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吝啬而亡国的崇祯皇帝

　　按照一般的常识，励精图治的总是那些圣明的帝王，如唐宗宋祖，秦皇汉武，康熙乾隆；而亡国之君，不用说，那自然要么昏庸、要么残暴、要么糊涂－－要么竟然是兼具三种特色的扶不起的刘阿斗式的人物。因此，将崇祯定位于励精图治的亡国之君，就好像说某人是个奸诈的好人，某人勤奋地偷懒，某人辛苦地享受一样不合逻辑。但历史本身并不一定非要依照逻辑来行走，更不一定与我们的常识相吻合。历史所干出的勾当常常令人啼笑皆非，无法表情。
　　说崇祯励精图治，这在早些年姚雪垠同志奉了御命写《李自成》的年代自然是荒唐之论，少不了要被扣上为封建地主阶级歌功颂德的帽子的。但是，即便是夺了大明帝国江山的满人，在他们作为胜者来编撰的《明史》中，也给予了崇祯这位亡国之君相当高的评价：
　　“崇祯继承神宗和熹宗，慨然而有所作为。在他即位之初，他精明果断地铲除了魏忠贤这个奸臣，天下都希望他能带来承平。但可惜的是当时明朝大势已去，积重难返。朝廷里党派纷争，战场上兵疲将骄。四面战争不已，流寇四处蔓延，天下溃烂得不可救药，可谓是不幸之极。然而崇祯在位十七年间，不溺于声色犬马之中，而是勤勉辛劳，励精图治，在面对臣子时常感叹，希望能得到非常之材，但却没能如愿，以至导致了他所用非人，使时局更加艰难。到后来他重又信任宦官，将他们派到各个重要岗位上，这一举措非常地不合适。后来江山移人，他也自杀身死，难道不是气数使之然吗？”（帝承神、熹之后，慨然有为。即位之初，沈机独断，刈除奸逆，天下想望治平。惜乎大势已倾，积习难挽。
　　廷则门户纠纷，疆场则将骄卒惰。兵荒四告，流寇蔓延，遂至溃烂而莫可救，可谓不幸也已。然在位十有七年，不迩声色，忧勤惕励，殚心治理，临朝浩叹，慨然思得非常之材，而用匪其人，益以偾事。乃复信任宦官，布列要地，举措失当，制置乖方。祚讫运移，身罹祸变，岂非气数使然哉。”）
　　崇祯的另一个大敌李自成，在他向全国发布的彻底摧毁明王朝的檄文中也认为“君非甚暗。”至于大明的遗民们，更是将他认定为一代圣君，其中岭南派诗人屈大钧在诗中写道：
　　“先帝宵衣久，忧勤为万方；
　　捐躯酬赤子，披发见高皇；
　　风雨迷神路，山河尽国殄；
　　御袍留血诏，哀痛何能忘？”
　　这哪里是一位亡国之君？这分明是一位励精图治，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圣明天子啊。遗民歌颂前朝，里面带了不少感情因素，不免有夸大之辞。但考察历史，我们同样会发现，崇祯在位期间，的确做到了旰食宵衣，兢兢业业，他本身的素质在明代的帝王中也属上智之人，与他那个二十多年不上朝不与大臣见面的祖父和他那个纵情酒色，不会治理天下，却做得一手好木工活的哥哥相比，崇祯之“敬业”，简直可以评为帝王中的劳模。但是，正是这么一位希望能够中兴帝国－－并且为了这一希望而身体力行的青年才俊，他的努力，他的勤勉，他的执着和梦想，最后换来的不但不是帝国的中兴，反而是帝国的覆亡，他本人也将在一个寒冷的春夜里走投无路，只得杀妻杀子再自杀。这样的前因与后果，委实让人捉摸不透历史老人究竟是何种心态。
　　一个人命运的悲剧其实就是他性格的悲剧。如果这一论断没错的话，那么，以崇祯的人生悲剧而言，这人生悲剧的确来源于他的性格悲剧。
