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刘耀国对我国秘书科学研究的贡献

刘耀国先生是秘书学界著名的研究专家。笔者与刘先生有三面之交，还有近五年的电邮、短信、微信往来。通过与刘先生的交往，以及自己长期搜集、查阅各方面资料和研读《刘耀国秘书科学研究文萃》(河北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等，笔者对这位学界前辈的为人治学等有了较为深入的了解。笔者认为，刘耀国先生至少从以下几个方面在我国当代秘书科学研究中担当了重要角色，为我国秘书科学研究做出了重要贡献。

贡献之一：

提出秘书科学发展史分期“四分法”

我国秘书科学发展史的研究起步较晚，刘耀国先生在《试论我国秘书科学准备阶段的特点和作用》(《秘书》1994年第8期)中指出，“我国秘书科学发展史大体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史前阶段，从先秦到18世纪下半叶；二是萌发阶段，从18世纪下半叶到20世纪初期；三是准备阶段，从20世纪初期到70年代末期；四是开创阶段，从20世纪80年代初期至今”。“史前—萌发—准备—开创”的“四分法”主张，是在安徽大学董继超先生1989年提出的“萌发—准备—开创”秘书科学史分期“三阶段说”基础上做出的有益探索，并得到了董继超先生的赞同。随后，刘耀国先生相继发表了《论我国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特点》(《秘书》1995年第8期)、《论我国秘书科学开创阶段的特点(之一)》(《秘书》1997年第5期)、《论我国秘书科学开创阶段的特点(之二)》(《秘书》1997年第6期)。邱惠德先生在《严谨深刻求是创新———论刘耀国并兼及〈秘书〉杂志》(见《中国当代秘书学家论》，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一文中对此评论道，“首次比较系统地探索了我国秘书科学各发展阶段(除孕育阶段外)的内在本质规律，填补了学术界的研究空白”，“对长达200多年的我国秘书科学的特点，第一次作了全面而系统的归纳和论述”。

贡献之二：

首次提出秘书科学萌发的标志是《佐治药言》问世

秘书学界关于秘书科学萌发的时间和标志说法不一。早在1989年，安徽大学的董继超先生主编的《公务秘书学》(黑龙江科学技术出版社1989年版)，将我国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起始时间定于19世纪下半叶，其主要依据之一，是清代张廷骧所编辑的《入幕须知五种》一书于1884年问世。对此，刘耀国先生通过查阅大量史书和佐证资料，提出了全新的见解。他在《秘书科学萌发与清代幕学专著——兼与董继超等先生商榷》(《秘书》1994年第5期)中指出，中国秘书科学萌发于18世纪下半叶，其主要标志是清代幕学专著《佐治药言》的问世。此观点不久即得到了董继超先生的回应和认同，“据现有的史料，清代汪辉祖的《佐治药言》(1785年)是我国第一部秘书学著作”，“笔者原先认定《入幕须知五种》(1884年)为我国秘书学史启端的观点，已经无法成立”。(见《秘书学史研究刍议》，《秘书》1995年第4期)随后的一段时期内，不少秘书学者开始对我国的秘书科学发展史进行研究，并取得了一些共识，其中包括“我国秘书科学萌发于清代，以一批幕学著作的问世为其标志”，进一步印证了刘耀国先生的观点。之后，刘耀国先生又相继撰文《论我国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特点》(《秘书》1995年第8期)、《试论清代幕学和仕学的相辅相成》(《秘书之友》1995年第11期)，论述了我国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特点主要表现在“秘书科学的萌发以幕学的特殊形态出现”等四个方面，并在揭示清代幕学和仕学相辅相成的历史启示时，进一步阐述了“清代幕学著作和仕学著作的同期出现，是我国秘书科学萌发阶段的特点之一”。

