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论明代的州县吏治

　　摘要：明代州县处于官僚和社会夹击的两难境地，是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国家政策的逼迫和自身利益的诱导，使催科赋税虐民过甚；馈送贿赂和过客索要，成为填不满的黑洞；进士举监分途，对州县吏治消极影响极大；狱讼的黑暗和吏胥乡官生员对政务的干涉，形成地方政治的严重弊害。明朝之亡，根源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
　　关键词：明代；州县；吏治
　　中图分类号：k248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2731（2001）02-0101-08
　　中国古代的政治制度，以州县为界，上下存在着极大的差异。州县以上，其政治形态为官僚政治，有着一套以典章制度为规范的行为准则，而在州县以下，其政治形态为乡绅政治，有着一套以人情关系为规范的行为准则。州县为这两种规范的结合点，其矛盾尤为突出。中国的封建社会发展到明代，州县的吏治产生了极大问题。明代的腐败，首先是州县以下直至乡里的官吏腐败，直接危害社会，引发了明末农民大起义，导致了明朝的败亡。而州县腐败的症结，就在官僚政治和乡绅政治的衔接上。
　　州县实为国家的政治基石，明代的州县地方制度和地方官员问题，是明代政治的重大问题，而史学界以往多有忽视。论及明朝的政治问题，多着眼于中央而忽略地方。实际上，皇帝专权，取消丞相而由皇帝直辖六部，以及宦官专政等等，固然有其弊端，但却不可能立即引起民变。而州县吏治却与老百姓息息相关，值得引起史学界的高度重视。
　　一、州县守令的两难处境
　　明代的知州（俗称太守）知县（俗称县令）在整个国家的官僚体系中十分特殊。他们处于官僚体制和基层社会接壤的边缘，在整个官吏队伍中属于外围，离决策中枢较远，因而除了个别时期外，通常得不到权力中心的重视。但他们所在的基层政府，又是整个王朝大厦的支撑者，承担着负载上层建筑的重任，因而皇帝和中央政府又不得不重视州县建制的职能。对州县守令的轻视和对州县建制的重视，使守令处于一种尴尬的境地。作为州县长官，一方面是远离政治中心的冷落，另一方面是职责的繁重和压力。
　　在明初，朱元璋由于出身下层社会，深知州县的难处及其对稳定政治统治的重要，极重守令之选。但好景不长，从立国到仁宣之时，制度初立，已有内重外轻的迹象，当官者视州县为畏途，为宦者视京师为要津。由于明初以严刑治官，使内重外轻的弊端不过于显，吏治尚称循良，不过，皇帝把注意力集中在京师和中央，已经留下了产生问题的空隙。弘治以后为了强调地方亲民官的重要性，规定知府、知州见上司不行跪拜礼，仅揖手打拱而已，以重其职，但其调节内外关系的着眼点，局限在官僚体制内部的上下关系上，而对政府与社会的官民关系缺乏足够的重视。而正统至弘治，尽管朝廷越来越重视地方亲民官的职司，但主要考虑其对国家财政的供应能力，州县官员的职责转向催科为主，且受多方牵制，为政不易，吏俗渐猾。正德以后，嘉靖、万历时期，州县不仅不复抚恤乡里，反而变本加厉，盘剥地方。州县守令上有督抚巡按藩臬催逼索要，下有乡宦、生员、胥吏把持地方，州县难作，动辄罹罪，清廉者不容于方面上下，致使吏治大坏，终于激起民变。明末农民大起义，小半出自天灾，大半出自人祸。以往史学界所重视的宦官专政问题，党争问题，主要影响上层，进而波及吏治，与社会底层并无直接联系。而州县吏治败坏，则是酿成社会动荡的直接原因。