　　崇祯名朱由检，生于１６１０年正月，系太子朱常洛（即后来的明光宗）之子，崇祯五年即丧母，虽然贵为太子之子，但当时朱常洛的太子地位并不稳定，长年蒙在万历欲废其而立郑贵妃之子的阴影之中，再加上万历是一个绝情于亲情的人－－事实上历代帝王因为子孙众多，往往其中的亲情平淡如水，几乎从来没有过平民家庭那种天伦之乐。万历既不喜欢崇祯的父亲，当然也就更不喜欢木讷内向的崇祯。后来，他的生父虽然历尽坎坷而位尊九五，但却在即位的当年就因纵欲过度而病死了，皇位传到崇祯的哥哥朱由校身上。
　　朱由校对于酒色可谓是秉烛夜游，夜以继日。这个年轻的皇帝对治理天下基本没有兴趣，将它一股脑儿地交给了太监魏忠贤。在这个皇帝眼里，连大明的江山也如此漠不关心，何况是崇祯这个同父异母的兄弟呢？因此，崇祯的整个童年和少年时代，完全没有常人所享受到的父母之爱，兄弟之情，反倒是目睹和亲历了红丸案和移宫案等骇人听闻的政治阴谋。
　　崇祯少年时所经历的这些政治阴谋和他长年的与世隔绝而又亲情寡淡的深宫生活无疑是一条条噬心的小蛇，它们撕咬着崇祯，并使崇祯在这种命运的无常与超乎寻常的冷漠中，渐渐养成了他一生中典型的人格分裂式的双重性格：一方面，他身为位尊爵重的亲王，自可以呼奴唤仆，形成了他性格中严急而刻薄、既对手下人薄情寡义而又自以为是的一面；另一方面，从小的孤独寂寞和难于主宰自己命运的无奈处境又让他敏感、多疑，从而因内心深处的过分软弱和自恋造成极度的自尊，一意孤行而完全听不进别人的意见。后来，他在重大关头常常首鼠两端，既怨天尤人又怀疑自我，最后则是毫无主见地把一切交给命运安排。这种性格对于一个普通人来说也将是灾难性的，何况是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的帝王呢？
　　崇祯和他的祖父万历一样，生性吝啬，他小时候用仿影的方式练字，如果纸张较大而范本的字较小的话，他一定会先将纸的一边对齐范本，写完后再把剩下的地方都写满，以免浪费。尽管身为帝王，他无法随意出入于民间，但为了节约起见，他却常派人到宫外去从民间采买物品，然后仔细地询问价格。
　　这种平民生活方式当然也可看作是节俭和朴素，甚至可以如同我们在歌颂某位大人物只吃红烧肉时那样，把它看作是崇祯皇帝美德的象征，尤其是在奢侈成风的帝王族里，这种节俭大约只有那位嗜好穿补丁衣服的咸丰皇帝差可比拟。但令人沮丧的是，就像咸丰皇帝常常从某位大臣穿的是否是补丁衣服这一些微细节上来断定他是否清廉称职，是否予以提拔，从而导致北京城里出现了旧官服比新官服更贵的荒唐结果一样，崇祯这种近乎于守财奴式的节俭，对于他的中兴帝国之梦，也是致命的一击。或者说，这种节俭有如一剂慢性 毒 药，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地浸入了崇祯和整个大明帝国的血脉中，并最终引发了一场灾难性和毁灭性的不治之症。
　　１６４５年二月十二日，这时的“流贼”李自成已在西安建立了农民政权，他的百万大军怀着必得天下之志从西安出发，此后又从军事要地宣府、大同进逼北京，并相继攻陷了平阳和太原，大明帝国的心脏北京城已指日可下，大明的局势可以说已到了火烧眉毛的窘状。无计可施的崇祯特地召见了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和户部、兵部的官员们，讨论放弃宁远，调吴三桂军队紧急入卫北京。但吴襄却提出，如果让吴三桂进卫北京，大约需要１００万两银子的军需。１００万银子在毕生俭朴的崇祯眼里，是一笔庞大得令他肉痛的数字。他不能忍受一下子付出这么多的银子，为此，崇祯只得放弃了这一原本还算不错的计划，然后坐困城中。
