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适先生是如何痛斥国民党的？

    
    胡适先生是一个很独特的人，他生性宽厚，对普通百姓、对纯粹的论争对手，对弱者都是温文而雅的，但他对在上的有权者甚至是最高统治者则一向是敢于直言抨击而毫不留情的，而且，他总是堂堂正正地站在阳光之下，站在统治者的火力范围之内进行有危险但又非常负责任的批判，不哗众取宠，不悦上媚下，不钓名沽誉。他从不站在国外批判政府，也不愿跑到租界里去骂政府，而且为了负起责来，他从来不写匿名文章。他的勇敢是实实在在的，却不会让人轻易觉察到他的勇敢，这又反过来证明，他的勇敢的确是实实在在的，是无丝毫宣传、标榜和作态的。
    1929年10月10日，国民党的中宣部长叶楚伧发表了一篇《由党的力行来挽回风气》的“大文”，说中国在清朝之前本来就是一个“由美德筑成的黄金世界”，都是后来的社会和种种力量（如张献忠、白莲教、研究系、洋大人和买办等）把中国的美德给败坏了。这种顽固的保守复古心理，是胡适先生断然不可接受的，正如胡先生所言：300年前的中国也不是由美德铺就的世界，张献忠之前有魏忠贤，魏忠贤之前有刘瑾，白莲教之前也有下流的拜生殖器的中古宗教，此外，吃人的礼教、夹棍、板子、血泪筑成的贞节牌坊以及五胡之乱都是在洋大人进入中国之前就有的。
    所以，胡先生以庄严的态度宣布：“我们从新文化运动者的立场来看，不能不宣告叶部长在思想上是一个反动分子，他所代表的思想是反动的思想。”
    接着，胡适先生顺藤摸瓜，从中宣部长荒唐的言行追索到叶部长的反动思想究竟有几分可以代表国民党，检讨国民党在文化领域里的保守心理和反动态度，具体表现在以下诸方面：拒绝白话文运动的积极成果，至今还在使用骈文的函电和古文的宣言，小学教育用国语而报纸还用文言，使学生学非所用，严重浪费教育资源，阻碍社会的进步与发展，丧失所谓“革命政府”的胆识与勇气。
    所以，胡适先生再次庄严地宣称：“在文学革命方面，我们不能不说今日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接着，胡先生又从文学革命上跳跃到思想自由方面。他认为，新文化运动的一件大事业就是导致思想的全面解放：批评孔孟、弹劾程朱、质疑上帝，为的是要打倒一尊的门户，解放中国的思想，提倡怀疑的态度和批判的精神。而现实又是严峻的：上帝可以否认，而孙中山不许批评；礼拜可以不做，而总理遗嘱不可不读，纪念周不可不做。而自由编写的教科书也被禁止上市。更不可谅解的是，一个负责任的学者说几句负责任的话，便可以惹起很多个党部来呈请中央政府给予捉拿。
    椐于这种种恶劣的现实，胡适先生庄严地宣称：“在思想言论自由这点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政府所代表的国民党是反动的。”
    进而，胡先生总结道：“所以在对新文化的态度上，我们不能不说国民党是反动的”；“从以上三项事实来看，至少从新文化运动的立场来看，国民党是反动的”。
    紧接着，胡适先生从国民党的历史背景和理论根据来分析国民党对中西文化的态度。他指出，国民党的运动是一种极端的民族主义运动，自始就拥有拥护传统文化的保守性质，因此时时容易生出种种的反动行为和形形色色的反动思想。因为凡是狭义的民族主义运动，总含有一点文化的保守性，往往倾向到颂扬固有文化的老路上去。中国的民族主义运动也是如此，而且为了抵制新文化运动对固有文化的冲击，在国内也生发出一种“保持国粹”的运动，来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围堵和绞杀，于是，“国学保存会”、“南社”等保守团体也随之而生。
    加之，国民党夺取政权之后获得了专制的力量，使国民党开始沉醉起来，于是复古成为了国民党的一股新的思潮，国粹的呼喊声也越来越响亮，文言、骈文的风气又死灰复燃了，于是新文化运动的思想遗产成为一种罪魁祸首，国民党原来为取得政权而隐藏起来的反动思想又开始公开地招摇过市不加掩饰了。
    最后，胡适先生从整体层面上检视了国民党的的在历史上表现出来的种种反动思想，他大声疾呼国民党改变这种不良状况，希望引起国民党的自觉和反省乃至改变。他认为，一个在野的政客的言论是私人的言论，他的错误的责任在于他自己，但一个当国的政党的主张则为一国的公器，已超出私人责任的范畴。他认为，一个当国的政党的思想若含有不合时代的反动倾向，她的影响可以阻碍一国文化的进步，所以为着国家的进步，负责任的公民应该对这种反动思想诚恳地给予指摘，所以我们全体国民要明白地指出国民党的很多思想是很反动的，如果国民党不能自觉纠正这种反动思想，就会在不远的将来沦落为一个“反时代的集团”，“决不能作时代的领导者，也决不能担当建立中国新文化的责任”。
    胡先生又严厉地指责道：今日的国民党到处念颂“革命尚未成功”，却全不想促进“思想之变化”！所以，他们天天摧残思想自由，压迫思想自由，妄想做到思想的统一；殊不知统一的思想只是思想的僵化，不是谋思想的变化。而国民党之所以大失人心，一半是政治上的设施不能满足民意，一半却是因为思想的僵化而丧失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而前进的思想界的同情完全失掉之日，便是国民党油干草尽之时。
    胡先生又警戒国民党要虚心地改正自己的反动思想，不要撒损人不利己的坏脾气，应当不自居反动之名，“做点不反动的事业来给我们看看”，至少：
    （1）废止一切鬼话文；
    （2）通令全国日报、新闻论说一律改用白话；
    （3）废止一切钳制思想言论自由的命令制度、机关；
    （4）取消统一思想与党化教育的迷梦；
    （5）至少先学学专制帝王，时时下几个罪己诏。
    他以斩钉截铁的口吻质问道：“如果国民党做不到这些最低限度的改革，那么，即便把我的骨头烧成灰，将来总会有人会替国民党上‘反动’的谥号的”。
    当时，国民党正是刚刚统一全国，专制力量达到最颠峰的时刻，胡适先生以一个独立知识分子的人格和胆识，从制度层面，颠覆性的批判了国民党的错误的理论基础，并且明确地指出了国民党的病根和应该前进乃至洗心革面的新方向，这需要莫大的勇气，也需要非凡的智慧，抚今追昔，先贤的品格和精神值得我们奉为楷模，学习和品位再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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