贡献之三：

首次系统梳理全国秘书期刊的创办史料

笔者于2004年通过翻阅《秘书》过刊，首次接触到刘耀国先生的文章《论我国秘书科学开创阶段的特点》(《秘书》1997年第5期、第6期连载)，此文不仅系统论述了我国秘书科学开创阶段的多重特点，还总结出秘书科学研究中形成的全国性、全方位的“办刊热”现象，对20世纪80年代初以来全国各地创办的各级各类秘书期刊进行了比较全面的梳理：“自《广东秘书工作》《秘书》杂志从1983年创刊以来，有不少秘书期刊相继出版，至今未有人作过统计。如不计应用写作类、档案类、专项秘书工作类(如信访、督查、办公自动化等)，据笔者所掌握的资料，综合类秘书期刊至少有32家(包括现已停刊的几家，详见附录)。”在文末附录中分公开出版，内部出版，已停刊、改刊或有关情况不明这三大类列举了其掌握并经多方核实的32家综合类秘书期刊的刊名及曾用刊名、主办单位、创刊时间、出刊周期及停刊时间、改刊情况等，资料搜集之详实、行业关注之细微、治学态度之严谨可见一斑。此举填补了秘书期刊研究方面的空白，不仅为秘书学界全面了解我国当代秘书学研究和秘书期刊的发展轨迹提供了弥足珍贵的第一手资料，也为充分挖掘秘书期刊的重要史料价值、丰富和拓展秘书学研究领域作出了典型示范。后来，四川的常崇宜先生、湖南的刘白尤先生、安徽的钱世荣先生等，都先后开展了对秘书期刊的研究和述评。受刘耀国先生的影响，近年来笔者也加入了该研究行列，并发表了相关成果。

贡献之四：

促进了我国秘书学期刊的建设和

交流

《秘书》是我国第一份由高等院校主办的秘书学期刊，刘耀国先生自1986年初调入《秘书》编辑部工作，历任编辑部主任、杂志副主编等职，直到2004年退休，从事编辑工作近20年。《秘书》杂志在他任职期间，“首创了‘秘书长寄语’‘办公室主任论坛’‘军队秘书’等多个栏目”，围绕“秘书应是怎样的角色”“秘书工作如何适应领导工作需要”“秘书工作规律”等重点、热点问题开展了多场专题讨论，既激发了广大读者的参与热情，又凝聚和培养了一大批作者，办出了《秘书》杂志的独特风格。尤其是关于秘书角色的专题讨论，前后持续了一年多时间，吸引了数十人参与，刊发了55篇文章，刘耀国先生还作了专题总结《略论秘书的角色和角色特征》(《秘书》1991年第9期)，具有很强的实际意义和理论意义。这场专题讨论为创新期刊栏目、增进编者作者读者互动、凝聚学术研究群体、助推秘书类期刊建设趟出了一条新路。刘耀国先生在《文萃》前言中提到：“实践使我认识到，作为学科专业期刊的一名职业编辑，如果只懂得该学科的专业知识，至多只能成为一名称职的编辑；如果还能进而投身于该学科的学术研究并坚持下去，就至少有了成为一名学者型编辑的可能性。两者的区别在于：前者只把这份工作看作是谋生的一种职业，后者却把这份工作当作为之奋斗的一项事业。”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他不仅尽职尽责做好编辑工作，还潜心开展学术研究，除了发挥《秘书》杂志的主阵地作用，还在《秘书之友》《秘书工作》《办公室业务》《当代秘书》《应用写作》等公开出版的刊物上以及《企业秘书》《河南秘书》《秘书战线》《秘书理论与实践》《文秘园地》等内部发行的刊物上发表了颇有影响和价值的学术文章逾100篇、40万字。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刘耀国先生是当代秘书学研究阵营中发表专业文章最多、持续研究时间最长、成果覆盖专业期刊范围最广的少数几名研究者之一。

贡献之五：

推动了我国秘书学界论争局面的

形成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是作为新兴学科的秘书学在开创阶段的重要特点。刘耀国先生不仅在《秘书》杂志编辑“理论探讨”“笔谈与争鸣”“百家沙龙”等栏目，鼓励学术争鸣，自己也积极投身各种学术话题和理论探讨之中。他参与的学术争鸣主要围绕如下几个话题：古代秘书理论体系的草创、秘书科学萌发的时间与标志、当代秘书学研究的“三次爬坡”论。尤其是后者，在国内秘书学界产生了极大影响。论争起因于钱世荣先生在《中国当代秘书学研究：第三次爬坡》(《当代秘书》2002年第3期)和《〈“第三次爬坡”论丛〉的创意》(《当代秘书》2003年第7期)两文中提出的关于当代秘书学研究的“三次爬坡”论，由此开始了一场5年之久的大论辩。之所以称其“大”，一来是因为这场论争的主角身份地位特殊，一位是高校秘书学专业教师，一位是秘书学期刊的负责人，且都是秘书学界公认有影响力的人物，还吸引了四川的常崇宜、重庆的邱惠德等知名学者参与其中，受关注面较大；二来是因为这场论争既有在全国公开出版发行的媒体平台《当代秘书》(2004年更名为《当代秘书论坛》，转为内部刊物)的助力，又得到了虽未公开出版但在秘书学界享有盛誉的内部刊物《秘书理论与实践》的针对性呼应，且这些争鸣文章大多是在这两本期刊上以连载的形式刊出，篇幅较大，有数万字，其舆论影响力可想而知。