　　为了坚守京师，筹饷是一个大事。从召见吴襄之后，崇祯就多次向户部提出要解决这一问题，但此时的大明王朝已是油尽灯灭，国库里的存储竟然仅有区区４０万两。户部的官员面对崇祯严峻的责骂也仍然无计可施，而与此同时，崇祯个人的财产却丰厚无比。为此，大臣们反复上疏恳请，希望崇祯能拿出属于他个人的内帑以充军饷。但这无疑像是要崇祯的命，他向大臣哭穷说“内帑业已用尽。”左都御史李邦华大概着急了，也顾不得是否当众顶撞圣上了，他说社稷已危，皇上还吝惜那些身外之物吗？皮之不存，毛将附焉？
　　话已说得再明白不过了，崇祯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拿出一分一厘来保卫他的江山。到了李自成攻占北京，从他的宫内搜出的白银即多达３７００多万两，黄金和其他珠宝还不在其中。为了节省１００万而丢掉了３７００万，乃至整个无法估价的万里江山，这本是一笔再简单不过的帐，但自幼聪明好学的崇祯皇帝却到死也没有算清楚。
　　国库中没有钱，皇帝有钱却不想出，想再杀鸡取卵或是竭泽而鱼地从百姓头上搜刮也已既没有充足的时间，且没有充足的地盘了。这时，崇祯皇帝万般无奈，只得要求文武百官无偿捐助，但天下最富的皇帝对拿钱来保自己的家天下都不乐意，又有几个官员肯拿出他们手里的钱呢？崇祯无奈，只得密令他的岳父周奎，要求他捐１０万两，以便起个表率作用。老丈人周奎年岁虽大了些，可对自己的口袋一点也不含糊，你皇上都不出钱，哪里又该我们这些当臣子的出呢？只是这话他敢说出来，而是一个劲地哭穷，声称即使勒紧裤带也只能捐１万两。崇祯认为１万两委实太少了些，你至少得２万才够意思吧。周奎不敢再讨价还价，却暗地里进宫去向女儿求援，于是周皇后背着崇祯给了他５千两，可就是这本身出自崇祯内帑的５千两银子，周奎也只捐了３千两，余下的２千两反成了他的外快。其他后台不如周奎那么硬的大臣们，尽管个个富可敌国，却纷纷装穷，甚至在自家的大门上贴上“此房急售”的字样，表示他们家里已穷得只能卖房子过日子了。自天子到大臣的集体哭穷，这大约是大明王朝上演的最后一幕闹剧。闹剧的导演自然是天子崇祯。
　　崇祯初年，为了节省帝国开支，他下令大幅度地裁撤驿站，因为他认为驿站的存在，既使来往的官员揩了国家的油，同时还得养大量的驿卒。裁撤的结果是导致大批因失业而无法生存的驿卒纷纷加入了农民起义的行列，在这些默默无闻的驿卒中，有一个就是后来闻名天下的李自成。而崇祯裁撤驿站，据统计，所节约的开支仅仅为３０万两银子，大约相当于皇宫一个月的支出。
　　其实，崇祯的“节俭”美德不仅是在帝国将亡之时才雪上加霜，从他即位之初到帝国灭亡－－也就是他坐在龙椅上的十七年里，他的节俭品德一直像一把无形的剑，将他的帝国砍得鲜血淋漓－－他和他的大臣们始终无法建立正常的感情和正常的关系，很大程度上便和这有关。
　　众所周知，明朝官员薪水之低是历朝罕见的，一个知县的月薪是７．５石，约折价１０两银子左右，即使是正二品的尚书，也只不过区区６１石，还不到１００两银子，但一个官员要想维持正常的开支－－远远不是花天酒地，穷奢极欲，这点薪水连杯水车薪也算不上。大清官海瑞生活在比崇祯早几十年的万历年间，他为其母作寿时，只能买两斤猪肉而已，连总督胡宪宗听了也觉得甚是不忍。等到海瑞晚年东山再起，被任命为正二品的南京右都御史时，为了置办一身官服，竟然不得不变卖家产。
