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清代科举考试内容对书院教学的影响

　　[摘要]科举内容主要通过考题表现出来，清代乡试、会试考题涵盖了儒家经典、文学、史学、等方面的知识。书院作为清代承担教学功能的主要机构，其教学活动受到科举考试内容的深刻影响，并通过卓有成效的教学活动为科举服务，作为清代省城书院的岳麓书院亦是如此，她因此成为湖南科举及第率最高的机构。
　　[关键词]科举内容；书院教学；乡试试题
　　科举作为上制度最完备、延续时间最长的考试制度，对中国古代教育产生了极为深远的影响，其中科举考试内容对教育的影响是最为直接的，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内容往往成为各种教育机构教学的主要内容。清代书院与科举的关系十分密切，多数书院是为科举培养人才服务，其教学内容与官方指定的科举考试内容几乎重合，这一点已经为大多数书院研究者所认可。我们在研究书院教学与科举关系时，多是从书院学规、章程及其它相关的史料出发，而对科举制度的史料则相对忽略，使书院教学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关系未能较为具体地呈现。
　　拙文以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试题为例，选取湖南最有代表性的书院——岳麓书院为个案，分析科举考试内容对其教学的影响，力图将二者的关系更加具体地呈现出来。
　　一　乡试考题：对考生知识水平的全面评价
　　自恢复科举取士制度以来，清代科举的考试内容虽然进行了几次调整，但八股文的优劣仍然是考生去留的最主要依据。笔者以咸丰元年(1851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考题为例，来分析八股文对于考生知识结构的要求。该科的正主考官是翰林院编修、国史馆总纂、道光庚子科进士吴保泰，副主考是工部铅子库主事、则例馆提调提调、道光乙未科进士乔松年，担任阅卷具体工作的同考官共计9名。该科录取举人62名，解元为邵阳县学廪生何泽洪。另取副榜9名。
　　第一场的《四书》题是：
　　天下有道，则政不在大夫；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
　　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行同伦。
　　万钟则不辨礼仪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
　　赋得“湖光尽处天容阔”得“天”字五言八韵。
　　第一题是出自《论语》“季氏篇”第十六。第二题出自《中庸》。第三题出自《孟子·告子》。从八股文的命题类型来看，这三个题目都属于乡会试命题中常用的大题，而且基本上都是单句题，这种考题的意思相对完整，比较容易把握主旨。高塘的《集钞·题体类说》云：“能工此，则诸体无不工，譬如学书者，不工于楷，未有能工于行草者也。”在他看来，这种大题能最有效地测量考生写作八股文的水平。
　　在科举考试的实施过程中，清代乡会试考官普遍重视考生第一场八股文写作的优劣，将其作为录取与否的主要依据，而相对忽视第二、三场的答题情况。清廷曾试图改变这种状况，要求考官重视第二、三场的阅卷，并综合三场的成绩决定录取名单。雍正十一年(1733年)正月，朝廷颁布上谕：“至于二、三场策论，尤足觇实学。乃向来士子多不留心，而衡文者又每以经义已经入彀，遂将策论滥收恕取，不复加意阅看，殊非设科本意。今会试伊尔，着礼部先期晓谕应试士子，于二、三场文艺，均应努力殚心，毋得潦草完卷。试官如以限于时日，不能细心校阅后场，不妨奏请展限，务得真才，以收实用。若收取试卷中，有经义可观，而策论疵缪荒竦者，朕惟于主考官是问。”尽管如此，科举录取偏重第一场八股文的惯例并未得到根本性改变。