　　天启年间的礼部尚书赵南星，列举了当时政治“四害”，其中两害就在州县，其余两害也与州县间接相关。“救时要务事，除四害为急。何谓四害？一曰干进之害，而曰倾危之害，三曰守令之害，四曰乡官之害。”“除此四害，仕路庶几可清，民生庶几可疗矣”(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1《敬循职掌剖露良心疏》)。“臣处闾阎三十年，习见有司贪酷者甚多”，“以致豺狼满地，小民愁苦无聊，起而为盗”，“故今日之忧不在建夷，不在安奢，而在郡县之内”(《明经世文编》卷459赵南星《申明宪职疏》)。本来，从宋以后到明代，州县衙门都立有戒石，铭文为：“尔俸尔禄，民膏民脂，下民易虐，上天难欺。”但百姓却将其改为：“尔俸尔禄只是不足，民膏民脂转吃转肥，下民易虐来的便着，上天难欺他又怎知。”(赵翼《陔余丛考》卷27《戒石铭》)李自成一句“三年免征，一民不杀”，“迎闯王，不纳粮”，立即从基层动摇了明王朝的根基。故研究明朝政治得失，制度优劣，必须重视其州县问题。
　　由于身处两难之地，明代的守令难当。其繁难程度，可从袁宏道（中郎）的信函中见到一斑。万历二十三年，二十七岁的袁宏道出任吴县知县。作为著名文士，袁宏道深深体会到了知县的苦辛。他在给友人丘长孺的信中说：“弟作令，备极丑态，不可名状。大约遇上官则奴，候过客则妓，治钱谷则仓老人，谕百姓则保山婆。一日之间，百暖百寒，乍阴乍阳，人间恶趣，令一身尝尽矣。苦哉！毒哉！”对上司就像奴仆，对过客就像妓女，管钱粮就像账房先生，待百姓就像保人媒婆，知县难当的神态，跃然纸上。更麻烦的是，知县面对的，不是习文知礼的鸿儒，而是目不识丁的愚民，与他们上任前所接受的教育和所形成的处事方式格格不入。“令所对者，鹑衣百结之粮长，簧口利舌之刁民，及虮虱满身之囚徒耳。”而事务之繁忙，处断之艰难，更是跻进官僚集团的士人始料不及的。袁宏道在给同为知县的朋友杨廷筠的信中道：“吴令甚苦我，苦瘦，苦忙，苦膝欲穿，腰欲断，项欲落。嗟乎，中郎一行作令，文雅都尽。”在给好友沈凤翔的信中也道：“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尤苦，若作吴令，则苦万万倍，直牛马不如矣。何也？上官如云，过客如雨，簿书如山，钱谷如海。朝夕趋承检点，尚恐不及。苦哉，苦哉！然上官直消一副贱皮骨，过客直消一副笑嘴脸，簿书直消一副强精神，钱谷直消一副狠心肠，苦则苦也，而不难。惟有一段没证见的是非，无形影的风波，青岑可浪，碧海可尘，往往令人趋避不及，逃遁无地，难矣，难矣！”(均见《袁中郎全集》，香港，广智书局)显然，年轻气盛的袁中郎，书生气十足，在上任之前未免把复杂的县政看得太简单了。在躬身实践中，才识得箇中愁滋味。
　　在上下夹击之中，州县只得上结长官，下虐小民，成为吏治腐败的滋生温床。到明代中叶以后，州县的腐败已经达到“普及”程度，从守令到小吏胥役，清廉者廖若晨星，贪贿者蚁聚蜂集，成为政治痼疾，无药可救，终于把大明王朝送上了末途。其腐败的表现形式，主要集中在催科、馈送、仕进分途、狱讼、胥吏乡官干政等方面。
　　二、赋税催科的弊端
　　催科是地方官吏的一大任务，保证正常赋税亦无可厚非。但是，明代地方的催科，却演变成了害民之政。从明朝全盛时期的宣德年间开始，上解税粮就已经成为地方官吏考课的“硬指标”。宣德五年定：“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者，所欠税粮，立限追征。九年考满，任内钱粮完足，方许给由。”(《万历会典》卷12《考核一》)成化起，凡受灾地区，纳粮即可在三年大计时免除朝觐。“六七品四十石，八九品三十石，杂职二十五石，俱听巡抚官拨缺粮仓，分纳完回任管事，免其赴部，惟选完须知功绩牌册，并通关差人缴部而已。”