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我国秘书学产生时间的思考

我国秘书学究竟产生于何时？这是秘书学学科体系中最基础的问题。目前学术界的普遍认识是，我国秘书学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或20世纪80年代初期。笔者认为，“20世纪80年代”的说法无疑是正确的，但“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说法值得商榷。

一、关于秘书学产生时间的说法

在秘书学相关资料中，对我国秘书学的产生时间多是用一句话简单交代，鲜有进行论证和说明的。从现有的研究成果来看，对此问题进行过详细论证的代表人物有常崇宜和杨树森两位先生。1993年，常崇宜在《我国秘书学的诞生时期、标志与名称提法》中论及：“我国秘书学究竟诞生于何时，国内大致有四种说法……笔者倾向于以八十年代初期，作为我国秘书学诞生时期。一门学科诞生的标志很多，但最基本的应当是专业论著的问世与学术带头人的出现，只有具备了这两点，才可能出现对学科理论的初步探索。”[1]随后他谈到我国出现秘书学论著的情况，并得出结论：“如果以此为标志，也可以精确地说我国秘书学诞生于1984年。”

2012年，杨树森在《秘书学概论教程》中指出，“学科”一词有两层含义：一是学术的分类，二是学校教育的科目。作为前者，其产生“通常以某种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的问世为标志”。继而指出，李欣于1961年完成初稿，但由于种种原因直到1985年才正式出版的《秘书工作》，是我国秘书学论著中的开山之作。他还谈到“1980年秋，上海大学文学院在全国率先招收秘书专业(专科)学生”，并介绍了秘书专业最初的开设情况。最后得出结论：“以上事实说明，无论是作为学术的分支，还是作为高等教育的一个科目，我国秘书学都正式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2]

两位学者的结论今天已经得到秘书学界的普遍认同，但是从严格意义上来说，无论是常崇宜认定的“我国秘书学诞生于1984年”，还是杨树森确认的我国秘书学成为一门学科的标志是“1985年才正式出版的《秘书工作》”，两个时间都不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的范围内，而是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因此，关于我国秘书学的产生时间，准确的表述应当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笔者试对此进行论证和说明。

二、秘书学产生的标志

常崇宜和杨树森两位学者都依据秘书学产生的标志来确定秘书学产生的时间，那么，对标志的选择不同，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我国秘书学在其形成之初有很多重要事件，比如秘书专业的开设，秘书类杂志的创刊，秘书学术组织的成立，秘书专业教材和专著的大量出版，高等自学考试开考秘书专业，等等。在这些事件中，我们要找到最具代表性的作为我国秘书学诞生的标志，并据其明确我国秘书学正式产生的时间。

1980年秋，上海大学文学院(当时为复旦大学分校)最早创办了秘书专业。1981年8月，江苏曹晋杰、朱步楼等编写的《秘书工作基本知识》是已知最早的一本秘书工作经验讲稿。1982年2月，西北建工学院毛含德编著的《秘书学概论》是已知最早的内部秘书专业教材。1983年6月，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创办的《秘书工作》(1990年易名为《广东秘书工作》)杂志是已知最早的秘书类刊物。1984年9月，翁世荣等编著的《秘书学概论》是最早公开出版的秘书专业教材。[3]1985年正式成立的中国高等院校秘书学教学研究会，是已知最早的全国性秘书学会。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韦氏秘书手册》等国外秘书学论著陆续被翻译成中文。20世纪80年代后期起，上海、广东等省市高等自学考试开考秘书专业。[4]从时间段来看，如果认为我国秘书学正式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初期，那就是以秘书专业的开设、秘书专业内部讲义和教材的出现为标志；如果认为我国秘书学正式产生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那就是以秘书专业教材的公开出版、秘书学会的成立为产生的标志。

笔者认为，秘书专业的开设不能作为秘书学产生的标志，因为“学科”和“专业”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的产生时间不具有必然的一致性。学科是指某一特定的科学领域，具有独特的研究对象、严密的理论体系和专业的研究方法；专业是课程的一种组织形式，按照社会分工的需要而设置。[5]秘书专业是应改革开放后的市场需求而开设的，其最初所使用的讲义和教材都是内部印行，各自独立，论述的重点与体系各不相同。也就是说，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我国的秘书学理论体系并未确立，秘书学还没有真正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因此，秘书专业的开设可以作为秘书教育开始的标志，但是不能作为秘书学产生的标志，其出现的时间也不能视为秘书学正式产生的时间。