　　在这种超级低薪的前提下，官员们如果不集体贪污受贿，绝对无法生存下去。而明朝的官僚制度，本身似乎对一定程度的受贿是默许的－－如地方官员向京官例行的炭敬、冰敬，以及官员出差时成了惯例的打秋风等等均被视作正常。因而在明代，各个州县在征收上交国家的正税以外还得向百姓多征多少钱粮，一个下级地方官每年应该向上司进几次贡，每次的数额大约是多少，都有一定的惯例可循，这本身也已成为明代官僚体制的一部份。
　　但崇祯除了是个节俭主义者外，还是一个理想主义者。他本身拥有丰厚的内帑，然后可以大谈节俭，同时也要求所有官员不但要节俭，而且要廉洁，这本来是一个明君的确该有的品德。但是，理想主者的错误往往是无视现实的可能性而急于求成，急于求完美，崇祯即是如此。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崇祯本人不清楚帝国里这种集体受贿的深层因由，却简单地企图用儒家道德来约束和要求大臣，屡屡宣讲“文官不爱钱”的古训。这不但毫无作用，反而显得圣上如同腐儒一样不解世事，迂阔可笑。反过来，崇祯则自觉有充足的理由认定手下的官员都他妈是一帮酒囊饭袋，蛀虫败类。君臣关系之紧张，历朝历代大致无过于崇祯年间。
　　崇祯元年七月，户科给事中韩一良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在上疏给崇祯时指出，当今世上，干什么事不用钱？哪个官员又不爱钱？做官是花钱买来的，因此这些官员上任后，为了收回成本当然就得贪污受贿。因此，说到害民，就将这归咎于知府和知县等地方官的不廉洁上是不公平的，因为这些人没法廉洁。他们薪水极低，而上司却想方设法要勒索，过往官绅要打秋丰，进京朝觐一次至少要花三四千两银子，这些钱又不能从天而降，叫他们如何廉洁呢？韩一良举证说，州县的官员进京，京城的御史和给事中们号称开市，是一个捞钱的好机会。他本人两个月以来拒收的赠金就有５００两。末了，韩一良认为，他淡交尚且如此，其他人就可想而知了。因此他建议，只有严惩少数罪大恶极的贪污受贿者，让大臣们把钱当作祸水，才有可能出现廉洁爱民的情况。
　　崇祯对韩一良的说法深以为然，专门为这一奏折开了一次现场会，他让韩一良站在大臣面前摇头晃脑地朗读了这一奏折，然后又让大臣们互相传阅，并决定要破格提拔此人，当场就要任命他为右佥都御史。负责官员升迁的吏部尚书一面连连称善，一面却别有用心地说：韩一良所奏一定是有所指的，请皇上命他挑出最严重的贪污受贿案例来，以便以此为例进行重处。
　　这明明是给韩一良过不去，韩一良本来不过是要在崇祯面前表明他的忠心与干练，又哪里敢真正举出哪个官员贪污哪个官员受贿呢？他只得支吾着说折中所言俱是风闻，并没有一个准确的事实。这下崇祯不高兴了：“难道连一个贪污受贿者你也不知道，就写了这个奏折吗？限五日内奏明。”
　　五天后，韩一良只得纠弹了几个已被打倒了的阉党死老虎交差，崇祯看出他在打马虎眼，再次令他当着众臣朗读那本奏折，当韩读到他两个月收到赠金５００两时，崇祯立即打断他，厉声追问这５００两银子到底是谁送的？韩一良推说记不清了。崇祯龙颜大怒，韩一良的右都佥御史没做成不说，还差点丢了命。
　　韩一良事件的结果是，崇祯越来越对整个帝国的文官系统感到不满，对大臣们的从政能力和品德人格都持怀疑态度，此后，他在用人上总是颇多猜疑，甚至只得自已一个人去干。就像一个勤快的笨蛋总是要比一般的笨蛋干出更多的不可收拾的蠢事一样，一个自以为是而又事必躬亲的专制君主给这个千疮百孔的帝国造成的伤害，远远要大过一个平庸、惰怠、无所事事的皇帝。