　　正是由于科举考试偏重头场，使得头场的“四书文”受到了格外的重视，考生在规定时间内写出能让考官赏识的八股文就显得尤为关键了。而考生仅仅通过背诵《四书》《五经》和一定数量的八股文范文是不可能具备这样的能力的，必须经过长时间的学习经、史、文学知识，并进行刻苦的八股文写作训练才能达到。换言之，要写作优秀的八股文，必须有扎实的经、史、文学功底和良好的语言运用能力。乾隆三年(1738年)，礼部在为科举制度辩护时，认为“时艺所论，皆孔、孟之绪余，精微之奥旨，未有不可深明书理而得称为佳文者。”曾经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的状元韩菼在《乙卯顺天乡闱墨序》高度肯定了八股文测量与评价士人知识水平的有效性，他说：“八股之格，虽若小道，而命题必主《四书》《五经》。《四书》《五经》非孰复于其胸中，无以言也。《四书》《五经》之书孰之复之矣，非贯穿浃冶，以周、程、张、朱子之书，犹无言也。《四书》《五经》、周、程、张、朱子之书，既知其相为表里，其于三才万物之理，离合分刌忽之间，与夫古今礼乐制度，沿革与坏之故，皆可以有所发明，而言之廓如矣。”他进一步认为，要写好八股文，仅仅只学习儒家经典及程朱是不够的，还需要广泛地学习史学和文学知识，将这些知识运用到八股文的写作之中去，才能写出高水平的八股文，他说：“(八股文的写作——引者)必旁而浸淫于古。自晚周、秦、汉以来，如左氏、公羊、谷粱、屈原、庄周、扬雄、司马迁、班固之文章，以迄于韩、柳诸家，皆能往复出入，变化于其行文之所以然，以养吾气，以达吾才。夫然后俛而为科举之文，皆彬彬可观也。”正是由于八股文能较为全面地考查考生的知识水平，因此从减轻阅卷压力的角度而言，考官将头场八股文作为决定录取的关键是有其合理性的。
　　实际上，不仅八股文能全面考查考生，第二场和第三场的考题也能考查考生的知识水平。限于篇幅，笔者仅以咸丰元年湖南乡试第三场的第三问为例：
　　问：《论语》言性相近，《中庸》言天命之谓性，《孟子》言性善，其旨同否?《孟子》又谓：“性也，有命焉。命也，有性焉。”所指各异，何以区之?周子《太极图说》言：“五性感动而善恶分。”《通书》言“诚无为，几善恶其义。”奚若明道程子言“生之谓性”，何以与告子不同?又谓论性不论气不备，论气不论性不明，亦有合于孟子否?伊川程子论敬，既曰：“有主则实”，又曰：“有主则虚”，先后何以互异?喜怒哀乐之未发，程子以为中者，在“中”之义非《中庸》之“中”，试为析之。张子谓：“心统性情”。而程子曰：“心一也。”有指体指用之别，其意同欤?异欤?邵子论心性之言，朱子称其着实，可举其语?《中庸》言率性，《大学》言正心，似性为体，而心为用。朱子论心性谓“当先说心”，何欤?朱子又谓：“以天命谓性观之，天是心，命是性”。又谓：“性，天理也。”能闻其义欤?圣代敦崇实学，诸生研究切蒯，必有所得，其陈之以觇蕴蓄。
　　这一问包含了11个小问题，主要考查考生掌握程朱理学知识的程度，命题者不但要求考生能列举出主要代表人物的学术观点，而且能对这些代表人物的主要观点进行分析比较。这需要考生对宋儒代表人物的学术思想有全面、深入的认识，而宋代程朱理学是一个复杂而庞大的哲学体系，系统地把握这一体系是有相当难度的。如果考生没有较好的儒学、史学基础，根本无法很好地回答这种类型的考题。
　　从湖南咸丰元年辛亥恩科乡试的考题来看，科举考试的内容涉及到儒学、文学、史学，甚至是地方史等方面的知识，考查的知识点远远超出《四书》《五经》和程朱理学的范围，能较为全面地考查士人的知识水平。书院教学能否为生徒提供这些应试知识呢?或者说书院教学能否满足生徒读书应试的需求呢?