准确地说，我国秘书学产生的标志应该是秘书学专著的公开出版。这一标志符合常崇宜所说的“一门学科诞生的标志很多，但最基本的应当是专业论著的问世与学术带头人的出现”。1984年以后，大量秘书学专著出版，比如翁世荣等编著的《秘书学概论》(1984年9月出版)，洪清源等编著的《机关秘书工作概论》(1984年9月出版)，王千弓等编著的《秘书学与秘书工作》(1984年10月出版)，张金安、常崇宜合编的《秘书学概论》(1984年10月出版)，李欣编著的《秘书工作》(1985年5月出版)。随着这些专著的出版，出现了一批秘书学理论研究者。之后，中国高教秘书学会、中国公文写作研究会等六个专业学会于1985年成立。1987年，首届“全国秘书学与秘书工作学术研讨会”召开，学者们就秘书学的若干基本理论问题展开集中的学术讨论。[6]学会的成立和学术活动的开展，反映出秘书学学术研究的兴盛。综合这些情况，我国秘书学诞生的准确时间应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这段时间内，我国秘书学的理论研究和学术活动正式开展，秘书学有了明确的研究对象、理论体系和研究方法，正式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

三、李欣《秘书工作》的问世

参照杨树森的观点，一门学科的产生“通常以某种有特定研究对象的学术专著的问世为标志”。例如，马建忠的《马氏文通》标志着汉语语法学的产生；许同莘的《公牍学史》标志着我国现代文书学的形成；夸美纽斯的《大教学论》标志着教育学作为独立学科的开始。秘书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产生之际也有一部标志性的专著问世，那就是李欣的《秘书工作》。

1984年后，我国正式出版了大量秘书学专著，在这些专著中，李欣的《秘书工作》占有特别重要的地位，对我国的秘书学学术研究和学科建设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李欣曾任（组织的简称，你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进行准确的替换）办公厅秘书局常务副局长，是一位从事秘书工作多年的老秘书工作者，被誉为“开神州当代秘书学研究之风”之人。[7]1959年，为了同各级秘书工作者和专业教师共同探讨提高秘书工作水平的问题，他开始搜集资料，着手编写《秘书工作》一书。1963年4月，《秘书工作》样本刊出，但在“文革”期间，样本遭到破坏。改革开放后，李欣对残留的样本作了改写，增添章节，将全书分为秘书工作总论、秘书工作历史沿革情况、秘书各项工作的具体做法与要求三个部分，对我国秘书工作的规律进行了全面系统的理论研究。[8]1985年5月，《秘书工作》公开出版。当时，（组织的简称，你可以根据上下文的意思进行准确的替换）办公厅刚于1985年1月召开全国(单字替换)委秘书长、办公厅主任座谈会，提出“四个转变”和“三个服务”的秘书工作新要求，各机关团体迫切需要秘书学方面的学习资料。正式出版的《秘书工作》立即引起广大秘书工作者和高等院校相关专业师生的关注，许多机关、团体、企业、部队的办公厅(室)把它当作业务用书，不少高等院校的秘书专业用它作教材。

《秘书工作》是“我国第一部全面总结秘书工作经验的著作”，被誉为“我国当代秘书科学论著中的开拓之作”。[9]与1984年出版的一批秘书学专著相比，《秘书工作》虽然晚出了几个月，但具有独一无二的学术影响力：一是构思时间较早，内容结构不断完善，更加全面科学；二是立足于国家层面，更具普遍指导意义，影响更深远；三是对秘书理论的发展和秘书工作的指导具有开拓性的作用。因此笔者认为，《秘书工作》可以作为我国秘书学成为独立学科的标志性著作。

综上所述，秘书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其产生的标志是秘书学专著的公开出版，标志性专著是由李欣编著、1985年出版的《秘书工作》。依据这两点，我国秘书学产生的确切时间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不是“20世纪80年代初期”。

注释：

[1]常崇宜《我国秘书学的诞生时期、标志与名称提法》，《秘书之友》1993年第3期。

[2]杨树森《秘书学概论教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

[3]刘耀国《我国当代秘书科学由改革开放应运而生》，《办公室业务》2008年第12期。

[4]杨树森、张树文《中国秘书史》，安徽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5]刘春惠《论“学科”与“专业”的关系》，《北京邮电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2期。

[6]金常德《当前推进秘书学研究亟待加强几个问题》，《秘书之友》2014年第10期。

[7]邱惠德《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

[8]肖杨《一部引人注目的秘书学专著——读〈秘书工作〉》，《档案学通讯》1986年第3期。

[9]刘耀国《试论我国秘书科学准备阶段的特点和作用》，《秘书》1994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