　　同时，纵观崇祯一生，他的内心内心深处肯定怀着一种很大程度的不自信，因此他才会对他人的评价特别敏感，有时候简直就是一种病态。这病态的表现形式之一就是对于身边所有人都怀着一种深刻的怀疑和猜忌。皇帝的这种病态心理在他统治后期尤其明显，往往使得朝臣们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不能自己：如果大臣们表现得平庸无能，这当然会让自以为高明的皇帝十二万分地看不起，其结果肯定无法得到皇帝的欢心；而表现得精明能干却又颇易遭到神经过敏的皇帝的猜忌，以致于让他怀疑大臣们是在看不起他，那样的后果将更为严重。
　　在崇祯朝的１７年里，崇祯一共任用过５０位内阁大学士，不论是在明代还是历朝历代，都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最高记录，六部和都察院的首长更换也同样频繁，走马灯似的令人眼花缭乱：他共用过吏部尚书１３人，户部尚书８人，兵部尚书１７人，刑部尚书１６人，工部尚书１３人，都察院左都御史１３２人。结果换来换去，仍然没有换出任何一个让崇祯满意的官员来。真不知是大明气数已尽，老天故意不让贤臣生在当世，还是崇祯皇帝自己的脑袋出了问题。
　　朝中大臣走马灯似的换，也许还有些说词，但崇祯对于前线领兵作战的高级将领，同样是怀疑加猜忌，不能不说是兵家之大忌。他先后用过袁崇焕、杨嗣昌、孙传庭、卢象升、洪承畴、熊文灿、陈新甲等人率兵分别同后金以及农民起义军作战，但这些人却几乎没有一个得到了善终。不是被崇祯处死就是孤军被围而无人过问，最后只得坐守孤城被敌生俘；或者是被逼仓促上阵战死。一代名将袁崇焕因为擅自杀了总兵毛文龙，于是被崇祯所疑忌，皇太极仅用了一个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拙劣的反间计，就使生性多疑的崇祯相信袁真的与后金有密约，立即将其逮捕下狱并凌迟处死。
　　崇祯的失误还在于他在位之际，总是企图用空洞的儒家道德来约束文武百官，但晚明时期，士大夫虽然满口仁义道德，道德水准却惊人地低下，包括一批名闻遐迩的理学大师。即便是为后人所称道的东林党人，事实上也不是我们曾经认定的那样光明磊落，相反，却往往打着光明磊落的旗号行卑劣下流之事。正如北岛诗中所说的那样：以太阳的名义／黑暗在公开地掠夺。整个社会对于享乐的贪图，拜金主义的风行，官员的贪婪，军队的低能，政治的黑暗与经济的凋蔽，使整个晚明时期呈现出一幅犬儒主义的百丑图。大批高级官员为了保证头上的乌纱，不惜拜宦官魏忠贤为干爹，将这位文盲的生祠建得富堂堂皇，直到称颂其为九千岁，这些事件都深深地说明了我们这个帝国的执政者们到底有多无耻和下作。
　　当崇祯的道德济世的理念无法实施，而内忧外患反而更加激烈时，他认定“朕非亡国之君，诸臣尽亡国之臣。”对亡国之臣有何客气呢？因此崇祯晚年便带着一种说不出的阴损刻薄来看待手下的臣子们，“在崇祯执政的最后一两年里，他一直处在对朝臣的刻毒怨恨和对自己怀疑、自责两种情绪中。两种情绪交替在他身上起作用，就表现为一时对朝臣痛下毒手，一时态度又相当温和谦虚。这种双重人格交替呈现的情况不但使得群臣摸不着头脑，也加深了他本人的心理苦痛。刻毒的报复引起进一步的自责，自责刺伤了自尊心，又导致更刻毒的报复。恶性循环，他的心中永无宁日。”（引自著《崇祯帝》）