　　二　修复书院：满足士人读书应试的需要
　　清初，为实现对汉族广大地区的统治，必须笼络汉族士人，因此满族贵族毫不犹豫地实行科举取士制度，让汉族读书人有仕进之途。在科举的诱导下，全国读书应考人数急剧增加。虽然官学数量明显增加，但教官数量明显不足，官学很难有效地开展教学活动。在这种情势下，大批士人为能实现金榜题名的梦想，便选择书院作为求学之所。 对于书院这种有别于官学的教育机构，清代统治者逐渐认识到其存在的价值，改变了抑制其的政策，转而实行引导书院为培养科举人才服务的统治策略。至雍正年间，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方面的作用已十分明显，这也得到了雍正皇帝的肯定：“建立书院，择一省文行兼优之士读书其中，使之朝夕讲诵，整躬励行，有所成就，俾远近士子观感奋发，亦兴贤育才之一道也。”乾隆认为通过发展书院，可以补充官学之不足。正是在这种政策的引导下，为科举服务成为清代书院的最主要职能。
　　清初岳麓书院恢复办学的动力亦是为科举服务。顺治九年(1652年)修复之后，岳麓书院并未充分发挥其培养科举人才的职能，至康熙年间再次走向衰落，甚至出现了“鞠为荒榛，南轩义利之辩不闻，考亭安抚之贤难遘，遂致科名替落，敩学衰微”②的衰败局面。康熙七年(1668年)，巡抚周召南重修，基本恢复了明代岳麓书院的规模。值得注意的是，周召南支持修复岳麓书院之后，为其规定了发展方向，他说：“予愿有志之士敬业于此，以求道与仁之实际，而大用于天下。勿徒滋朱陆之辩，而成洛蜀之竞也。斯社稷赖之矣。”在他看来，岳麓书院的未来发展不必再以讲学为重，而应重在为朝廷服务。而作为教育机构的书院对朝廷的最大贡献莫过于培养科举人才。然而，因受“三藩叛乱”影响，岳麓书院于康熙十三年(1674年)再次遭受战火的重创，重修之初确立的办学目标也没有实现。
　　十一年后(康熙二十三年)，湖南巡抚丁思孑L重修书院，聘请郭金门任山长，岳麓书院再次步人快速发展的轨道，科举应试知识成为教学的重要内容，丁思孔说：“乙丑秋仲，而圣殿两庑斋舍成，招致生徒肄业其中。设赡饩廪，每月课试者三，手自丹黄甲乙之，为多士劝。越丙寅而高明、中庸诸亭又成，藏修有所游息有寄，负笈来学者日益众。”书院教学与考课制度结合起来，吸引了众多读书人前来求学。丁思孔也亲自参与书院教学，经常在公务之余前往书院检查生徒的学习情况，毛可际说：“每公余之暇，课其会业，用相鼓舞。父老扶杖感叹，以为祝记以来所未有也。”为便于岳麓书院开展八股文教学，丁思孔和其他几位地方官员一起编辑了八股文选本——《岳麓书院试牍》，时任山长的郭金门为之作序，其中特别提到丁思孔等地方官吏在编辑这本八股文选本时所起的作用，他说：“今天子好文，廷臣屡上书请正文体，海内力学嗜古之儒，彬彬称盛，而长沙燹冷之余，会大中丞丁公、督教姚公、郡司马赵，风起文澜，一笔一削，点墨成金，并藏岳麓。余得窥其全豹，因之有感。”
　　丁思孔还利用其地位为岳麓书院争取资源，他先后两次上疏，请求朝廷御书匾额和赐经史之书。经过丁思孔和山长们的共同努力，岳麓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学术等方面的成效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皇帝赐御书匾额“学达性天”，同时还获得朝廷颁发的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等十六种书籍。朝廷的表彰不仅使岳麓书院的地位进一步稳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书院科举教学的发展。
　　作为巡抚的丁思孔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发展官学，使湖南的事业有长足发展，湖南科举相对落后的局面也因此得到了改观，“甲子初春，丁大中丞公来抚楚南，于拊摩凋瘵之余，留心学校，以振兴鼓舞之。是秋湖南获隽者，竞得一十七人。”此次湖广乡试录取举人63名，湖南中举者占26％，这对科举相对落后的湖南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此次科举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丁思孔及湖湘士子，为使湖南士人在乡试中更有竞争力，他们将全省最优秀的读书人集中到岳麓书院，进行更加系统而严格的科举应试训练，由当时担任长沙府同知的赵宁负责考课，“嗣后，复集所部子弟员，拔其尤纳之书院，使卒其业。命宁司董戒之役。宁不揣谫陋，从公鞭弭，得与诸缝掖相周旋者两季，于兹月辄一试，糊名而进，公目览手衡，随置甲乙。”通过这种考前强化训练，极大地提高生徒的应试能力，使他们在激烈的科场竞争更容易脱颖而出。
