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论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

   
    笔者近日研读明史，对宦官问题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宦官是男性被阉割后用以充任宫廷杂役的，是皇帝为了保持后宫女人的贞洁，进而保证皇家血统纯洁、自己一家一姓之天下得以代代相传的理想工具。而在某些历史时期，它作为一种政治势力，活跃在君主专政的舞台上，形成宦官专权的局面，对当时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各个方面产生深刻的影响。
    明朝建国之初，为了防止重蹈汉、唐宦官擅权之覆辙，保证国家的长治久安，“太祖制，内臣不许读书识字”。[1]（卷304，宦官一）然而，此项规定很快就流为具文:部分宦官受到一定的教育，具备一定的文化素质，为擅权干政提供了有利条件，这在那些与内阁分庭抗礼的宦官头目司礼监太监身上表现得尤为突出。因而明代的宦官之祸比以往朝代更加严重。宦官教育机构的设置对于宦官文化素质的提高显然起到了重要作用，探讨该机构的设置及运行机制无疑为研究宦官专政问题提供了一个新颖独到的视角。据笔者所见，目前仅梁绍杰先生《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新证》一文对明代的宦官教育进行了一些探讨。该文指出该机构有内书堂等名称，初设时间为永乐年间。[2]分析了该文所引史料，笔者认为宦官教育机构设立时间的以上结论难以成立，故此提出商榷。
    一
    从史料来源分析。
    据史籍记载，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设立时间有两种说法：宣德说和正统说。为了便于说明问题，兹将有关资料引录于下。
    持正统说的如：黄瑜《双槐岁钞》：“正统初，太监王振开设书堂”[3]（卷5，内府教书）；陆容《菽园杂记》：“正统初，太监王振于内府开设书堂”[4]（卷4）。
    持宣德说的如：刘若愚《酌中志》卷16《内府衙门职掌•内书堂读书》：“内书堂读书，自宣德年间创建”[5]；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内书堂教习内官，始于宣庙”[6]；顾炎武《日知录》：“宣德中乃有内书堂之设”[7]；《明史•宦官传》：“宣宗设内书堂”。
    值得注意的是，持宣德说的刘若愚（1584－？）、孙承泽（1593—1675）、顾炎武（1613－1682）均为明末清初生人，他们对内书堂设置的看法显然是后人追述前朝的事情，因时间久远，其真实性不免会受到影响。清人编纂的明史，当是沿袭了这种说法。而持正统说的黄瑜（1426－1497）、陆容（1436－1494）则恰恰生活在正统年间，是时人记录当时之事。因此从史料来源看，宣德说不如正统说可靠。
    二
    从“内府书堂”内涵变化的演变轨迹分析。
    梁文指出，明朝的宦官教育机构有十种称谓：内书馆，书馆，内馆，司礼监内书馆，司礼监书堂，内中馆，禁中学馆，内府书堂，内书堂，书堂。其实，冠以“司礼监”字样之外的称谓，如书馆、书堂含义广泛；内府书堂、内中馆、内书馆、禁中书馆、内书堂、内馆只能表明地点处所在皇宫之内，都是笼统的泛指，仅仅依据这些名称，就认为理所当然是特指宦官的教育机构则有失妥当,属于概念上的混淆。只有标示组织隶属的有司礼监书馆、司礼监书堂，才明确指宦官的教育机构。
    比如，无论民间还是皇宫，教育学生的机构均可称为书馆、书堂，如笔记小说《醒世恒言》李雄因老婆凌贱儿女，于是“收拾起一间书室，请下一个老儒，把玉英、承祖送入书堂读书”。[8]（卷27，李玉英狱中讼冤）此处“书堂”是指民间的教育机构。设于皇宫之中的教育场所当然也可以称为书堂，如明代诸王读书，“书堂在皇极门右厢”。[9]（卷55，礼九•诸王读书仪）书馆的含义与书堂几乎相同，如《初刻拍案惊奇》卷6《酒下酒赵尼媪迷花，机中机贾秀才报怨》写道：“贾秀才在书馆中，是夜得其一梦”[10]。
    至于内府书堂、内中馆、内书馆、禁中书馆、内书堂这几个名称，则从地点上限定了必须在皇宫之内，较之书馆、书堂而言，含义进一步明确，但是仍不能确定是特指宦官的教育机构。明人黄榆《双槐岁钞》就指出：“国初，设大本堂于内府，东宫亲王读书其中，学士宋濂、祭酒梁贞、魏观等迭为讲授，而选国子生为伴读，则布衣高启、谢徽分教之。寻命功臣子弟常茂、康铎等入侍，于是诸生出就六馆，而启、徽亦各授官。永乐中，令听选学官入教小内侍。正统初，太监王振开设书堂，择翰林检讨钱溥、吏部主事宋琰轮日入直，名为内府教书，实则与国初异矣。”黄榆详细描述了“内府教书”的演变脉络：明初设在内府的书堂（若冠以“内府书堂”之名当无可争议），受教育者很复杂，既有亲王，又有伴读的国子生，后来又改为功臣子弟侍读。明初洪熙年间的内书馆（钱溥《明故南京司礼监左监丞梁公寿藏铭》：“洪熙元年，选入内书馆读书”[11]（第53册）、宣德年间的禁中学馆（丘濬《明故司设监太监樊公墓志铭》：“公年甫十三，即入禁掖，时宣德辛亥岁也。寻以俊选，读书禁中学馆”[12]（第52册）当同属这种情况。成祖时，开始令学官负责宦官的教育。然而，正式建立宦官的教育机构却是在英宗之时。因此“名为内府教书，实则与国初异矣”。显然，内府教书的概念并非自始至终一成不变，而是有一个发展变化的过程：从起初泛指在皇宫大内进行的各种教育，逐渐固定为特指针对宦官的教育。
    梁文根据李贤所撰《御用监左少监赠御用监太监阮公浪墓表》“（阮浪）甫十余岁，特俊爽，被选入掖庭，太宗见而奇之，冀成其才，命读书于内馆”[13]（卷117，寺人），仅根据字面上的“内馆”二字，径直断定永乐时期的“内馆”与景泰、正统、天顺年间的“内馆”、“书馆”、“内书馆”、“司礼监书馆”属于前后一脉相承，未免武断。李贤文只能证明，当时“寺人”已有就学于“内馆”者，不能证明“内馆”为专为宦官而设的教育机构。因而，他认为明成祖时已有教育宦官的“内馆”，并得出永乐时期就建立了宦官教育机构的结论是不科学的。