　　崇祯在位期间，死于他手下的高级官员共计有：辅臣（相当于总理）１人、尚书４人、总督、督师７人、巡抚１１人，侍郎以下的官员则难以计数。到了崇祯后期，一向渴望仕途通达的官员们甚至也认为出相入阁乃是一件可怕的事情，因为说不定哪一天就会因某一件事情得罪这位喜怒越来越无常的天子，转瞬之间从位极人臣到脑袋搬家。
　　１６４４年，即崇祯十七年三月十八日，李自成的大军将北京围得水泄不通，李自成派人告诉崇祯，如果他宣布退位，尚可保住身家性命。但这对心性甚高的崇祯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为此，他在这一天下了最后一道圣旨，一方面痛骂诸臣误国，一方面轻描淡写地作了自我批评。最后却无异于痴人说梦似地宣布，他赦免除李自成以外的所有农民起义人员，而如果有谁能将李自成生擒或杀死，则封万户侯。
　　当天，崇祯还想照例召开御前会议，但已没有大臣到会了。晚上，他知道大限将至，命太监为他和其家人准备了最后的晚餐，酒至微醺，这位风华正茂的皇帝拔出剑来，当场杀死了妻子，在杀女儿时，他长叹道：谁让你生在帝王家呢？然后，他带着一个老太监登上了煤山，从煤山山顶，可以看到北京城外李自成军队的营帐里灯火通明，宵鼓阵阵。明天，他们就要攻城了。崇祯叹了口气，他用衣带草草地写好遗书，遗书中，他再次强调他不是亡国之君，只因他的臣子们皆是亡国之臣。
　　凌晨时分，崇祯恨恨地上吊自杀。
　　想来，崇祯在临死之时一定会不甘心地发问：为什么我的励精图治换来的却是亡国之悲与自缢之痛？
　　以崇祯的个人素质和励精图治的志气，如果生在和平时期，未尝不是一位可以忝例于明君之侧的帝王，因为在和平的年代里，崇祯个人的性格虽然有着各种弱点，但却不会是致命的；但他显然生错了时代，在那样一个即将大厦将倾的季世，他的悲剧性格加上他的求治甚急，励精图治只会加快王朝的灭亡。崇祯事实上成了他的祖父万历和哥哥熹宗的替罪羊。尽管他比这两位亲人要英明得多，勤勉得多，但他的祖父和哥哥却可以在宫中花天酒地过一生，他虽说旰食宵衣，却免不了背上亡国者的耻辱。
　　看来，在独裁和专制的铁幕体制下，如果一个君主本身性格有着各种致命的弱点，那么我们真的不希望他再去励精图治，幻想在他手里天下承平，他哪怕是作一个花天酒地，穷奢极欲的昏君，也要比妄图作圣君的后果强得多。一个不理朝政的昏君大不了耗点民脂民膏，而努力想要有所作为的庸君，虽然不近女色，事事节俭，但他带来的也许是亡国之痛。
　　总之，在君主一人家天下的时代里，崇祯的悲剧其实是从这种体制上就决定了的，不管他是励精图治也好还是宵衣旰食也罢，最后无论如何也是逃不脱亡命亡国的可悲下场。
　　只不过，这一悲剧的源头并不在崇祯身上，而是应由他上溯到三百年前，当那个作过和尚的朱元璋在遥远的南京城里登基时，悲剧的种子就已经埋下了。它的苦果在三百年后成熟，并由这位下种的开国之君的子孙后代来品尝。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
　　历史的无情没法不令人扼腕长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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