(黄榆《双槐岁钞》卷1《给由赈济》)从此开始，考课地方官吏实际不再重视教化抚治，唯以催科为事。到弘治十六年，再次重申：“凡天下官员三六年考满，务要司考府，府考州，州考县，但有钱粮未完者，不许给由。”(《万历会典》卷12《考核一》)。嘉靖时，也有同样规定。“令天下官吏考满迁秩，必严核任内租税，征解足数，方许给由交代。”(《明史》卷78《食货二》)万历时张居正推行的考成法，史界多有赞誉，但却忽视了其副作用。考成法开了“带征”的先例，即除完成当年钱粮外，还要带征隆庆以来拖欠赋额七成中的三成，完不成则处以降罚。对这种惟以催科为务的作法，也有一些官员痛责其弊。如万历时户科给事中萧彦就曾奏请道：“察吏之道，不宜视催科为殿最。昨隆庆五年诏征赋不及八分者，停有司俸。至万历四年则又以九分为及格，仍令带征宿负二分，是民岁输十分以上也。有司惮考成，必重以敲扑。民力不胜，则流亡随之。臣以为九分与带征二议，不宜并行。所谓宽一分，民受一分赐也。”(《明史》卷227《萧彦传》)但是，这种批评并未得到执政者的重视。崇祯时，要求科道官必须从地方州县官中行取，同时又规定征科未完者不得考选科道。“时有令，有司征赋不及额者不得考选。给事中周瑞豹考选后而完赋，帝怒贬谪之，命如瑞豹者悉以闻。于是（熊）开元及御史郑友元等三人并贬二秩调外。”(《明史》卷258《熊开元传》)史谓“考选将及，先核税粮，不问抚字，专于催科，此法制一变矣。”(《明史纪事本末》卷72)
　　在种种压力下，州县官吏的职责，惟以催科为要。“日夜从事，惟急催科”。所谓教化，所谓赈济，所谓安民，所谓恤狱，全部被搁置一旁。嘉靖时顾鼎臣上疏称催科之弊曰：“有司不复比较经催里甲负粮人户，但立限敲扑粮长，令下乡追征。豪强者则大斛倍收，多方索取，所至鸡犬为空。孱弱者为势豪所凌，耽延欺赖，不免变产补纳。至或旧役侵欠，责偿新佥，一人逋负，株连亲属，无辜之民死于箠楚囹圄者几数百人。且往时，每区粮长不过正副二名，近多至十人以上。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州县一年之间，辄破中人百家之产，害莫大焉。”隆庆时吏科给事中贾三近曾上疏道：“今庙堂之令不信于郡县，郡县之龄不信于小民，蠲租矣而催科愈急，振济矣而追逋自如，恤刑矣而冤死相望。正额之输，上供之需，边疆之费，虽欲损毫厘不可得。形格势制，莫可如何。且监司考课，多取振作集事之人，而轻宽平和易之士，守令虽贤，安养之心渐移于苛察，抚字之念日夺于征输，民安得不困。”(《明史》卷227《贾三近传》)至于万历时的考成带征，其弊尤大。“累年以前积逋无不追征，南方本色逋赋亦皆追征折色矣。”(《明史》卷78《食货二》)本色的折算，又由官府任意为之，极大加重了民众的负担。亲历带征的李乐直言道：“天下极冤最枉之事，莫如带征钱粮一节。凡知县、知州在任，止该清理任内钱粮，任以前自有官在，这官既不清得，如何一并责备后官？行取文书一到，合干上司，俱另具一眼相待，惟恐得罪何人。行取因钱粮不完，上司留着他在。今日则更有可笑，如万历十年官，直要他追而上之，到万历四五年也要兼比来，如何做得去！天下只是这几个百姓，百姓只有这些皮肤，前面太宽，后面太紧，直是赶到大坏极乱不可救药便了。”(李乐《见闻杂记》卷2)
