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些名人做过秘书

篇一：浅谈历史上的名秘书

浅谈历史上的名秘书给我们的经验——屈原、荀彧的秘书生涯

[摘要]：秘书职业是从古到今，传承延续下来的。从中国最早的秘书官、史官，再到汉代，为了削弱相权，设立尚书台等等。使得古代秘书职业越来越规范，也证明秘书随着时代推进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其中屈原、荀彧、诸葛亮，等等都是当时对辅佐君王成就事业非常有影响力的人物。是优秀秘书的典范。

[关键词]：秘书 官职 能力 屈原 荀彧

 

纵观中国秘书历史发展，可以看出其发展历史悠久，底蕴深厚。“秘书”一词在古代曾有多种不同的意思, 比如宫禁藏书、谶纬图篆[1]、官署称谓、官职名称等。“秘书”一开始指的是书后来才演变成官职。我国古代的官制复杂而多变, 而且常常名实淆乱, 需要因时、因地、因人具体分析, 很难明确指出谁是秘书。如果按照今天学术界的认识, 秘书大体上应具有四个主要特点: 一是近身(在领导身旁)，二是综合，三是辅助，四是服务。由此几点我们可以对照一下古代的名人中有哪些人是典型的优秀秘书。

一、终身爱国的秘书长屈原

屈原，大家一定耳熟能详，从初高中课文的学习中，我们都了解到他是一名伟大的浪漫主义爱国诗人。我国还设立端午节专门纪念屈原。他是不但一位伟大的历史名人，而且也是一位忠君爱国的政治家、秘书。“日月忽其不淹兮，春与秋其代序。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不抚壮而弃秽兮，何不改此度？”是《离骚》中的名句，表达了屈原对吐故纳新，推行美政的政治理想的强烈追求，也是屈原一正所坚持走的道路，践行的原则。

㈠屈原的秘书官职：

屈原生活于公元前339 年～公元前278 年。屈原名平，字原，通常称为屈原，又自云名正则，号灵均，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曾“为楚怀王左徒”，“左徒”就是楚国中央政府的秘书长。兼管内部政治与外交大事。他主张对内举贤能之才，明修法度，对外力主联齐抗秦。

据说，从黄帝时代一直到西周，史官一直是当时主要的秘书职位，但由于到了春秋战国，社会动荡不安，王室衰微，史官的秘书职能被裁减，工作重心渐渐转变为大事记录、档案管理和天文历法。到了战国各诸侯国变纷纷另设秘书职位，比如秦国有尚书，魏国的有主书，齐国有掌书，楚国的左徒等等。据现有史料考证，战国时担任过楚国左徒职位的，仅屈原与春申君二人。屈原是皇宫贵族的出身让他担任此官职，可见这个官职还是很有分量的。

关于左徒的职责，《屈原列传》说他“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遇宾客，应对诸侯。王甚任之。”可以说明左徒的职责非常广泛，从给君主处理国事、提供参谋意见、参与制定颁布政策法令，到接待各方贵宾、应对各国诸侯等等。此职责以及相当的行政职务胜似当今中央政府的秘书长。也与当今秘书职业的综合性相对应，秘书面对的是广泛的日常接待，以及做好辅助职能等等。

㈡屈原的政治道路

身逢乱世，屈原的政治生涯，存活于外斗与内斗的夹缝中，可属艰难险阻。屈原除了担当左徒外，还拜予三闾大夫，“三闾”即楚宗室昭、景、屈三姓聚居之所，三闾大夫就是管理三闾的大臣。这一官职以及职能都小于左徒。是屈原失去怀王信任后受封的。屈原为何会失去怀王信任？屈原担任左徒时位高权重，又博闻强识，为怀王提出许多有益的建议，难免遭人嫉妒。再加上屈原本性清正廉洁，不顾个人皇族利益，更加倾心于楚国大业，在政治上提出了相关主张不利于贵族的利益，导致上官大夫等人在怀王面前挑拨离间，怀王自身缺乏主见又听信谗言，渐渐疏远起屈原。最终使得屈原的政治才能不能淋漓尽致的发挥出来。其实从秘书的素养来看，屈原是当时秘书职位的不二人选。屈原知识渊博，记忆力好，能洞察政治的兴衰变化，并且能言善辩。作为秘书就要知识面广泛，因为秘书是一个辅助领导，给领导提建议做参谋的角色。如果只能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做事，只是尽到了大众职业的义务而已，而秘书职位看似简单，但并非如此，尽到了所有职业都应遵循的义务外，秘书职业还要求能说会道，脑子转得快，能帮领导解难。毕竟领导身居高位，责任重大，工作繁多，不可能面面俱到，这时就需要秘书人才为领导排忧解难，雪中送炭，所以说优秀的秘书是深受领导欣赏的，往往会委以重任。其中秘书的能说不是呈口舌之快，而是正像屈原一样胸中腹中都积累了大量的政治素养，以及长期应对事件分析积累下来的处事经验。形成一