笔者自知学力太薄、才疏学浅，不敢妄自评判诸位专家学者的观点，但对刘、钱两位前辈的执着精神及其促进秘书学研究发展的初衷，唯有敬佩。刘耀国先生在系列文章中用大量翔实的史料、数据，阐述论证了我国自20世纪以来尤其是秘书科学开创以来在秘书学与秘书工作方面所取得的丰硕成果与研究进展。要完成如此庞大、系统的资料库梳理工作，即便在信息检索手段更为快速便捷的今天，也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许多人想做而无力完成的工作”，刘耀国先生做到了。更有必要展开来提及的是，如若不是刘耀国先生因钱世荣先生的两篇文章“发表至今还不见媒体有多少反应”而率先打破沉寂、试作探讨，发表了《两个时段文章的历史检阅——“三次爬坡”论质疑(之一)》(《当代秘书论坛》2004年第4期)，想必不会有后来热闹一时的论争氛围。事实上，如此激烈的学术争鸣，此前没有出现过，之后迄今也未曾见。从这一点上看，刘耀国先生对秘书学百家争鸣局面的营造无疑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

贡献之六：

推动了我国秘书科学研究队伍的

建设

诚如杨树森先生在其著作《秘书学概论教程》(安徽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一书的序中所说：“在这些颇有造诣的专家学者中又分两种情况：一种是有些人只注重自己的研究，很少旁及别人的研究成果。它的缺点是横向联系不够，各唱各的调，理论上就很难取得共识。另一种则是既自己研究立说，又旁及、重视别人的研究成果，纵横都看，能知全貌。这种学者不少，最突出的有四川的常崇宜、重庆的邱惠德、上海的刘耀国等(排序不分先后)。他们对全国的秘书学研究状况了解得非常透彻，能统计出各种数据，举出各种观点。”刘耀国先生对秘书科学研究领域的“风吹草动”密切关注，并有一种传承秘书学科研究的责任感和繁荣秘书事业的担当，专门撰文推介、提携秘书界名人和新人。从《文萃》的第二、第三篇章中可以看出，他对秘书学界典型人物的宣传推介主要分两大类：其一是推介秘书学者，比如在“学者研究专论篇”中论述了李欣、侯磊、李昌远、姜炳坤、娄福昌、常崇宜等秘书学界名人及其学术思想和研究成果；其二是推介秘苑人士，比如在“秘苑人士访读篇”中详细介绍了河北省委办公厅综合二处、黑龙江省政府办公厅副主任孔令学、绥化行署秘书长李荫臣、贵州省委副秘书长伍席源、江苏省政协前秘书长吴镕、湖南省委副秘书长肖冬生等全国各地的16个秘书部门和个人。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退休不退业，一直进行秘书科学研究和著述，关心秘书科学研究队伍的建设和梯次结构发展问题，还特别关注秘书科学研究领域的“70后”“80后”新生力量，并通过长期的观察、发掘和跟踪了解，对崭露头角的秘苑新人——湖南的史海威和刘伟二人的成长经历、特质和成因作了探索分析(见《喜看秘苑“80后”研究者初长成———以崭露头角的史海威和刘伟为例》，《办公室业务》2013年第9期)，足见其对秘书科学研究队伍“青黄相接、后继有人”的期许。

贡献之七：

丰富了当代应用文理论研究的视野

刘耀国先生在应用文研究方面，研究对象比较冷门，但很有价值。大多数研究者钻研各类常用公文的特点与写作，刘耀国先生却瞄准了两个目标，一个是私务文书，一个是公务文书中的政策咨询报告。