　　州县的催科，一方面是国家政策和官员考课逼迫而致，另一方面是包税制下经手官吏有利可图。如上引顾鼎臣疏所言：“其实收掌管粮之数少，而科敛打点使用年例之数多”。只有通过催科，官吏自己才能从中得益。催科不力者，宦橐亦羞涩。因此，催科不仅有来自上面的压力，还有来自自身的动力。明代晚期，如海瑞一般可廉己自律者如凤毛麟角，屈指可数，而算计仕宦收入者则比比皆是，遍及州县。正如高攀龙所言：“矻矻然朝夕之所望，与其父母妻子所以望之者，不过多得金钱。至去其官也，不以墨即以老疾。即去，其橐中装已可耀妻儿，了无悔憾。而民之视其去也。如豺狼蛇蝎之驱出其里，亟须臾以为快。”(《高子遗书》卷9《送陈二尹序》)州县正官如此，佐贰首领杂职更是如此。“今佐领官所在，贪肆害民，正官有缺，必令署事，入门即征租税，以图加收，日夜敲扑，急于星火。俗言：署印如打劫。非虚语也。”(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2《鼓舞士气安民生疏》)地方官在京待选，多方打点，往往淹滞数年，资用乏绝，常有借贷。等到授职，焉有不大捞一把之理？特别是出任边远地区的地方官，多有瑕疵，升迁无望，更是以搜刮为事。边远之官，“若非下司贫弱令史，即是远处无能之辈，比及到官，皆有积债，十中无一肯识廉耻。”(《日知录》卷8《选补》)
　　三、馈送和过客招待造成的额外负担
　　州县的上司之多，监控之严，不仅导致州县动辄掣肘，而且导致州县馈送之弊。凡任州县者，不馈送就无法做官。馈送的对象主要有四，一是府衙和布按二司，二是中央派出性质的巡按督抚，三是过往客人，四是京司。晚明李乐谈到地方上送礼行贿时说：“公等但见郡县官受贿至四五百金遂目为贪官，这眼眶太小了。我在广中，见取珠送要地者，巨细不等，中有如豆之大者，以斗计不以升计，又非一次而止。”(李乐《见闻杂记》卷5)可见馈送贿赂之严重。
　　知府是州县的直接上司，因此，也是州县送礼的首要机构。海瑞称：“县百事统于府，旧例，小有故必参谒。”即使清如海瑞，在他任淳按知县时，一分一厘的算计，在朝觐之年也要科派二百四十两银子作为馈送之用，其中九十两就用于府衙(《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吏属》)布按二司也同府衙相仿，是州县的主要馈赠对象。
　　督抚巡按之馈送，更是不能少的。永乐时，就有人指出这类馈送问题。“朝廷每遣一人出差，即是其人养活之计，诛求责取，至无限量。州县官吏，答应奉承，惟恐不及。间有廉洁自守，心存爱民，不为承应，及其还也，即加谗毁，以为不肯办事。朝廷不为审察，骤加以罪，无以自明。是以在外藩司府县之官，闻有钦差官至，望风应接，惟恐或后。上下之间，贿赂公行，略无忌惮，剥下媚上，有同交易，贪污成风，恬不为怪。”(《明经世文编》卷21邹缉《奉天殿灾疏》)巡按御史考察地方，有举有劾，被举者则有谢荐之金，或百或千，其数不等，而且自称门生。隆庆时佥都御史管志道曰：“御史巡历地方，自府佐以至州县正官，一经保荐，则终身尊之曰老师，而自称门生。有以厚帛相酬者，是以宁负朝廷，不负举主也。”(《明经世文编》卷399管志道《直陈紧切重大机务疏》)万历十一年，左副都御史丘橓一上任就疏陈八弊，即考绩、请讬、访察、举劾、提问、资格、佐贰教职、馈遗。几乎全部与督抚御史巡按州县有关，而且多数都涉及到馈赠送礼。其中谈到巡按举荐时说：“若巡按，举劾其职也。乃劾者不任其怨，举者独冒为恩。尊之为举主，而以门生自居，筐篚问遗，终身不废。假明扬之典，开贿赂之门，无惑乎清白之吏不概见于天下也。方今国与民俱贫，而官独富。既以官而得富，还以富而市官。此馈遗之积弊。”(《明史》卷226《丘橓传》)崇祯时，一名御史遣差巡按一次，所获馈遗谢荐就多达二三万两，可见馈送问题多么严重。
