晏氏转型

    
    《晏子春秋•外篇第七》中记载了一段晏子改规则的故事。晏子名婴，卒于公元前500年是与孔子同时代的齐国贤臣，年龄大概相当于孔子的父辈。
    故事说，齐景公派晏子去东阿当领导，在晏子领导东阿的第三年，齐景公把他召回来训斥了一顿。齐景公说：“我还以为你挺有本事呢，派你去治理东阿。现在你竟把东阿给我搞乱了，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吧，寡人要狠狠处理你。”晏子的态度极好，立刻表示改正，他说：“请允许我改弦更张，换一个办法治理东阿。如果三年治理不好，我情愿以死谢罪。”齐景公同意了。
    第二年，在晏子上来汇报税收工作的时候，齐景公迎上前去，祝贺道：“好极了你治理东阿很有成绩嘛。”
    晏子回答说：“从前我治理东阿，后门全部关死，贿赂根本就没有。池塘里的鱼都造福穷人了。那时候老百姓没有挨饿的，而您反而要治我的罪。后来我治理东阿，大走后门，大行贿赂，加重老百姓的税赋，搜刮来的财富不入国库，都孝敬您左右的人了。池塘里的鱼，也都入于权贵之家。现在东阿的老百姓有一半在挨饿，您反而迎上来祝贺我，我这人傻，治理不了东阿。请您准许我退休，给贤能的人让位。”说着连连磕头，请求退职还乡，齐景公听了，从座位上走上来道歉说：“请你一定勉力治理东阿。东阿是你的东阿，我不再干涉了。”
    分析这个故事，我们至少可以发现三个要点。第一，晏子初期实行了一套政策，那是公认的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不媚上不欺下;第二，晏子后期实行了另外一套政策，特征就是欺下媚上;第三，合乎仁义道德的政策顶不住巨大的压力，被迫向潜规则转变。这三个要点构成了一个堪称经典的制度变迁模型。读读中国历史，这类制度变迁总是在人们的眼前晃来晃去，为了识别方便，我们干脆给它起个名字，叫作晏氏转型。
    在晏氏转型的前型中，老百姓也要纳税，但是还不致于被剥夺到挨饿的程度。在晏氏转型的后型中，老百姓的赋税大大加重了，一半的人在挨饿，继续下去，恐怕纳税人口将锐减。
    在《晏子春秋》这本书里，晏子治东阿的故事先后讲述了两遍，上面引用的那个版本是在“外篇”里讲的，还有一个版本是在“内篇”里讲的。在内篇的版本里，晏子刮穷了百姓，喂足了权贵之后，齐景公将晏子召回嘉奖，同时还让晏子介绍一下经验——你是如何取得如此巨大的成绩的。于是晏子向齐景公分析了前后两种政策所涉及的利害关系。听听这位贤人的分析，我们可以找到仁政堕落为苛政的压力来源，领会晏氏转型的动力机制。
    晏子对齐景公说：过去我治理东阿，堵住小路，关紧后门，邪民很不高兴;我奖励勤俭孝悌的人，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不高兴;我断案不偏袒豪强，豪强很不高兴。您左右的人求我办事，合法我就办，不合法就拒绝，您的左右很不高兴;我侍奉权贵不超过礼的规定，权贵们也不高兴。邪民、懒民、豪强这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坏话，您的左右和权贵这二谗在里边进我的谗言，三年内坏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
    晏子说，后来我小心地改变了政策，不堵小路，不关后门，邪民很高兴;不奖励勤俭孝悌的人，不惩罚小偷坏人，懒民很高兴;断案时讨好豪强，豪强们很高兴;您的左右求我办事，我一概答应，您的左右很高兴;侍奉权贵超出了礼的规定，权贵们很高兴。于是三邪在外边说我的好话，二谗在里边也说我的好话，三年内好话就灌满了您的耳朵。其实，我过去招致指责的行为才是应该奖赏的，我现在招致奖赏的行为正是应该惩罚的。所以，您的奖赏我不敢接受。
    晏子把讨厌正式规则和喜欢潜规则的人分成了两类，一类是民间的“三邪”，另一类是统治集团内部的“二谗”。这两类人的利益所在决定了他们的好恶，而他们的好恶关系非常重大。
    晏子得罪了这个集团，自然要成为他们游说攻击的目标。
    二千多年之后回头再看，我们就必须补充上这一点：包括晏子本人在内的官僚集团也是可以从晏氏转型中获益的。他们可以参与分肥，可以多吃几口虾米。在三邪二谗之上再加上这块砝码，理想秩序向潜规则坠落的速度将愈发势不可挡。
    让我们在想象中变成这块砝码，设身处地验证一下这个说法。
    最开始，我们遵守仁义道德，不欺下不媚上。这是理想中的为官之道，在历朝历代的官场上确实也可以找到这样的清官。可是我们在抵抗堕落的诱惑，努力当一个忠君爱民的好官的时候，竟然受到了来自上边和下边的强大压力。我们发现，原来上边是很想让我们媚的，不媚就有祸。而媚上就要上贡，就要贡鱼贡虾，这就难免欺负下边，让鱼虾们倒点霉。我们进一步认识到，原来老百姓并不难欺负，欺负了他们几次，他们也没什么办法。那么我们如何是好是放弃仁义道德，转而采取欺下媚上的官场生存策略呢，还是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从利害关系的角度看，对抗当然是要倒霉的，听话才有出路，自己也可以跟着沾点光。但是从道德是非的角度看，欺下媚上毕竟有点不对劲，怎么办这是每个官员都躲不开的实际问题，也是一个可以逼迫大多数人显现原形的问题。如果碰上思想不那么纯洁，立场不那么坚定的人，恐怕就会冒出这样的念头：我对抗领导，然后丢掉饭碗，真能起到什么好作用么白白牺牲了自己，换上来一个新的，说不定一点良心也没有，欺压老百姓更加残酷，还不如我的温和欺压呢。为了减轻“东阿人民”的损失，我要坚守岗位，多跟领导合作，少搞对抗。——如此一想，良心竟然被我们糊弄平整了，我们也就可以坦然地媚上欺下了。
    晏子毕竟不是等闲之辈，他聪明过人，路子也过人。晏子拒绝正面回答问题，避开了选择的政治风险和良心负担。他利用最高领导亲自听取汇报的机会，把不同的选择方案及其后果摆到了领导本人面前，请领导替他做主。最高领导倾听之后，亲笔批示：特准晏子在官场上遵守仁义道德，不媚上不欺下。钦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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