书孙中山，控告国民党右派的种种破坏和捣乱行为，致使上海执行部“一切事务几乎停滞”。但由于当时紧张的政治形势，孙中山没有精力顾及执行部的具体事务，使得执行部最终完全成为国民党右派的工具。

对此，毛泽东十分痛心，而这时他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的策略上已出现意见分歧，两方面的工作都不顺心，加之事务繁重，使得毛泽东身体状况恶化，经常失眠。到了1924年12月底，毛泽东不得不请假回湖南家乡养病。身体好转后又到广州代理国民党宣传部长。至此，结束了他为期一年半的秘书经历。

【来源：秘书工作（微信mishugongz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