　　过往客人涉及面广，情况多样，有朝廷命官公差，有官贵子弟经过，还有中官派遣，故旧私访。因此，驿传供给费用以及地方衙门招待费用成为州县的一大开支。明初，这一现象已经出现。“往常布政司及诸有司，但闻是朝廷差遣人员，不问有无承制，或是六部差使，五军遣行，各卫勾军，如此数等不辨，一概阿从。所以承差之徒，不拘贵贱，所到衙门，径由中道，直入公厅，口出非言。诸司阿奉，略不奏闻。布政司听六部嘱，府州县听布政司嘱，州县听府嘱，县听州嘱。”(《大诰续编·妄立干办等名第十二》)崇祯时御史毛羽健曾陈言驿递之弊道：“兵部勘合有发出，无缴入。士绅递相假，一纸洗补数四。差役之威如虎，小民之命如丝。”(《明史》卷258《毛羽健传》)海瑞在对待过往客人上之严格是出了名的。总督胡宗宪之子过淳安，辱驿吏，遭海瑞严惩；都御史鄢懋卿路过淳安，供具甚薄，且抗言邑小不足容车马。时至今日，史界还对其刚直赞誉不绝。但就是海瑞，也承认招待过往客人的重要性，言及州县重过客的原因说：“宁可刻民，不可取怒于上；宁可薄下，不可不厚于过往。”“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自致于上；过客口大，稍有不如意辄颠倒是非，谤言行焉。”“厚客非出乎己身，取之百姓之身为之也。”(《海瑞集》上编《淳安县政事序》)
　　至于京司，州县主要是在三年朝觐之时需要馈送贿赂。海瑞曾感叹道：“朝觐之年，为京官收租之年。”需要说明者，向京司馈遗，以督抚藩臬为主，州县与京衙打交道不多。但督抚藩臬所馈，无一不是出自州县。仁宣之世，号称吏治循良，京司已以地方馈赠为其收入的重要来源，其后可知。于谦巡抚山西，曾以手帕线香等地方特产抵制馈赠金银，可见其普遍。地方官员馈送京官，尚有“常例”，更多的是馈送京衙胥吏。“未投公文，先请承行吏胥，奉数十金，幸其接受，明日投文，乃免查驳。”(《明经世文编》卷185霍韬《第三札》)特别是户部吏员，更是地方官的克星。嘉靖万历以后，地方赋税全操于户部吏员之手。“时户部堂司皆穷于磨对，惟书手为政。若得贿，便挪前推后，指未完作已完。不则，已完亦作未完也。故一时谣言有‘违去朝天子，先来谒书手’之诮。”(李清《三垣笔记·上·崇祯》)贿赂与胥吏政治相结合，使政治益发黑暗。
　　四、仕进分途对州县吏治的影响
　　明代仕途大势，内重外轻，士人特别是进士对州县官职不屑一顾，致使州县官吏多不得人。永乐以后，随着科举制的完善，州县官员，不是进士，就是举监。但就知县来说，以举监居多，佐贰则杂用举监和吏员。万历年间曾任宛平知县的沈榜，列举了永乐到万历十八年宛平县二十四任知县，其中二十二人为举人，一人为岁贡，一人为官生；四十六任县丞，贡监四十人，举人一人，吏员三人，主簿升一人，余一人不详；主簿十九任，贡监十一人，吏员四人，余四人不详；典史十七任，吏员十六人，余一人不详。宛平为地位非同一般的京县，尚且如此，其他普通知县，则基本是举监之职无疑。而明代举人和进士在仕途上差别极大，对地方政治有着重要影响。“同一外选也，繁要之缺，必待甲科，而乙科仅得边远简小之缺。州县印官，以上中为进士缺，中下为举人缺，最下为贡生缺。举贡历官虽至方面，非广西、云贵，不以处之。以此为铨曹一定之格。”(赵翼《陔余丛考》卷18《有明进士之重》)举贡与进士，判若天涯。进士即使担任同知、通判或知县，也视为过渡台阶，而不以政事为意。
　　进士和举监分途，使地方政治深受其害。隆庆时吏科给事中贾三近、天启时吏部尚书赵南星，都曾从官吏考察升迁的角度指出过这种危害。贾三近说：“抚按诸臣遇州县长吏，率重甲科而轻乡举。同一宽也，在进士则为抚字，在举人则为姑息。同一严也，在进士则为精明，在举人则为苛戾。是以为举人者，非华颠豁齿不就选，人或裹足毁裳，息心仕进。”(《明史》卷227《贾三近传》)赵南星称：“各处司道进表官至，大小甲科之官，皆大贤也；乡贡之官，间有疵议；其卑冗小吏，乃多劣考耳。臣等以为，此册作之，则抽黄对白，徒事雕虫，造之，则汗牛充栋，只堪覆瓿。