套对政治形势敏锐的分析以及处理问题的思路，当然还要做到不断总结不断提升。屈原正是如此，所以就秘书素养来说我认为屈原是绝对的能者。可是屈原却壮志难酬，遭遇小人诬害。我猜想可能是当时的历史时代等级权贵思想的根深蒂固同僚之间会比较注重身份地位一旦使自己的利益受损就会先保全自身再顾全大局，而心系国事的屈原疏于与同僚之间的沟通，也可能是屈原为人秉直不愿与道不同的人相谋，许多政见都与众人相悖，缺少商量，这样或许会失掉团队影响力。并且在与领导的关系中，可能有些锋芒毕露，给有些人制造功高盖主的舆论的机会。但总的来说我认为屈原已经具备了优秀秘书的大部分才能，他的知识量，见识，胸襟，能力都不是一般人可以达到的。要付出相当大的努力学习，并且还要有意识的培养反映应变能力也不是一朝一夕可以做到的。虽然最后不得重用，但大多是受人迫害所致。

二、三国谋士荀彧

荀彧出身颍川荀氏，荀子之后。南阳名士何颙[2]曾见到荀彧，大为吃惊，说荀彧是王佐之才。果不其实荀彧是当时辅佐曹操称霸一方的有功之士。

㈠荀彧作为秘书的预测、分析、应变能力

荀彧当初在朝廷任官时，见董卓入朝后为非作乱，自知将有大事发生就奉劝父老乡亲：“颍川是四战之地，如果天下有变，那就会经常受到侵略，应该早离去，不能久留。”可见荀彧能洞察到先机，能肯形势推变化。首先荀彧跟随袁绍，预料到他不成大器时，便追随曹操，虽然这有为作为秘书的忠诚，但是在当时三国战乱，名士活跃的时期便无可非议。事实证明荀彧的预测是正确，曹操果然是成就霸业的先锋。在辅佐曹操的时期，当曹操出门征战时，领导不在时荀彧能管理好日常事务，陶谦，张邈、陈宫等人狼子野心想联合吕布要反曹，被荀彧一眼识破，他能冷静的分析和预测到陶谦，张邈、陈宫等人的心思，不但没中计给吕布放粮，而且命令军队加强防，并急召东郡太守夏侯惇，虽然当时敌我力量悬殊，但夏侯淳夜诛数十人，方才稳定军心，安然无恙。这充分体现了荀彧的预见能力和遇事沉着冷静分应变析能力。首先作为秘书，就必须有良好的预见能力，能有敏锐的洞察能力，能在坏事物质变之前，量变时期一把把它遏制掉，不让不好情况发生，秘书遇到困难该沉着冷静，要知道作为秘书就是要负责帮领导分担，自己首先不能荒了阵脚，因为没有人能帮秘书解决问题。这就要求秘书人员要有预见性和冷静的分析解决问题能力，良好的应变能力，要有足够强大的内心和毅力，明白自己不能躲在别人身后，得时刻提高警惕，直面困难。

