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太宗“大秘”马周的进谏艺术

毛泽东曾评价马周的《陈时政疏》乃西汉贾谊《治安策》之后第一奇文。马周，唐代著名的政治家，少年孤贫，落魄乡里，因缘际会，为唐太宗所赏识，历任监察御史、中书舍人、吏部尚书，最后官至中书令。作为唐太宗身边重要的秘书人员，马周的进谏艺术值得后人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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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周出身卑微，但刻苦用功，博览群书，“尤精《诗》《传》”。因受基层官吏欺辱，感愤之下西入长安，担任中郎将常何的门客。贞观三年，唐太宗让百官上书言朝政得失。常何乃武吏，拙于文墨，马周便为常何捉刀，所起草的奏折大合太宗心意，史书称“事皆合旨”。太宗知道常何的斤两，明白奏疏非他所写，就问常何原因所在。常何答曰：“此非臣所能，家客马周具草也。每与臣言，未尝不以忠孝为意。”太宗当即决定召见马周，几次派遣使者催促，可见其求贤若渴。

马周甫一登上政治舞台，便向太宗进谏劝孝。玄武门之变，高祖被迫退位，太宗虽掌控全局，但隐太子、齐王的旧势力仍在，且高祖太宗父子二人怨恨已深。劝人尽孝，就意味着此人不孝，何况对象是皇帝，分寸拿捏不准，会被视为“逆龙鳞”，有杀身之祸。所以，在《上太宗疏》的开头，他说自己每读经史，则思效法先贤，行忠孝之事。可如今，父母双亡，报答父母养育之恩已不可能，一片丹心只有向皇帝进忠。马周先表明了心迹——我进谏无他，想做忠臣。

太宗想去九成宫避暑，已经退位为太上皇的高祖没有同去。马周说：“臣窃惟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视膳而晨昏起居……太上皇情或思感，而欲即见陛下者，将何以赴之？”也就是说，太上皇年岁已高，陛下应该早晚照看饮食起居……太上皇如因思念，想立刻见到陛下，陛下怎能赶到？名为说孝，实则警告太宗：如果高祖、隐太子、齐王的旧部突然作乱，拥戴高祖复位，陛下您是否能快速平息？况且，太上皇还处于暑热之中，陛下您自己自逐清凉，与儒家养亲之道大相违背。如果皇帝不孝，如何以上率下、教化天下？马周从自己说起，然后引申到皇帝，并且将皇帝的行为提高到淳化风俗的高度，这样进谏，极其自然，也富感染力与说服力。

“国之大事，在祀与戎。”太宗即位以来，却还没有参加过祭祀活动，作为皇帝无疑是失职的。马周在奏疏中说：猜想陛下的心情，只要车驾一出，花费就会很多，所以忍着孝心哀思，以便于百姓。按马周的说法，太宗不参加祭祀，原因无他，只为节约经费，爱惜民力。虽然大孝确实不在于祭祀，但像太宗这种创业垂统的君主，将以什么样的形象垂范后世子孙呢？所以他劝太宗委屈自己、顺从时俗。马周的建议都得到太宗的首肯。不久，太宗升马周为侍御史，以示嘉奖。

马周从当时的时代背景和传统习俗出发，又考虑到太宗至高无上的地位，为太宗的不当行为进行令人信服的辩解，巧妙地提出了让太宗接受其主张的理由。由此可见，向领导提出意见建议，高明的言说技巧必不可少，让人喜欢听，听得进去并欣然接纳，才能实现自己提意见的初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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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周还提出，要选贤任能，将官职授予贤才。他曾言：“致化之道，在于求贤审官；为政之基，在于扬清激浊。”出于对国家政治清明的高度负责，马周认为君主不能因为一己之私爱就将官职轻授于人。王长通、白明达本是乐师，韦槃提、斛斯正原为驯马师，在贞观年间都属于低贱之人，因技艺高超受到太宗的爱赏而被授任高官显爵。马周认为在朝会或外国使节朝见天子的重大场合，让这些低贱之人穿着朝服和官靴，与贤臣君子并肩而立、同坐而食，是让人感到耻辱的事。适当的奖赏应是多赐钱帛，让他们成为富家翁也就罢了。