吏治之虚伪如此，小民何由得安？今甲科之途极重，起家甲科者，尊卑长幼皆同袍也，其中又有乡里、亲戚、门生、故吏、通家、朋好，虽知其贪酷皆不肯言。而乡贡之官，则又有弱颜媚态，巧立于呈身，如飞鸟之依人者，则又不肯言；而又有狙上官之好而投之，无不得其欢心者，则不肯言；而又有权豪之所嘱讬，则不敢言；而又有不藉他人，其机术锋侠足以起风涛、成斗变者，则不敢言。是知县以上，至于司道，莫非循良卓异，其为不肖者甚少。”这种以科甲论优劣虚伪考察，是地方上省府州县“齐心以害小民也。小民不安，则祸乱起而国家不安，是齐心以害国家也”(赵南星《味檗斋文集》卷2《朝觐合行事宜疏》)。崇祯时，为了改变这种只重甲科、不重举贡的风气，曾下令从州县行取科道，不分进士举监一体考选，本意不错，但一执行却只是加剧了催科弊政。崇祯时吏科给事中李清道：“往例，考选科道多用甲科，乙榜则间见，明经竟绝迹矣。自一体考选之旨行，于是乙榜明经，无人不催科，正饷杂项，无一不考成。其实甲科初选，半系腴壤，间补瘠邑，不久辄调。若乙榜明经，大约瘠邑多于腴壤。以钱粮难完之地，而人人思为科道，求其必完，此民所以多病也。予尝过恩县，见乙榜令催比钱粮，血流盈阶，可叹。”(《三垣笔记·上·崇祯》)
　　在内重外轻的局势下，万历以后，知县乃重。但只是进士以其为登身之阶而重，以其能交接关系而重，以其能搜刮钱财而重，而举监之轻如故。不但于地方政局无补，而且有害。“如程篁墩之言，国家初以他途授令，至宪宗始重亲民之任，乃以第三甲进士为之。然久袭重内轻外之说，自任其劳，受人之脞，任是职者情多不堪。罗一峰之言曰：人中进士，上者期翰林，次期给事，次期御史，又次期主事，得之则忻。其视州县守令，若鹓鸾之视腐鼠。一或得之，魂耗魄丧，对妻子失色，甚至昏夜乞哀以求免。盖当时邑令之轻如此。自考选法兴，台省二地，非评博中行及外知推不得入，于是外吏骤重，而就中邑令，尤为人所乐就。盖宦橐之入，可以结交要路，取誉上官。又近年乙酉科以后，令君悉充本省同考，门墙桃李，各树强援。三年奏最，上台即以两衙门待之，反祈他日之陶铸。而二甲之为主事者，积资待次，不过两司郡守，方折腰手版，仰视台省如在霄汉。其清华一路，惟有改调铨曹，然必深缔台省之欢，游扬挤夺，始得入手。而三甲进士，绾墨绶出京者，同年翻有登仙之羡，亦可以观世变矣。”(《万历野获编》卷22《邑令轻重》)显然，嘉靖、万历以后的进士谋任知县，志在行取科道，而不在抚治一方，着眼其宦橐所入，而不着眼其为民兴利，看重其门生党援，而不看重其举贤贡士。至崇祯时，其弊更显。新科进士初任知县，“受任时，竟以科道自居，谓异日能举劾人，能荣辱。及至守巡司府，竟以科道相待。”(《甲申朝事小记》初编，陈启新《朝廷有三大病根疏》)
　　五、狱讼的黑暗
　　刑名狱讼是州县常事，按照明制，凡军民词讼，必须自下而上逐级陈告，越级即为违制。徒流以下，府州县即可决断，徒流以上，府州县审判后解部定案。而明代州县狱讼，往往操之于吏书之手，为其生财捷径。海瑞曾言，民间俗语有“种肥田不如打瘦官司”(《海瑞集》上编《示府县严治刁讼》)。刑狱生财之道主要为刁难、滞狱、重刑和指攀富户。从州县长官到吏员胥役，借刑狱刁难百姓均是拿手好戏。“一词才入，非银数钱，不差人。及至问词，大约官须五六钱，书手二三钱为例，实情稍大者贿及二三两。”“刁民大户，狱逞豪势，以酒食结纳，授词凌虐。此官在镇一日，官与积书、弓兵非日八十两不充其欲，一年不下七八百金。”(李乐《见闻杂记》卷10)永乐时，已有滞狱现象。“今囚或淹一年以上，且一月间瘐死者九百三十余人，狱吏之毒所不忍言。”正统时，评事马豫述指攀富户之弊：“臣奉敕审刑，窃见各处捉获强盗，多因仇人指攀，拷掠成狱，不待详报，死伤者甚多。”嘉靖时，给事中周琅说滞狱索贿之状道：“比者狱吏苛刻，犯无轻重，概加幽系，案无新故，动引岁时。意喻色授之间，论奏未成，囚骨已糜。又况偏州下邑，督察不及，奸吏悍卒，倚狱为市。或扼其饮食以困之，或徙之秽溷以苦之，备诸痛楚，十不一生。”(均见《明史》卷94《刑法二》)林烃为知州，断案迅速，狱无拘滞，得到了“林一升”的赞誉，谓其审案无羁候之苦，只费米一升。然而却使其属下吏员皂隶大失所望(见林烃《林氏杂记·宦游记》)