㈡荀彧的秘书口才，管理能力

荀彧作为一位幕僚，一名秘书，要服务领导，但服从并不盲从，如果只会一味的阿谀奉承并非是一位好秘书。秘书应变分析能力之后，要负责把头脑中想法整理清楚表达出来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点，从古到斤，有许多能人异士都有良好的推测分析能力，可就是因为他们说话一针见血，规劝时厉声厉气，使得君王恼羞成怒。这就要求秘书还应拥有说话艺术。荀彧就能婉转的通过分析推理打动曹操，让曹操豁然接受他的建议。荀彧在对是否迎天子至许都等的事件中，向曹操讲述自己观点时能够做到思路清晰、论据充足，没有语病，有头有尾，一气呵成，有很强的说服力。比如是否对迎天子至许都事件中，荀彧首先引用“昔，高祖东伐为义帝缟素而天下归心”事件开头，引用例子，作为事例论证打下铺垫，接着称赞曹操“首唱义兵”，即表扬了曹操“匡天下之素志”，表达出肯定曹操的意思。然后婉转道出如果天子至洛阳后天下动荡的后果。劝诫曹操迎汉献帝至许都定都。这段话逻辑思维清晰、前因后果，让曹操信服并且欣然接受没有任何恼怒。这便是荀彧良好的表达能力。再者荀彧还有良好的管理能力，曹操常年在外征战，把国家事务都交给荀彧，这不仅可以证明曹操对荀彧的信任，这也间接证明就是因为荀彧有良好的治国之才才得到像曹操这种一代枭雄的信任与委托。所以说秘书人员除了自身的素养，预见性，能力等还必须有良好的口才能让自己的想法脱颖而出，并且管理日常事务的能力也要居人之上，处理事务要分轻重缓急，先把当天的事情完成，先公后私等等，各种能力汇聚一身才能成为受领导赏识，受众人敬仰的好秘书。

三、从历史名秘书身上得到的经验与启示

人们都说，评论历史，评论历史人物，不能以当今的观点来评析，要立足于历史背景来分析。所以我不能妄加揣测历史人物的是非曲直。只能浅显的比较一下。

屈原如果放到今日来，我相信一定大有作为，因为当今的社会是法制社会，和谐社会。屈原有利于全局的言论会得到重视，当今社会之间同事间的关系还是比较融洽的，比较客气的，人们都想着自己所处的单位，公司效绩能上去。并且团队合作讨论一直都在进步。而领导也不像是中央集权似的专断型，虽然说也有一把手领导的首长式管理，但是我国现在正不断改善管理幅度与管理层次，提高管理效率，领导们也不能像古往一样说一不二，他们的权利受到限制和监督。所以我相信屈原的才能和成就是值得肯定的，他的外交能力，政治素养都值得我们学习，只是身不逢时，身上的才能与抱负都不能完全的施展开来。

荀彧在曹操要称魏王时反对，因为他认为此举有违忠义行为。遭到曹操不满不再重用荀彧。但如果这个举动放在今日来看，实在是明智之举。因为当今要求秘书服从领导，但绝不盲从，要适时规劝。在当今社会贪污腐败的风口浪尖上，每次一查出一个，就牵连一大批人物，真是一个巴掌拍不响。在当今社会如果对领导各种不良行为也绝对盲从，不但是把单位，公司送上绝路，也是把自己的前程相送。时代的进步要求我们服从，但绝不盲从。之前国民经济还不景气时，我们大力要求发展，但现在国民经济已经上去了，社会更加要求公平和正义，这也是人民大众的普遍要求。所以忠义是当今社会主义国家奉行的原则，所以荀彧也是值得肯定，他是兼有良好预见性、应变能力、管理事务能力、才华横溢、品格刚正集一身的优秀秘书，放在当今一定会成为辅佐领导，为推进单位或公司效益进步贡献巨大力量的人物。

通过借鉴名秘书的秘书生涯我认为做好一名秘书必须具备：

㈠预见性：能在危机发生之前，提前做好准备，制定好计划，未雨绸缪，成为单位或公司的进步的先导，时时刻刻不得掉以轻心。

㈡综合性(博闻强识)：做好一名秘书，必须成为一门百科全书，以前我认为秘书很简单，没有会计等职业那么繁琐，以为谁都能胜任，但通过学习秘书借鉴名人故事后我才懂得做好一名好秘书并不容易，他所具备的知识必须广泛，这样才能为领导出谋划策，才能为单位或公司谋效益。要拥有良好的政治素养、基本法律知识、良好的文笔，又要能做好接待工作，办公室日常操作，计算机知识也要具备等等。也明白了任何机构都缺少不了好秘书。

