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星划过夜空之董其昌

    若以金钱的价值为衡量，那么，古往今来中国最“贵”的画家当非董其昌莫属。1989年，美国佳士德拍出一幅董氏山水画，创下了160万美元的天价。这是中国古代绘画在世界市场上的最高价。
    被傅抱石先生推为“画坛唯一宗匠”的董其昌，上海人。明嘉靖34（1555）年出生。
    圣人自古多磨难，这句话几乎可以放在任何成功人物头上。谁能想到被后世誉为“书圣”的董其昌，在当年考秀才的时候，却是因为书法不佳而被考官由第一名改为第二名呢？越是有才的人越是受不得这种刺激。从此以后，董其昌不仅在书法上下足了工夫，还发疯似的把前朝今世的优秀书法名家学了个遍。并由此有了广求名书名画的习性（当然，同时还养成了一个极其卑鄙的坏毛病：再也见不得别人的字写的比他好了）。
    万历17（1589）年，董其昌得登三甲。先入翰林院，继而任太子太保。仕途上一片光明。然而，他的兴趣似乎从未投注在当官上，或者说是从未想到过当个“好官”。面对当时残酷而激烈的党争，稍有风吹草动，政坛上就找不到他了。在官场上，他不仅会躲避，还更善于保护自己：眼看魏忠贤的生辰日子到了，他大张旗鼓地骑马郊游，“一不留神”把手摔断了。于是乎，为魏阉写寿表的任务就落到“北董南张”的张瑞图同志身上了（后来，张家因此蒙难）。
    沉沉浮浮，他赋闲的时间总是多过在职的时间。但是，这也给了他充裕的时间与精力去从事他真正喜爱的事情：书画与敛财。纵观其一生：在这两样上留下的事迹也是最多。
    由于有钱有势又有时间。董其昌阅遍了历朝历代的佳作。并深得其中三昧。在书法上，他最推崇米芾与杨凝式；若说对米、杨还是有仰望之意的话，对于另一位绝代的大家赵文敏，他则把自己与之相提并论了：“与之互有短长”是他对自己与文敏的比较，亦是对赵孟頫这位大宗师的最高评价。而对当代的如文征明等人，他是早就不放在眼里了。“自信是成功的保证”这句话放在董其昌身上也是一点不错的。正是这种自视极高的眼界，也为董其昌开拓了一个新的广阔天地。
    风雅风流，却丝毫不耽误董其昌成为历史上有名的土豪劣绅。明代的大官僚基本上同时是大地主。对土地的强取豪夺，是董其昌人生的另一大嗜好。为此，董氏甚至和海瑞相抗衡过。更有对于书画的热爱而带来的恶癖：每见人家有好的收藏，总是不择手段或骗或抢的据为己有。有时借来一幅古画，还回去时，变成了他自己临摹的赝品。更有甚者：一幅好端端的古人佳作，上半段是真迹，下半截是他的续貂之笔。贪婪的欲望产生的是恶劣的行为。不仅是霸占土地房产，进而是强抢民女，甚至逼死了当地的读书人。终于，万历44（1616）年，上海、青浦等地的民众发起了一次在当时有名的骚乱。愤怒的暴民捣毁了董其昌的宅第，并连同其上千件珍藏付之一炬。后来，董家花了大把银子才平息此事。
    人品是人品，画品是画品。现实中的龌龊下流丝毫不影响董其昌在形而上领域的灿烂与辉煌。一部《画禅室随笔》牢牢地奠定了董其昌在中国绘画史上的宗主地位。他不仅对前人的历史作出了精辟的总结，尤其是为后来者们提供了最佳的成功之路。
    画坛“南北宗”理论的推出与确立，把“院体”绘画彻底地踢进了冷宫。而以“禅理”论艺，又从此把中国绘画推上了一个玄而又玄的的境地，从他开始，中国绘画的走向越来越窄，“文人画”成了画坛上的唯一表演者。而讲究技法的巨匠（如仇英辈）们的笔墨也再不见踪迹了。十七世纪中叶的中国，由于董其昌的出现，中国绘画在最成熟期得到了最完美的总结，亦宣告了自己衰败期的开始。说董其昌是古今画坛第一人，当不为过。
    他的绘画理论，亦影响了世界。贡布里奇不仅以董“先师古人，后师造化”的理论作为欣赏东方艺术的最佳视角，更以此为自己的形式美学理论增添了注脚。
    所谓“南北宗”论，无非是向内心求画还是向天地求画。说是在谈画，亦可说是在说禅。然而，几百年来，对董氏向来是望其项背，谁又明白其本心呢？当代书画鉴定大师徐邦达老先生说过很残酷的一句话：董其昌的传世作品，好的，多是赝品。
    崇祯9（1636）年，董其昌逝世。82岁的高龄证明了他所说：古董使人祛病延年、文人画使人多寿。
    董其昌为几百年来的后人编织了一个任谁也飞不出去的大金丝笼子。在其中扑腾得最欢的鸟儿有两只：八大山人和苦瓜和尚。然而，飞出笼子的却没有，一只也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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