　　此后，为科举培养人才一直是岳麓书院最为重要的职能，这在整个清代基本上都得到了延续。科举成为书院教学的指挥棒，有关科举制度的改革或者调整都受到书院师生的关注。清代编纂的《岳麓书院志》都将有关朝廷颁布的有关科举与书院的政策性文件置于卷首，以便能引起师生们的关注。同治六年(1867年)编撰的《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首是“新典恭祀”，即收录了自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间朝廷出台的有关书院与科举的相关政策，比如这一卷中收录了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湖南、湖北分闱的上谕，以及湖南巡抚李发甲请求分闱的奏疏等等。可见，书院在朝廷和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得以修复，多将培养科举人才作为重要的职能，岳麓书院也不例外。
　　三　书院教学：培养科举人才
　　在科举重八股文的氛围下，书院教学也是以八股文为主。山长既是书院的行政长官，也是书院教学工作的主持人，因此山长的知识层次与经历对教学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清代岳麓书院的37位山长中，有22名是进士出身，其中欧阳正焕、熊为霖、罗典三位山长曾在湖南乡试时高中解元，因此他们对科举教育和科举考试都已经相当熟悉。
　　不仅如此，笔者根据《清秘述闻三种》和《岳麓书院山长考》对岳麓书院山长情况进行了统计，在有进士功名的22位山长中，有多达16位在出任山长之前曾经担任过乡会试考官或学政。比如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王先谦先后担任过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云南乡试副主考官，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江西乡试主考官，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浙江乡试副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江苏学政等职务。清代担任乡会试主考官和学政职务者一般都具有进士功名，岳麓书院的16位山长能从清代总数达26849名进士中脱颖而出担任考官，实属凤毛麟角，这说明他们的才学与品德已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多次出任考官和学政让他们能有机会更加清楚地了解科举考试的运作程序，进而能对书院的科举应试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龙瑛从自己担任乡试主考官录取考生的经验出发，要求生徒在应试时必须用心作文，他说：“言为心声，因其言以考其学与识。而其心术之所向，与夫品诣之所成，亦从可知。彼逐新趋异，夸目尚奢，专事揣摩剽窃之术者，所蕴不深，所发必不厚。《易》曰：‘修辞之诚’，《书》曰：‘辞尚体要’，斯固别裁之准的也。”
　　写作与评阅八股文是岳麓书院师生主要工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始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李文炤制定了《岳麓书院学规》，其中对于八股文教学有明确的规定：“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有余力作小学论一篇。照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根据这一学规，书院教学以八股文为重要内容，生徒每月需要写《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两篇，并作性理论一篇。