恤农为政事之本—记新发现清阎敬铭撰《虞乡县强宜庵免减差徭记》碑

    
    新发现立于清末同治年间的《虞乡县强宜庵免减差徭记》碑，集中反映了撰写碑文的阎敬铭的民本思想和经济思想。作者从社会治乱、政权存亡的高度立论，通过对我国封建社会唐以后赋役制度流变的阐述和评析，赞扬了虞乡县邑侯强宜庵上任伊始废除繁杂差徭、减轻农民负担的政绩，突出强调了“恤农为政事之本”的深刻命题。
    1998年初，一块古碑在永济市虞乡镇被发现。碑石青质，高2米，宽0．76米，厚0．16米。碑冠与碑座不存，唯碑体尚完整。发现时碑身被当作虞乡镇油厂大门下水道上的铺板。经磨洗抄录，辨识标点，正面碑文尚完好无损，字迹清晰。碑阴剥泐较重，依稀可辨为邑侯减免当地徭役诸项科条，多不可识。笔者有缘一睹此碑，并对照拓片，细校细勘，感到碑文内涵丰厚，弥足珍贵。
    这块碑题名为《虞乡县强宜庵免减差徭记》，立于清朝同治十三年（1874年），是当地十二位生员、监生代表农民百姓为虞乡县邑侯强宜庵拥立的德政碑。碑文由前工部右侍郎阎敬铭撰写。阎为陕西朝邑（今属大荔县）人，清季名臣，同治间负疾避乱，躬耕于中条山下，日与农民为伍，历久情深。他体恤民苦，受众人之托，慨然命笔。凡750字，碑文开始说道：“天下有苦无复之而仍忠于事上者，其农民哉！不知其忠，遂不知其苦，不仁之甚者也。孟子言王政，首以不夺农时，宽其徭役，使天下知农之利，农之乐，而世於治。”碑文撰写者全然抛开固有的套式，力避窠臼，从心底迸出“天下有苦无复之”的慨叹，足见作者爱农悯农、体恤民间疾苦的情怀。作者引述孟子“民本”思想，旨在阐明“恤农为政事之本。”
    这篇碑文不古奥，不艰涩，通俗易懂。作者从社会治乱、政权存亡的高度立论，通过对唐至明清不同朝代赋役制度的具体评述，在历史流变的大背景下，叙明虞乡县邑侯强宜庵“来权虞篆，下车之始”，即刻免减当地差徭，使得“民间乃有生趣”后，归旨为“恤农为政事之本”这一深刻的社会命题。作者撰文时，“负疾避寇，力耕中条山下……日与农民伍深”，“目睹农民卖妻鬻子，泣涕愁悲，无可如何”，全然没有置身事外，恰是“虞民之苦同为受之”，“强侯莅任，大宽前政”，并发出“恤农为政事之本”的感叹。
    碑文作者还立足社会经济的发展，对唐、宋、明、清四朝赋役制度的演变进行了分析：“……唐杨炎并租庸调为两税，丁口庸钱已归入两税矣，而宋人算丁以定役。前明万历中定一条鞭法，举一切无名杂征并之正供。是役法已入赋税矣，而复出于常赋之外。古之所谓宽之者，宋与明皆增而加厉焉，而农民愈不堪命。我朝制度超轶往代，定制永不计丁，大兵大役虽资民力，定制仍准报销。举千古纷纭变更，历无善策之役法，一举而荡涤之。”这段文字可视为撰碑者为唐代赋役租庸调制过渡到两税法、宋人“算丁以定役”、明代一条鞭法到清代“定制永不计丁”之役法新作的精要小结。言简意赅，概括力强。
    有阐释，有评析，为今人了解和研究唐宋以后经济赋税制度的发展变革，提供了珍贵的参照史料。
    我国封建时代的赋役制度，自唐以后进行过数次较大的变革。不论是租庸调制的“以丁身为本”，还是实施两税法后的“以资产为宗”以及明代一条鞭法中的赋役合一等等，说到底仍然是统治阶级变本加厉、剥削手段不断改进而已。每一种新法的实施，广大农民在短期内虽得到一些休养生息的好处外，很快便又跌入苛征暴敛、敲骨吸髓的新泥淖。真可谓“任是深山更深处，也应无计逃征徭。”（唐杜荀鹤《山中寡妇》）作者笔下的“古之所谓宽之者，宋与明皆增而加厉焉，而农民愈不堪命……举千古纷纭变更，历无善策之役法”，应是唐宋以后封建赋役制度的真实写照，也是作者熟谙赋役变革、统摄历史、彰往察来、心系苍生的一种卓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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