㈢分析能力、应变能力、危机感：我认为秘书这个职业的任务是很繁重的，首先上要协调与领导关系，下要管理日常事务。要善于分析问题，前因后果都要想到，心思要比任何人都缜密。这样才能为领导出谋划策。还要拥有良好的应变能力，当发生危机时，要保持冷静，确认是否属实，再汇报领导，不能一有事就找领导，能很好的作出选择，应对措施，再做好善后总结等等。这些能力都是不能小觑的，因为人一遇到困难挫折就容易害怕紧张，特别是女秘书，更加脆弱。所以做好一名好秘书还必须具有危机感，时时刻刻提醒自己，任何事情都要乘早。

 

篇二：从“名人秘书”苏轼谈秘书的思想作风

摘 要：苏轼不仅是杰出的文学艺术家、人民喜爱的政治家，他在漫长的从政生涯中，还是一位“名人秘书”。他的工作精神和思想作风，对现今的秘书人员来讲，都具有借鉴意义。从秘书学的角度来解读古代文人苏轼，也有助于我们对苏轼有全新的认识。

关键词：苏轼 秘书 能力

过去，学术界主要是在文学领域或是政治领域研究苏轼，很少从秘书学的角度对苏轼进行探讨。实际上，为了让今人更好地对古代秘书工作发展的规律有所了解，更好地指导现今的秘书工作，把苏轼作为“历史上当过秘书的名人”也就是本文所谓的“名人秘书”来研究也是很有必要的。当然，这也有助于我们从全新的视角——秘书学的角度来看待这位古代全才苏轼。

苏轼当秘书不是挂虚衔，而是真真正正的秘书，甚至一度当上了高级秘书。苏轼在哲宗即位后，被召还京，先后任礼部郎中、起居舍人(皇帝近臣)、中书舍人(参与国家机密)、翰林学士。翰林学士专掌制诰(皇帝诏令)，是皇帝最亲近的顾问兼秘书。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又被擢为翰林学士兼仕读，仕读是皇帝的老师，是高级翰林。尽管苏轼的秘书生涯在他整个的从政过程中所占比重不大，但是他无论在朝在野，都在持续着一项重要的秘书工作——利用文字向上进言，几乎未曾间断过。因此，本文将苏轼称为“当秘书的名人”，即“名人秘书”。

秘书人员必须具有良好的思想修养和工作作风。苏轼不仅在文学上成就辉煌，他在从政生涯中所体现的良好的思想品德以及严谨的工作作风，对我们现今的秘书人员来说，也有许多值得学习和仿效的地方。第一，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秘书工作的特点是繁重、琐碎、常居幕后而又责任重大。这就要求秘书人员能任劳任怨，不为名、不为利，甘当无名英雄。秘书经常拟稿，但自己不署名，也不拿稿费;秘书组织会议，但自己从不坐上主席台;秘书经常熬夜，节假日不能休息;秘书经常出差，东奔西走;秘书的工作有时还得不到别人的谅解，得不到社会的公认。这种种事实说明，没有一颗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心是当不了好秘书的。

纵观苏东坡一生之言行，爱民、忧民是贯穿他全部政治生活的一条红线，也是他终身不渝的人生信念和从政基准。苏东坡一生所写的奏议大约有200件之多，其中直接为百姓请命或为了维护百姓利益而写的奏议大约有50件，约占总数的四分之一。须知，他宦海沉浮一生，有多少事须向朝廷写奏议啊!所以，四分之一的比例实在不算少了。

苏东坡不仅为民代言，为民请命，还身体力行地为人民办实事好事。他在凤翔改革衙前役制度，在密州为农事求雨和灭蝗以及组织收养弃儿，在徐州组织抗洪保民，在杭州组织赈济灾民和开浚西湖、疏浚城中运河以及修复六井，在颍州治理沟渠、疏治西湖和阻止新开八丈沟，即使谪居黄州、惠州、儋州，无权问事，依然心系百姓，不忘为民，如在黄州制止杀婴之风，在惠州助修东新桥和西新桥，还积极热心地向盛产稻米的浙江推荐秧马，在儋州办私立“民族学院”(郗伯康语)传播中原文化…… 这些为民造福的事例不胜枚举，不仅受到当时的人民赞扬，也为后世传颂。