而山长则要按照科举考试评阅试卷的要求对八股文进行圈点句读，并恰如其分地写出评语，使生徒能根据评语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对于八股文的写作，这一《学规》也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方法，“当规仿古方，宜取贾、韩、欧、曾数家之文字熟读，自得其用。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虽大士之奇离，陶庵之雄浑，皆苍头技击之师，非龙虎鸟蛇之阵也。”在诗歌方面，李文熘强调首先必须先学杜甫之诗，然后可以学习其他诗人的；须先律诗，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
　　与其他书院一样，考课也是岳麓书院的主要教学形式。课艺是生徒在考课时的八股文习作，很多山长都重视编辑和出版优秀的课艺，这不仅能激励生徒练习写作八股文的积极性，而且还能为历代提供八股文范本，供他们学习揣摩。
　　曾担任岳麓书院二十七山长的罗典多次编辑印刷《岳麓书院课艺》。《岳麓文钞》中收录了他的两篇《岳麓书院课艺叙》。嘉庆五年(1800年)，罗典第一次编辑课艺时得到了其学生、贵州学政周锷的支持。周锷为罗典执掌书院时的生徒，在岳麓书院求学长达5年之久。在书院求学时，他从前人的课艺中得到了诸多启发，因此任贵州学政之后主动请缨协助罗典编辑课艺，罗典说：“其(周锷——引者注)初时其学其为文，属某题某姓名皆借为观摩，以收益者。至后来相踵能手倍增，亦未得遍观尽识。乃欲携其简定录出之稿本至任所刊刻，为余二十年来着其五色品题之盛心噫，又怪矣。师弟子之传习相仍，亦会有是耶。因急就案头及东西斋，裒辑付之，得一百六十余篇。不数月即印刷装钉，便邮传至。”罗典首次编辑的《岳麓书院课艺》收集了优秀的八股文习作160余篇。此后，罗典再次收集了106篇八股文，再次编辑、刻印《岳麓书院课艺》。嘉庆十一年(1811年)罗典在续刻《岳麓书院课艺》的序言中，大肆宣扬书院科举教育的效果，特别提到了嘉庆十年书院生徒彭浚状元及第的荣耀，他说：“名山萃秀，文教之浸盛日有加，知未艾矣。又往春乙丑进士榜，衡山彭君浚号宝臣得巍然大魁，洵遥省仅事，亦自有书院以来未之闻。南岳发祥科名之浸盛，今为最，又可量乎?”彭浚是岳麓书院自创建以来的惟一状元，也是清代湖南两位状元之一，山长罗典的教育之功是不可抹杀的。此后，欧阳厚均编刻《岳麓书院课艺》四集，周玉麒收集生徒时文习作223篇，编成《岳麓书院课艺》。应该说，这些课艺与书院其他藏书一起成为生徒们学习的重要书籍。
　　岳麓书院是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著名书院，山长大多是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因此他们在教授科举应试知识的同时，还向生徒传授程朱、史学和经学知识。山长们认为经、史、文学是应试科举的基础，“夫所谓君子之文者，本之经以植其根，稽之史以广其识，沉潜于宋元有明诸儒之绪论，以淘其渣滓，而归于纯粹，其于，则一本先民而神明之。故其为文也，其足以阐发圣贤之精蕴，而自然不戾于绳尺。”
　　自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成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历代岳麓书院的山长都将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要求生徒全面、系统地学习程朱理学，清代也不例外。李文炤制订的《岳麓书院学规》对此有明确的要求：“《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宜将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参之以《或问》，证之以《语类》，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讲书可也。次则性理为宗，其《太极》《通书》《西铭》已有成说矣。至于《正蒙》，尤多奥僻，尝不揣愚陋，为之集解，然未敢示人也，诸君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其程朱语录、文集，自为诵习可也。”由于清代科举的头场八股文从《四书》中命题，并要求运用程朱理学的观点来写作八股文。