人们一般认为，“贞观之治”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盛世，但普通百姓的生活并非想象中那般康乐。贞观十一年，马周上《陈时政疏》：百姓承丧乱之后，人口数只有隋代的十分之一，并且生活十分困苦。“供官徭役，道路相继，兄去弟还，首尾不绝……春秋冬夏，略无休时。”这“盛世”真是惨淡。太宗虽屡有诏书，要求减省徭役，但实情却是“徒行文书，役之如故”。马周所述类似今天我们说的“以文件落实文件”，人民的生活当然没有改善，所以颇有嗟怨。这种矛盾一旦不能有效化解，则天下怨叛，国家板荡，不可复安。马周向太宗大声疾呼：修治教化，当修于可修之时，一旦发生事变而后悔，就无济于事了。太宗亲历隋末的天下大乱，殷鉴不远，闻马周之言，岂不会心有戚戚？

我们秘书人员在日常工作中，也要对现实保持敏锐的洞察力，抓住倾向性的苗头，在可为之时，及时提出有效的意见和建议，推进局面朝好的方向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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平定天下时，金戈铁马，必须借助武将。平定天下后，偃武修文，当然重用文吏。那么，如何对待那些靠军功起家的功臣宿旧，是新朝廷亟待解决的问题。唐太宗之前，汉高祖的办法是大肆诛杀韩信、彭越等功臣。对此类问题，唐太宗将采取什么对策？他本打算分封功臣去各州担任刺史，并且刺史世袭，类似诸侯。马周明确表示反对。马周认为古圣贤王尧舜还会有丹朱、商均那样的不肖子，谁又能保证祖先贤，子孙一定贤呢？假如这些“官N代”在孩童之时就承袭父职，万一骄奢淫逸，那么百姓与国家都会受到他们的祸害。本来想优待他们，却适得其反。左庶子于志宁也上书反对此事，再加上功臣集团的首领长孙无忌也不愿去外州就任，分封功臣之事遂作罢。

父亲疼爱儿子乃人之常情，皇帝亦不能免，但皇帝对诸王的溺爱却可能是祸乱之始。贞观年间，太宗对诸王赏赐过厚，待遇优渥。父子相处之道，外人最难言说，何况言说的是皇帝和诸王呢？历史上，无数忠谠之士被安上“离间天家骨肉”的罪名，粉身碎骨。但马周无惧，而以天下苍生为念，在上书中谈及如何对待诸王的问题。

他对太宗说，现在诸王年少，即使长大成人，只要陛下健在，他们并无二心，但您百年之后的事情不能不加以考虑。“自汉晋以来，乱天下者，何尝不是诸王？”当头棒喝于电光石火间。这是从天下安危的角度阐述。进一步，他从父子之爱的角度分析。曹操宠爱曹植，曹丕即位后，对曹植多有防范，曹植类同囚犯，还不是曹操对曹植加恩太多的缘故？诸王何患不富贵，但赏赐太滥，就会助长他们的声色犬马，爱之反是害之也。所以，必须谋划长久之策，不仅仅要处置好现在的诸王，还要让后代子孙有法可依。马周的建议让太宗“称善久之”。

“马周见事敏速，性甚贞正，至于论量人物，直道而行，朕比任使，多所称意。”这是太宗对马周极高的评价。作为太宗的“大秘”，马周一生低调，临终前还将自己的奏疏章表付之一炬，因为不想彰君之恶，以求身后名。所以，现在留下的奏疏乃火劫之余，吉光片羽，弥足珍贵，给后人留下了一份宝贵的遗产。

【来源：秘书工作（mishugongzu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