　　州县正官，由于不能尽悉事例，办案只好凭良心。海瑞就曾把狱讼分为“争产业”和“争言貌”两类，按照“乡宦小民有贵贱之别”的原则区别对待。事在争产业，“与其屈小民，宁屈乡宦，以救时弊也”；事在争言貌，“与其屈乡宦，宁屈小民，以存体也”(《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刑属》)。海瑞尚有几分悯民之心，遇上只算计宦橐所入而不顾小民死活的官员，则同吏书上下起手，以饱私囊。更有一等糊涂官员，则糊涂办案。万历时，李乐曾目睹乌程知县饿死罪囚的办案方法。“余为举人时，见乌程令蒋公，问地方有贼否？余答曰甚多，现有惯贼某在县狱。蒋问何以不饿死？予为具述所以得供送状。别去不四五日，蒋令狱禁绝其食而死。”(李乐《见闻杂记》卷8)
　　六、吏胥、乡官、保甲和生员对地方政务的干涉
　　明代州县正式官员极少，属州与县衙，其职官最多不过四人，政务主要靠吏员办理。清人称：“官治之实，皆吏治之耳”。吏“在一邑，则一邑之政由其手；在一郡，则一郡之政由其手；在一部，则一部之政由其手”(阮葵生《茶余客话》卷7《吏之重要》)。“郡邑库藏，往往不明，而官亦受其累。盖缘初至，为吏所欺，衙内费数皆取办，且有受其馈遗者。久之，官长短反为吏把持，噤莫敢出声。”(林烃《林氏杂记·宦游记》)有的吏员，不但从政务上控制州县长官，而且还靠发其阴私来胁迫长官。“能持人短长，郡长邑令，稍不加礼，即暴其阴事相讦，人畏之如蛇蝎。”(《万历野获编》卷11《异途任用》)吏员之下，又有胥役。吏胥之弊，在明代成为一个老大难问题。
　　州县衙门，一般有承发房管理文书，另有吏户礼兵刑工六房，对口处理政务。承发房和六房，都由吏员管理。胥役则从当地纳粮二石以上三石以下的民户中差点，充任祗候、禁子、弓兵、捕快、门子等。据沈榜《宛署杂记》载，宛平县吏员为三十八人，分充各房。官不谙政事，只有靠吏。“儒官初任，政未谙练，拱手仰成，以吏为师。吏满三年，金箱玉囊，动盈千数。”(《明经世文编》卷185霍韬《第三札》)州县吏员十倍于官，而胥役又十倍于吏，吏员尚有微俸，胥役则完全自理，惟有敲剥民众。致使食利于官府者为数众多。明末李乐言此道：“衙门吏胥，原有定额。今郡邑吏想如故，胥较前增增十倍不止。朝穿青衣而入，暮各持金而回。胥之外，又有白役、防夫、快手人等，亦增十倍。居官者利其白役无工食，安然遣之，竟不知食民膏髓为痛惜，一大害也。”(李乐《见闻杂记》卷5)顾炎武曾指出：“一邑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数千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吓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若不生事端，何以自活？”(《日知录》卷8《胥吏》)