因此，通过系统学习程朱理学是写作出色八股文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岳麓书院的这一学规的要求与咸丰元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第三场第三问的试题内容基本相同，如果岳麓书院生徒参加此次考试，肯定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由于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能契合科举考试内容，从而能满足生徒获取科举应试知识的需要，因此清代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地区科举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史志称书院“发科者称极盛云”。王文清执掌书院时，不少生徒获得了科举功名，其中还有几位生徒进士登第，他对此非常满意，在《岳麓留别诸子长句中》自豪地宣称：“从者八十人，蛟腾云雨施”。罗典的门人中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也不在少数，嘉庆六年(1801年)其门人周锷说：“岳麓书院自慎斋罗老夫子以壬寅来主讲席，至今辛酉凡二十年，前后肄业生徒统计领乡荐，捷南宫与拔优行，及举孝廉方正者，不下百数十人，内官如翰林部曹教习，外官如民牧司铎类，皆卓然自立，有以仰体夫子之教”。罗典门人欧阳厚均执掌岳麓书院时，更是人才辈出，科举及第者更是不在少数。道光五年(1825年)乡试时，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名下贡举四十有九人”，占该科湖南乡试录取正榜和副榜共计145名中的三分之一强。道光十五年(1835年)，岳麓书院又有28人登乙榜，占同年全省举人的40％，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即是此时走出岳麓书院，踏上场屋竞争之路，实现了金榜题名的梦想。
　　当然，笔者强调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密切关系，并非要否定岳麓书院在学术研究与传播方面的功绩。笔者认为书院的学术研究与传播有利于生徒的应举，而且生徒通过科举及第之后，又能进一步推动书院学术，乃至与书院相关的学术学派的发展。如岳麓书院生徒欧阳厚均科举及第入仕为官，后长期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贺长龄为罗典担任岳麓书院时的生徒，乡试高中第一名，嘉庆十三年进士及第，后官至云贵总督。他邀请岳麓书院生徒魏源至其府中，共同编撰《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发行之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极大地促进了湖湘士子经世学风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及第是贺长龄有能力组织并完成这样的学术巨著编纂的重要条件。   　　丁思孔还利用其地位为岳麓书院争取资源，他先后两次上疏，请求朝廷御书匾额和赐经史之书。经过丁思孔和山长们的共同努力，岳麓书院在培养科举人才、学术等方面的成效终于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皇帝赐御书匾额“学达性天”，同时还获得朝廷颁发的十三经和二十一史等十六种书籍。朝廷的表彰不仅使岳麓书院的地位进一步稳固，而且进一步推动了书院科举教学的发展。
　　作为巡抚的丁思孔修复岳麓书院的同时，也大力倡导发展官学，使湖南的事业有长足发展，湖南科举相对落后的局面也因此得到了改观，“甲子初春，丁大中丞公来抚楚南，于拊摩凋瘵之余，留心学校，以振兴鼓舞之。是秋湖南获隽者，竞得一十七人。”此次湖广乡试录取举人63名，湖南中举者占26％，这对科举相对落后的湖南来说已经是巨大的进步。此次科举的成绩极大地鼓舞了丁思孔及湖湘士子，为使湖南士人在乡试中更有竞争力，他们将全省最优秀的读书人集中到岳麓书院，进行更加系统而严格的科举应试训练，由当时担任长沙府同知的赵宁负责考课，“嗣后，复集所部子弟员，拔其尤纳之书院，使卒其业。命宁司董戒之役。宁不揣谫陋，从公鞭弭，得与诸缝掖相周旋者两季，于兹月辄一试，糊名而进，公目览手衡，随置甲乙。”通过这种考前强化训练，极大地提高生徒的应试能力，使他们在激烈的科场竞争更容易脱颖而出。