第二，对国家、对人民负责

秘书人员的工作不仅要对组织、对领导负责，更重要的是对国家、对人民负责。这就要求秘书人员敢于坚持原则，而不是无原则地盲目服从。在集体利益、个人利益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发生矛盾时，要服从国家利益、人民利益。本着这种精神，秘书人员对领导的错误行为或不正之风不能包庇、怂恿，而应该敢于直谏，规劝。秘书不仅要当领导的助手，也要当领导的诤友。

苏东坡之所以要批评、反对王安石变法，主要还是为了维护老百姓的利益。例如，他反对王安石推行的青苗法，主要是因为青苗法利用官家权力向全体百姓放债取利，是盘剥百姓以富国家之法，对老百姓尤其是贫困的老百姓没有多大好处;他反对王安石推行的募役法亦如是。所以，当王安石变法伤害到老百姓利益的时候，他就不顾个人安危甚至冒着生命危险站出来反对王安石变法。

纵然皇帝高高在上，但每当皇帝和以皇帝为代表的统治集团伤害到人民时，苏东坡总是要站出来批评反对。就连神宗皇帝为过好元宵节要减价收买4000盏浙灯这样的小事，他都要上书批评皇帝，说“陛下以耳目不急之玩，而夺其(举债出息的卖灯之民)口体必用之资”，还劝皇帝不要乱花老百姓的血汗钱。第三，实事求是

实事求是是做好一切工作的基本条件。秘书人员必须在任何场合、任何工作中做到实事求是：拟写文稿、引用材料要实事求是;到下面去检查工作要实事求是;向领导汇报情况要实事求是;总结工作成绩、缺点也要实事求是。秘书不能报喜不报忧，更不能弄虚作假。

苏轼在此方面亦做得很好。例如，元丰八年(1086)苏轼被起知登州。他在赴、离登州任中，亲见“旧日京东贩盐小客”在榷盐后“无以为生，大半去为盗贼”，但朝中有人却说，“近岁京东榷盐，既获厚利，而无甚害”。面对此谎言，他非常气愤。于是，他以“前知登州军州事”的身份向朝廷呈上了《乞罢登莱榷盐状》，说在登州和与登州相邻的莱州榷盐，“民受三害”。因此，他请求朝廷罢止登州、莱州榷盐，以免老百姓受此三害。

第四，富于创造、勇于开拓

秘书的工作应严格遵守制度和工作程序，但并不能因此就墨守成规。秘书人员还应富于创造性和开拓精神，既要善于发现新问题，及时提请领导考虑;又要开动脑筋、钻研业务善于寻找解决问题的途径。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出任杭州知州。在此期间，他敏锐地察觉了百姓生活中面临的种种问题，曾经在短短两个半月里，向朝廷连上四状，为民请命。

元祐五年五月到七月，浙西出现了严重的自然灾害，百姓生活艰难。苏东坡即于七月十五日向朝廷上了《奏浙西灾伤第一状》;七月二十五日，他即向朝廷上了《奏浙西灾伤第二状》;九月七日上了《相度准备赈济第一状》;十天后，他又向朝廷上了《相度准备赈济第二状》;二十四天后，他又上了《相度准备赈济第三状》;一个月后，他又上了《相度准备赈济第四状》。苏东坡为了赈救饥民，在短短的两月半里，向朝廷连上四状，向朝廷反映百姓艰难的处境，并提出了具体的解决措施。(免费看电影 tang)随着知识经济时代的到来，社会信息化和管理工作日益复杂化，秘书的工作越发显得重要，其技术性、专业性的特点也日益被人们所认识。领导的正确决策和科学管理特别需要秘书提供高质量的服务，对他们的能力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苏轼的工作精神和他在工作中所体现的能力，对我们今天的秘书来说有莫大的启示意义。

总之，我们也从秘书学的角度对苏轼进行了重新的解读。苏轼不仅是文学家、政治家，同时，他也是一位实实在在的秘书。

 