　　正因为吏员胥役有来钱之路，故充当吏员胥役要出钱买，谓之“顶头银”或“顶首银”。州县之吏，顶头银各有例价，据海瑞所列，县吏顶首银为：吏房十两，户房、礼房、兵房、刑房、工房、承发房各五十两，胥役中的铺长、书手、皂隶、门子，顶首银低于吏员，各有差等(见《海瑞集》上编《兴革条例·吏属》)。万历间林烃任知州，裁撤了吏员检验税银成色的锻炉，遭到吏员“叩头固争”，硬行裁撤后，吏员“怏怏不乐曰：吾辈其馁死矣”(林烃《林氏杂记·宦游记》)明末朱国桢曾说：“书算一涂，最为弊薮。各县户房窟穴不可问，或增派，或侵匿，或挪移，国课民膏，暗损靡有纪极。甚者把持官长，代送苞苴。”“此辈积数十年，互相首尾，互相授受，根株牵连，而户工部特甚。”(朱国桢《涌幢小品》卷11《禁入试》)
　　明代晚期，地方长官为了驾驭吏胥，掌握政务，又逐渐兴起了文友幕宾。万历年间，李乐任淦令，“家人以其不谙政务，请一老主文同行”。李乐亦自称：“近日友人作令，雇主文行者，十有四五”(《见闻杂记》卷8)。这种文友，遂成为清代幕宾的前身。
　　州县境内有居乡闲退致仕之官，亦成一弊，人称乡宦、乡官。清代赵翼论乡宦之害道：“前明一代风气，不特地方有司私派横征，民不堪命，而缙绅居乡者，亦多倚势恃强，视细民为弱肉，上下相护，民无所控诉也。”(《廿二史札记》卷34《明乡官虐民之害》)
　　各州县的保甲粮长制度，使得地方上催科之害，吏胥之弊，狱讼之苛，乡宦之霸，与土豪士绅结合为一体。县下十户为一甲，设甲首一人，一百一十户为里，设里长一人。粮长则负责催科，里甲则负责联保治安调停讼殴。里甲粮长交结乡宦，包揽狱讼，与吏员胥役内外勾结，表里为奸，形成了一种庞大的社会势力。州县正官，清者敛手，贪者肆虐，遂使明代的地方政治积重难返。
　　另外，各州县学校的生员，也对地方有着重大影响。顾炎武有《生员论》，极言生员之弊。称：“天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甚至说：“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今天下之出入公门以挠官府之政者，生员也；倚势以武断于乡里者，生员也；与胥吏为缘，甚有身自为胥吏者，生员也；官府一拂其意，则群起而哄者，生员也；把持官府之阴事而与之为市者，生员也。前者噪，后者和；前者奔，后者随。上之人欲治之而不可治也，欲锄之而不可锄也。小有所加，则曰是杀士也，坑儒也。百年以来，以此为大患。”
　　综上所述，明代的州县吏治，对封建统治的稳定起了极大的负面影响。明朝之亡，根源实在于州县的残暴和贪贿，此不可不为治史者鉴。满族入关后，之所以能够维持数百年政局，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摊丁入亩、耗羡归公的政策，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催科之弊和馈遗之弊，并通过京官与外官的交流，部分解决了仕进分途之弊，还对吏胥进行了整顿，乡官、生员干政问题也得到了较好的克服。当然，清朝有清朝的问题，而且有些问题依然照旧，特别是幕僚形成制度，分掌钱粮与刑名，与吏胥结合为一体，使其弊端成为无法克服之痼疾，狱讼的黑暗亦不亚于明朝。但是，毕竟清朝的统治者对明朝遗留下来的州县弊政进行了一些改良。因此，虽然清承明制，但在州县吏治问题上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尽管清朝有比李自成、张献忠更为凶猛的太平天国起义，但毕竟没有亡在农民手里而是亡在西方列强手里。弄清这一点，有利于我们更深入地认识明清制度的同异。
　　（原载《西北大学学报》2001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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