　　此后，为科举培养人才一直是岳麓书院最为重要的职能，这在整个清代基本上都得到了延续。科举成为书院教学的指挥棒，有关科举制度的改革或者调整都受到书院师生的关注。清代编纂的《岳麓书院志》都将有关朝廷颁布的有关科举与书院的政策性文件置于卷首，以便能引起师生们的关注。同治六年(1867年)编撰的《长沙岳麓书院续志》卷首是“新典恭祀”，即收录了自雍正元年(1723年)至乾隆三十年(1765年)之间朝廷出台的有关书院与科举的相关政策，比如这一卷中收录了雍正元年七月十五日湖南、湖北分闱的上谕，以及湖南巡抚李发甲请求分闱的奏疏等等。可见，书院在朝廷和地方官吏的支持下得以修复，多将培养科举人才作为重要的职能，岳麓书院也不例外。
　　三　书院教学：培养科举人才
　　在科举重八股文的氛围下，书院教学也是以八股文为主。山长既是书院的行政长官，也是书院教学工作的主持人，因此山长的知识层次与经历对教学活动会产生重要的影响。在清代岳麓书院的37位山长中，有22名是进士出身，其中欧阳正焕、熊为霖、罗典三位山长曾在湖南乡试时高中解元，因此他们对科举教育和科举考试都已经相当熟悉。
　　不仅如此，笔者根据《清秘述闻三种》和《岳麓书院山长考》对岳麓书院山长情况进行了统计，在有进士功名的22位山长中，有多达16位在出任山长之前曾经担任过乡会试考官或学政。比如岳麓书院最后一位山长王先谦先后担任过同治九年(1870年)庚午科云南乡试副主考官，同治十三年(1874年)甲戌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元年(1875年)乙亥恩科江西乡试主考官，光绪二年(1876年)丙子科浙江乡试副考官，光绪六年(1880年)庚辰科会试同考官，光绪十一年(1885年)任江苏学政等职务。清代担任乡会试主考官和学政职务者一般都具有进士功名，岳麓书院的16位山长能从清代总数达26849名进士中脱颖而出担任考官，实属凤毛麟角，这说明他们的才学与品德已经得到了朝廷的认可。多次出任考官和学政让他们能有机会更加清楚地了解科举考试的运作程序，进而能对书院的科举应试教育进行有针对性的改革，从而提高教学的效率。龙瑛从自己担任乡试主考官录取考生的经验出发，要求生徒在应试时必须用心作文，他说：“言为心声，因其言以考其学与识。而其心术之所向，与夫品诣之所成，亦从可知。彼逐新趋异，夸目尚奢，专事揣摩剽窃之术者，所蕴不深，所发必不厚。《易》曰：‘修辞之诚’，《书》曰：‘辞尚体要’，斯固别裁之准的也。”
　　写作与评阅八股文是岳麓书院师生主要工作，康熙五十六年(1717年)始任岳麓书院山长的李文炤制定了《岳麓书院学规》，其中对于八股文教学有明确的规定：“每月各作三会。学内者，书二篇，经二篇，有余力作性理论一篇。学外者，书二篇，有余力作小学论一篇。照止凭臆见丹黄，倘或未当，即携原卷相商，以求至是。更不等第其高下。”根据这一学规，书院教学以八股文为重要内容，生徒每月需要写《四书》文两篇，《五经》文两篇，并作性理论一篇。而山长则要按照科举考试评阅试卷的要求对八股文进行圈点句读，并恰如其分地写出评语，使生徒能根据评语进一步提高写作水平。对于八股文的写作，这一《学规》也提出了具体的写作方法，“当规仿古方，宜取贾、韩、欧、曾数家之文字熟读，自得其用。制艺以归唐大家为宗，虽大士之奇离，陶庵之雄浑，皆苍头技击之师，非龙虎鸟蛇之阵也。”在诗歌方面，李文熘强调首先必须先学杜甫之诗，然后可以学习其他诗人的；须先律诗，后古风，先五言，后七言。
　　与其他书院一样，考课也是岳麓书院的主要教学形式。课艺是生徒在考课时的八股文习作，很多山长都重视编辑和出版优秀的课艺，这不仅能激励生徒练习写作八股文的积极性，而且还能为历代提供八股文范本，供他们学习揣摩。