作为应用文领域的重要一支，私务文书一直在实际生活、工作尤其社交活动中被经常而且大量地使用，但是在各种应用文理论研究领域中“极少见到专题和系统研究私文书的论文、专著、教材、工具书等”。注意到这一重要反差，刘耀国先生从1998年开始将关注的目光投向私务文书研究，首次撰文《私文书研究点滴》(《秘书》1998年第12期)，对“私务文书”这一名称进行探讨，梳理出私人证件、个人字据、个人授权委托书、名片、个人柬帖、个人启事等六类私务文书，并对这六类私务文书的特点、作用和使用作了较详细深入的分析。一年多后，又发表《私务文书分类之管见》(《秘书》2000年第1期)，进一步对私务文书如何分类作探讨，依据分类原则、应用文的内涵和分类标准、私务文书的内涵和分类标准三个前提条件，提出将私务文书分列出个人存录文书、个人通讯文书、个人证明文书、个人礼仪文书、个人荐介文书等12个小类的构想。此文的重要价值也得到了学界的高度认可。董继超先生称赞这篇文章“不仅对应用写作学是一大突破，而且也是对文书学的一大贡献，从而填补了文书学关于私人文书的一大空白”，“对研究秘书学特别是私人秘书学也具有开先河之功”。(见刘耀国《痛失继超友》，《秘书》2000年第11期)关于私务文书，2000年以来，刘耀国先生还先后主编或参编三本著作，其一是与于成鲲先生合著《家用文书》(上海交通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其二是集多年潜心研究成果著成《民用文书写作一本通》(中国言实出版社2005年版)；其三是担任“中国现代应用文写作规范丛书”之《科教文与社交文书写作规范》(复旦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的分主编，并负责撰写该书的第四章“私人事务及社交礼仪文书”。这些论著的推出树立了其在私务文书研究领域的权威。

在公务文书领域，刘耀国先生对政策咨询报告的研究也起步较早且颇有建树。随着改革开放的日趋深入，政策咨询报告作为提高领导机关和领导者决策科学化、民主化的重要工具，其需求量越来越大，在应用文家族中的地位也不断提高，但是很少有人将其纳入理论研究的视野，刘耀国先生当是“首吃螃蟹者”。在《政策咨询报告的特点和分类》(《秘书工作》2002年第7期)发表之后，又推出两篇力作——《要把握好作者身份与咨询课题的关系——政策咨询报告写作探微》和《政策咨询报告的文体特征和语用要求》，前者见刊于《应用写作》2002年第8期，后者于2003年10月在香港大学主办的“第七届现代应用文国际研讨会”上交流，其摘要和全文分别刊发于《秘书》2003年第10期和《广播电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从笔者查询、掌握的资料来看，国内专门研究政策咨询报告写作的著述不只是在刘耀国先生撰文前极少见到，时至今日依然少见。

贡献之八：

推动了秘书学批评和公文评改

研究的深入发展

著书立说很难，为专著写评论文章和序言更难。搞学术批评是一件为人作嫁、费力不讨好的事，需要批评者对作者以及学科本身都相当熟悉而且有透彻的理解，需要批评者站在较高的理论层次，凭借深厚的理论功底，用高度概括的语言和独到的见解揭示评论对象的客观形态和本质，进而彰显评论文章的学术价值。刘耀国先生的秘书学批评对象，比如从李欣等编著的《中国现代秘书工作基础》到翁世荣等所著的《现代秘书学》，从胡鸿杰等编著的《办公室管理》到张清华所著的《党政秘书成功快车道》，从傅西路总主编的《中华秘书全书》到栾照钧所著的《公文写作与评改禁忌大全》，等等，都是名家之作，他都能把握好批评的原则和尺度，坚持严谨、求是的作风和一分为二的观点，既客观评价和肯定作者及其论著的成果贡献，又直言不讳地指出存在的不足和有待改进、完善的方面，使作者和读者都心悦诚服、受益匪浅。

除了为他人著作作序、作评，刘耀国先生对公文评改也颇有研究。尽管《文萃》未将其该方面的学术成果列入，但笔者认为，从其对秘书学、公文学研究的贡献来看，很有必要拿出来一同品味。笔者关注到，刘耀国先生对公文评改的研究也开始得比较早。1994年，他在《从公文评改中学习公文写作》(《中文自修》1994年第7、第8期合刊)一文中指出，“从公文评改中学习公文写作，是自修者较快掌握公文写作知识和写作要求的一条捷径”，“公文评改的要旨”在于“作诊断”和“动手术”，并依据公文评改所具有的针对性较强、对比性较强、操作性较强等特点，阐述公文评改这种形式的辅导更易于读者理解、掌握和提高的可行性。近年来，刘耀国先生还多次撰文号召学界、业界重视并研究公文评改，并从“怎样认识公文评改”“怎样重视公文评改”“为何要研究公文评改”等方面进行阐述(见《当重视并研究公文评改》，《秘书之友》2014年第5期)，特别是“通过公文评改的研究把公文评改的应用理论真正建立起来”的呼吁(见《要重视并研究公文评改》，《办公室业务》2013年第12期)，道出了秘书学、公文学研究者的共同心声。

(本文刊于《秘书》杂志2017年第9期。)

【来源：秘书杂志(mishuzazh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