篇三：与伟人零距离：揭秘毛泽东身边的五大秘书

胡乔木

毛泽东一生任用过很多秘书，帮助他处理一些日常政务或是生活事宜。解放之初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主要秘书有四个人，人称“四大秘书”，后来到1956年，经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意，毛泽东的秘书又增加了江青，于是此时，胡乔木、田家英、叶子龙、陈伯达、江青都成为毛泽东的秘书，人称“五大秘书”。由于受时代所限和各自不同的人生态度、处世风格，这五位秘书演绎了各自不同的人生篇章。

中共中央一支笔、政治秘书----胡乔木

胡乔木，1912年出生于江苏盐城，原名胡鼎新，笔名乔木，北乔。胡乔木由于其深厚的理论功底和文字修养为毛泽东所重视，他以渊博的学识、深邃的思想和优美的文辞获得了党内外享有盛名的学者和章辞家的称号。胡乔木于1941年担任了毛泽东的政治秘书，并成为中央重要的笔杆子，他先后协助编选了《六大以来》、《六大以前》、《两条路线》等重要党史材料，并参与起草了《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等文件。

1945年8月胡乔木随同毛泽东来到重庆参加国共谈判，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他的同乡、同学乔冠华此时也在重庆，老友相见甚欢，此时的乔冠华也是个笔杆子，发表文章也使用“乔木”作笔名，而胡乔木当时也正使用这个名字，两个“乔木”聚集在一起，他们发文章时叫人搞不清到底是哪一个“乔木”。

乔冠华曾经到德国土宾根大学哲学系进修，获得了博士学位，回国后在《时事晚报》工作，撰写时事评论，就是此时他给自己起了笔名----乔木，当时他并不知道老同学胡鼎新进入延安并且也取名字叫“乔木”，好在一个“乔木”在香港，一个“乔木”在延安，距离遥远，倒也不相干，不过也曾闹过小小的笑话：

正在白区工作的胡乔木的妹妹方铭，看到香港报纸刊登“乔木”文章，便以为哥哥在香港，并且还给哥哥写了信寄过去，但是这封信竟送到了乔冠华的手中！这么一来人们渐渐发现有两个“乔木”，于是称延安这个为“北乔”，称重庆那个为“南乔”，而眼下两个乔木竟然相聚在一起这就“麻烦”了，有人要他们其中一个更改名字，但是两个人都喜欢“乔木”这个名字，都不愿改动：“南乔”以为，他本姓乔，用“乔木”笔名，顺理成章；而“北乔”呢，他连妻子的名字谷羽都出自同一典故，怎能再改用原名胡鼎新呢？于是便有了毛泽东为“二乔”断名这一趣闻。那天大家在毛泽东那里谈起了“南乔”和“北乔”的事，一致请毛泽东作出评判，经毛泽东一问后知道，是胡乔木先用“乔木”这个名字，而“南乔”乔冠华真姓姓乔，“北乔”的真姓姓胡，于是毛泽东提出一个建议，“北乔”在名字之前加个“胡”字，南乔则仍用乔木原名，从此两乔之间便有了区别，而“胡乔木”的大名也随着时局的发展而为全国人民所熟知。

建国后胡乔木曾担任中共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社社长、中央宣传部副部长以及新华通讯社社长等职，参与编辑了《毛泽东选集》，正是由于他的这些丰富经验和编写经历使他对中共党史达到了烂熟于胸的地步。1951年6月，胡乔木起草了《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毛泽东指示以胡乔木的名义发表，这由此而成为胡乔木的代表作。

1956年的一天，刚刚从起草中共八大文件的忙碌中透过一口气来的胡乔木又陷入新的忙碌之中，毛泽东给他一个重大的任务：写一篇批驳赫鲁晓夫的大文章！事情源于苏共二十大中苏两党的分歧，胡乔木奉命起草了《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该文发表以后一时间内震撼国内外，毛泽东不止一次地称赞过“再论”，这再次显示出胡乔木深厚的理论功底，这篇文章也成为胡乔木一生笔耕的巅峰之作。这时的他，不仅仅是“中共中央一支笔”，他已经是“中共中央大手笔”了。