　　曾担任岳麓书院二十七山长的罗典多次编辑印刷《岳麓书院课艺》。《岳麓文钞》中收录了他的两篇《岳麓书院课艺叙》。嘉庆五年(1800年)，罗典第一次编辑课艺时得到了其学生、贵州学政周锷的支持。周锷为罗典执掌书院时的生徒，在岳麓书院求学长达5年之久。在书院求学时，他从前人的课艺中得到了诸多启发，因此任贵州学政之后主动请缨协助罗典编辑课艺，罗典说：“其(周锷——引者注)初时其学其为文，属某题某姓名皆借为观摩，以收益者。至后来相踵能手倍增，亦未得遍观尽识。乃欲携其简定录出之稿本至任所刊刻，为余二十年来着其五色品题之盛心噫，又怪矣。师弟子之传习相仍，亦会有是耶。因急就案头及东西斋，裒辑付之，得一百六十余篇。不数月即印刷装钉，便邮传至。”罗典首次编辑的《岳麓书院课艺》收集了优秀的八股文习作160余篇。此后，罗典再次收集了106篇八股文，再次编辑、刻印《岳麓书院课艺》。嘉庆十一年(1811年)罗典在续刻《岳麓书院课艺》的序言中，大肆宣扬书院科举教育的效果，特别提到了嘉庆十年书院生徒彭浚状元及第的荣耀，他说：“名山萃秀，文教之浸盛日有加，知未艾矣。又往春乙丑进士榜，衡山彭君浚号宝臣得巍然大魁，洵遥省仅事，亦自有书院以来未之闻。南岳发祥科名之浸盛，今为最，又可量乎?”彭浚是岳麓书院自创建以来的惟一状元，也是清代湖南两位状元之一，山长罗典的教育之功是不可抹杀的。此后，欧阳厚均编刻《岳麓书院课艺》四集，周玉麒收集生徒时文习作223篇，编成《岳麓书院课艺》。应该说，这些课艺与书院其他藏书一起成为生徒们学习的重要书籍。
　　岳麓书院是有着深厚学术传统的著名书院，山长大多是学识渊博的学术大师，因此他们在教授科举应试知识的同时，还向生徒传授程朱、史学和经学知识。山长们认为经、史、文学是应试科举的基础，“夫所谓君子之文者，本之经以植其根，稽之史以广其识，沉潜于宋元有明诸儒之绪论，以淘其渣滓，而归于纯粹，其于，则一本先民而神明之。故其为文也，其足以阐发圣贤之精蕴，而自然不戾于绳尺。”
　　自朱张会讲之后，岳麓书院成为研究与传播程朱理学的重镇。历代岳麓书院的山长都将程朱理学作为教学的重要内容，要求生徒全面、系统地学习程朱理学，清代也不例外。李文炤制订的《岳麓书院学规》对此有明确的要求：“《四书》为六经之精华，乃读书之本务。宜将朱子《集注》逐字玩味，然后参之以《或问》，证之以《语类》，有甚不能道者，乃看各家之讲书可也。次则性理为宗，其《太极》《通书》《西铭》已有成说矣。至于《正蒙》，尤多奥僻，尝不揣愚陋，为之集解，然未敢示人也，诸君倘有疑处，即与之以相商焉。其程朱语录、文集，自为诵习可也。”由于清代科举的头场八股文从《四书》中命题，并要求运用程朱理学的观点来写作八股文。因此，通过系统学习程朱理学是写作出色八股文的重要基础。不仅如此，岳麓书院的这一学规的要求与咸丰元年辛亥恩科湖南乡试第三场第三问的试题内容基本相同，如果岳麓书院生徒参加此次考试，肯定较好地回答这些问题。
　　由于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教学方法能契合科举考试内容，从而能满足生徒获取科举应试知识的需要，因此清代岳麓书院成为湖南地区科举人才的主要培养基地，史志称书院“发科者称极盛云”。王文清执掌书院时，不少生徒获得了科举功名，其中还有几位生徒进士登第，他对此非常满意，在《岳麓留别诸子长句中》自豪地宣称：“从者八十人，蛟腾云雨施”。罗典的门人中通过科举走上仕途的也不在少数，嘉庆六年(1801年)其门人周锷说：“岳麓书院自慎斋罗老夫子以壬寅来主讲席，至今辛酉凡二十年，前后肄业生徒统计领乡荐，捷南宫与拔优行，及举孝廉方正者，不下百数十人，内官如翰林部曹教习，外官如民牧司铎类，皆卓然自立，有以仰体夫子之教”。罗典门人欧阳厚均执掌岳麓书院时，更是人才辈出，科举及第者更是不在少数。道光五年(1825年)乡试时，岳麓书院山长欧阳厚均“名下贡举四十有九人”，占该科湖南乡试录取正榜和副榜共计145名中的三分之一强。道光十五年(1835年)，岳麓书院又有28人登乙榜，占同年全省举人的40％，陶澍、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人即是此时走出岳麓书院，踏上场屋竞争之路，实现了金榜题名的梦想。
　　当然，笔者强调岳麓书院的教学内容与科举考试内容的密切关系，并非要否定岳麓书院在学术研究与传播方面的功绩。笔者认为书院的学术研究与传播有利于生徒的应举，而且生徒通过科举及第之后，又能进一步推动书院学术，乃至与书院相关的学术学派的发展。如岳麓书院生徒欧阳厚均科举及第入仕为官，后长期担任岳麓书院的山长，培养了大批经学人才。贺长龄为罗典担任岳麓书院时的生徒，乡试高中第一名，嘉庆十三年进士及第，后官至云贵总督。他邀请岳麓书院生徒魏源至其府中，共同编撰《皇朝经世文编》。该书发行之后，“三湘学人，诵习成风，士皆有用世之志”，极大地促进了湖湘士子经世学风的发展。不可否认的是，科举及第是贺长龄有能力组织并完成这样的学术巨著编纂的重要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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