    笔者认为，在前述多种称谓之中，只有“司礼监书馆”或者“司礼监书堂”指代明确，毫无歧义，方可依之为据，来考察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设立时间。二者可参见以下记载：
    佚名《明故司设监太监房公墓志铭》载：“公年五岁，……以俊逸简入内庭，正统己丑（按正统无己丑，或为乙丑之误，为正统十年）口也。越三载，诏选司礼监内书馆读书，授学于翰林院学士。”[14]（第54册）房太监在司礼监书馆就学的时间是正统十三年，那么司礼监书馆至迟在该年已经存在。
    杨一清《司礼监太监梅东萧敬墓表》载：“公自髫年给侍内廷，选入司礼监书馆肆业，业日以进，天顺初年，授长随。”[15]（卷117，寺人）天顺之前，萧敬在司礼监书馆学习。故司礼监书馆的设立肯定不迟于于天顺。类似的记载还有张天骏《明故内官监右少监韦公墓志铭》载：“公自天顺癸未（七年），选入内府司礼监书堂肆业。”[16]（第53册）
    司礼监书堂还见于成化年间：杨一清《明故御马监太监王公墓志铭》载：“成化丁未，被选入内廷，又选入司礼监书堂，受翰林儒臣业。”[17]（第54册）
    综上所述，根据目前掌握的资料，司礼监书堂或者司礼监书馆至迟在正统年间设立。联系黄瑜、陆容关于正统年间设立内书堂的记载，我认为，对于二者在同一时期出现，我们不应该仅仅以简单的巧合而视之。换言之，正是由于英宗年间建立了宦官的教育机构，才随之出现了指代明确的“司礼监书馆”、“司礼监书堂”这种称谓。
    三
    明代对宦官的教育，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分析了以上资料，再结合其他出土材料，我们不难得出比较符合事物发展规律的结论。
    据南京出土的南京守备内官监太监罗智的墓志，他“年十一，选入内廷，简在宸扆，功习书史，日有进益，至于道经释典，靡不博览。”[18]而他生于洪武乙卯（8年），入宫之时当是洪武十九年。可见，尽管朱元璋明令不准宦官读书识字，可是在他当政之时，就已经打破了自己立的规矩，开始了对宦官的教育。只是墓志言尽于此，因此我们无从知晓当时受教育的学生、教师等相关情况。
    到了成祖“永乐中”，则进一步发展到“令听选学官入教小内侍”[19]、“始令吏部听选教官入内教书”[20]（卷4），宦官的教育进入了由专人负责的时期。
    不过，专门的宦官教育机构的设立，则在英宗正统年间，详见前文。
    明代对宦官的教育，就是这样逐步从朱元璋时期的严厉禁止，到打破禁忌，到永乐时期有专人负责，再发展到正统年间设立组织机构，循着这样的脉络逐渐发展完善起来，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宦官教育结构正规的名称只有司礼监书堂或者司礼监书馆，内书馆、内书堂等称谓只有在特定的语境里才是指宦官的教育机构，二者不可简单地混为一谈。
    一批批目不识丁的太监经过内书堂的教育，“多聪慧知文义者”[21]（卷4），“多通文墨，晓古今”[22]（卷304，宦官一）。固然有些太监在宦官二十四衙门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但是正如明史所评论，“逞其智巧，逢君作奸”者更是不在少数，所谓“利一而害百”[23]（卷304，宦官一）。因此，明代宦官教育机构在历史上所起的积极作用也就非常有限了。

    [1][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2]梁绍杰《明代宦官教育机构的名称和初设时间新证》，《史学集刊》1996年第3期。
    [3]黄瑜《双槐岁钞》，中华书局，1999年。
    [4]陆容《菽园杂记》，中华书局，1985年。
    [5]刘若愚《酌中志》，北京古籍出版社，1994年。
    [6]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7]顾炎武《日知录》，远方出版社，2001年。
    [8]冯梦龙《醒世恒言》，天津古籍出版社，2004年。
    [9][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10]凌濛初《初刻拍案惊奇》，上海大学出版社，2004年。
    [11]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2]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3]焦竑辑《国朝献征录》，齐鲁书社，1996年。
    [14]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5]焦竑辑《国朝献征录》，齐鲁书社，1996年。
    [16]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7]北京图书馆金石组《北京图书馆藏中国历代石刻拓本汇编》，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年。
    [18]周裕兴《由南京地区出土墓志看明代宦官制度》，朱诚如、王天有主编《明清论丛第一辑》，紫禁城出版社，1999年。
    [19]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北京古籍出版社，1992年。
    [20]顾炎武《日知录》，远方出版社，2001年。
    [21]顾炎武《日知录》，远方出版社，2001年。
    [22][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23][清]张廷玉等撰《明史》，中华书局，1974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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