毛泽东曾说胡乔木是“一介书生”，这话倒颇为合适，虽说胡乔木高官多年，但是他依然书生意气，书生作风。

“文革”期间，胡乔木怀着深深的失落感离开了中南海并多次受到批斗。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后，胡乔木随着邓小平的复出而复出，并为拨乱反正纠正“左”倾错误而努力。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他为恢复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而努力，之后又积极推动《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重大历史问题的决议》的发起、编写工作。他以高度的责任感对正确评价毛泽东肯定毛泽东的历史地位和毛泽东思想的指导地位付出了巨大心血，做出了应有的贡献。

总管家、日常秘书----田家英

田家英1922年生，原名曾正昌，四川成都人。

田家英于1937年到达延安，次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先后在陕北公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中央宣传部工作。他于1948 年10 月经胡乔木介绍，来到毛泽东身边担任了毛泽东的秘书。在此之前田家英曾经担任过毛岸英的老师，那时毛岸英刚刚回国，由于长期待在苏联，毛岸英的汉语讲不好，毛泽东打算请一位老师来教毛岸英历史、语文，而此时的田家英由于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了《从侯方域说起》一文，毛泽东读后颇为赞赏，虽说那只是一篇千余字的杂文，但是从中可以看出作者的文史功底和敏锐的思想。对毛泽东来说，文笔如此老辣深沉而作者竟然是一位二十多岁的小伙子，他颇为感慨，这在他的脑海里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自那以后毛泽东便注意起田家英这个“少壮派”了。当毛岸英需要一位老师时，毛泽东就想起了田家英----田家英熟悉文史，年纪和毛岸英差不多，请他当老师教历史、语文，再合适不过了，就这样田家英开始当起毛岸英的老师来。自从担任毛岸英的老师之后，田家英和毛泽东的交往也就多了起来。那时由于正处于革命胜利的前夜，毛泽东的工作变得异常繁忙，秘书工作加重了，需要增加新秘书，这时在陈伯达、胡乔木的推荐下，田家英开始担任起了毛泽东的秘书。

田家英为人忠厚老实、细致干练，深得毛泽东的信赖、倚重，毛泽东的存折、稿费、印章都交给他，这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对他的信任。

作为毛泽东的日常秘书，田家英把主要的精力与才华都用于协助毛泽东的工作。他事无巨细，凡是毛泽东需要他做的他都尽力做好，从起草文件、下乡调查、处理信访直至保管存折，可以称得上是大管家。他对毛泽东极为敬重，在毛泽东身边工作的他更是深受毛泽东的熏陶与感染，田家英和毛泽东有着共同的兴趣、爱好，这使他们成为了忘年之交。

毛泽东与田家英的诗交较深，他除了欣赏田家英的文采之外还看中他的古文诗词的扎实功底，田家英有看书过目不忘的本领，他能背诵许多像贾谊《过秦论》这样长篇的文章，对他来说，背诵古诗更是他茶余饭后的一个消遣。毛泽东有深夜工作的习惯，为此，田家英也保持着与毛泽东同步工作的习惯。1961年11月16日清晨，忙碌一夜的田家英刚刚宽衣解带，就连续接到机要员送来的毛泽东三封内容相同的信，都是让他查找“雪满山中高士卧，月明林下美人来”这两句诗的出处，田家英知道毛泽东将有新作问世，凭着他对古诗词的深厚功底，没费多大功夫就找到了诗的出处，那是明代高启的《梅花》九诗之一，是婉约派的诗词。毛泽东自己的诗风豪迈雄健，但是他对抒情味浓、艺术性高的婉约派诗词也不排斥，在这些诗的触发下，毛泽东直抒自己的宽广胸怀，写出了很多好诗，其中不乏千古绝唱的革命之诗。

但是由于毛泽东晚年过分强调阶级斗争，在思想上，田家英和毛泽东产生了分歧。田家英向来敬重毛泽东，把他视为导师、父辈，正是因为他对毛泽东的爱之切，才对一些倾向忧心如焚，正是由于他不会“见机而作”，使他成为江青和陈伯达的眼中钉，进而他被安上了“篡改毛主席著作”的罪名。

那是1965年的寒冬，毛泽东再次来到杭州。该年12月他在杭州召集五位“秀才”：陈伯达、田家英、胡绳、艾思奇、关锋召开会议，要他们每人为一本马列经典著作写序，由于那天毛泽东的情绪非常好，便海阔天空地聊了起来，所聊的内容大大超过了写序的范围。毛泽东谈着谈着忽然又转移了话题，针对1965年11月的《文汇报》所载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和12月8日的《红旗》杂志所载戚本禹的文章《为革命而研究历史》，毛泽东说了一段评论式的话，在他谈话刚一结束，陈伯达就把这事告诉了江青，于是原本只作为毛泽东随口而说的话却要整理出谈话纪要，于是这一任务便落在了田家英的身上。田家英看过纪要后，删去了毛泽东关于姚文元和戚本禹的那段评论式的话，此时的田家英完全是出于正气、正义而删的，不料他的这一举动却触怒了江青一伙，于是他们给田家英安了一个在当时足以置之于死地的罪名“篡改毛主席著作”。田家英毕竟是一介书生，毛泽东和田家英在闲谈中曾戏言在田死后应立一墓碑，上书“读书人之墓”。田家英继承了读书人的好传统----好学敏思、忧国忧民、洁身自爱、不睦名利、以天下为任，以苍生为念，正是这种优秀的传统铸就了他新一代读书人的性格，即便革命成功身居高位也不曾异化为官僚政客，但是也正是因为这样，使他无法防御那些玩弄权术的小人，最终成为他们的牺牲品。1966年5月，被逐出中南海的命令给田家英以沉重的打击，在他蒙受陷害时他以死相抗，他离世之际不过44岁。1980年，田家英的冤案得以平反昭雪。

长期追随的人、机要秘书----叶子龙

叶子龙，原名叶良和、叶佐臣，1916年12月29日生于湖南省浏阳县(今浏阳市)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少年时代就接受进步思想，追求革命真理。叶子龙1930年8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35年年仅19岁的他就来到毛主席身边工作。从那时起一直到1962年，

那些名人做过秘书

叶子龙一直在毛泽东身边工作，时间长达27年。作为长期在毛泽东同志身边工作的人，几十年春风秋雨，叶子龙一直跟随毛泽东南征北战，跟随毛泽东转战陕北，陪同毛泽东两次访问苏联，护送毛泽东进京，从延安的枣园，河北的西柏坡，到北京的丰泽园，这期间凡是毛泽东工作和生活过的地方也都留下了他的足迹和身影，他忠厚诚挚的品格，积极认真的工作态度，多次得到毛泽东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肯定和称赞。在毛泽东身边工作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冒着很多常人所无法想象的风险，同时也要有异乎寻常的勇气。叶子龙在担任毛泽东机要秘书时也曾被人诬陷过，这就是所谓的“窃听器事件”。

事情的缘由是这样的：作为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有个深切的体会，那就是毛泽东的一言一行都有着强烈的目的性，从不做无用的事，不说无关痛痒的话，所以对他说过的话要格外的留心。进城以后，叶子龙总想尽量地把毛泽东的话一字不漏地记下来，为此叶子龙想过很多的办法，其中之一就是采用录音的方法。录音作为现代化记录的手段，对于记录、整理、保存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的重要讲话是完全必要的，而且实践证明效果也很好。早在延安时，为了准确记录领导人的讲话，我们培养了一大批速记人员，直到解放后速记仍是记录领导讲话的重要手段，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机要室的工作越来越不能适应工作的需要了。1956年以前，机要室作为中央的核心秘书部门却没有记录人员，更没有现代化的录音设备，为此，叶子龙几次与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谈这个问题并请示周恩来筹划录音工作。从1956年下半年开始机要室便陆续购买了录音设备，培训了专门的录音人员，不料这在“文化大革命”中却被一些别有用心之人诬陷成所谓的“窃听器事件”，说成是在毛主席身边“搞特务活动"，是“为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搞情报”，在这所谓“秘密录音”一案中，不仅中央办公厅的领导干部和机要室的许多同志被迫害，而且还株连了中央和地方单位的一些负责人，使许多好同志蒙受了不白之冤，叶子龙也受到株连。

专业：汉语言文学（高级文秘）班级：12文秘Z学号：108306001姓名：卜思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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