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溃是没有预警的

    
    宇宙在大爆炸中产生，此后一直在扩张；宇宙也是有生命的，某时可能开始收缩、坍塌。国家和文明也都是有机体，如生物一样。这是一个世纪以来盛行的理论。
    在这100年中，西方关于国家、文明崩溃的研究绵延不断。现在，中国正热衷于国家崛起论，我们也必须了解崩溃理论。在乐观情绪中，系统收缩与崩溃的教训尤为重要，因为大多数理想都在中途破灭。
    有必要指出的是，在当今，扩张与收缩指国家与文明的生命力、影响力的增加与减少，不再是边界的扩张与收缩。
    国家或社会的崩溃
    像其他复杂系统一样，复杂社会的崩溃可能突然到来，而且是在其生命力、影响力似乎仍在增长的时候，没有明显衰落作为预警。现代国家是复杂社会的一种。
    复杂社会崩溃的原因有很多，其中必有不可持续的道德、环境、发展模式，以及统治阶层过分侵占资源，把个人利益和集团利益放在国家利益之上，为控制社会而投入过高的成本。约瑟夫·泰恩特在《复杂社会的崩溃》中总结说，崩溃是由于对复杂社会的投资边际回报在降低。例如维护稳定的成本，在一段时间之后，极高的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稳定，同时，财富不能满足权贵们增长的欲望，而平民却不愿意再承受那么沉重的剥削，他们想保留属于自己的财富。这时统治者需要更多的投入，征收更多的税赋。于是，表面稳定的社会在走向崩溃的临界点。某一天，崩溃将突然出现。
    崩溃可能是国家、文明的彻底结束，更多时候是下一个周期的开始。在后一种情况下，复杂社会在崩溃之后仍是社会，只是不再那么复杂，因此，对社会的各种投资回报又开始增加了。
    在1980年代中期，许多人认定苏联已经在两强相争中占据了上风。保罗·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中警告美国不要过度扩张。这本书出版3年之后，苏联突然解体。因为苏联先走一步，美国才没有崩溃，反而因为冷战胜利而享受到“和平红利”，于是顾盼自雄。
    但肯尼迪的警告仍然有效。冷战之后，美国没有停止扩张，2008年开始的金融危机进一步暴露了美国精英阶层的贪婪。2009年，美国出现了茶党，反对政府的高税收、高支出，声势浩大。茶党的出现是偶然的，无组织、无预谋的。
    清朝的兴衰
    越复杂的社会，其崩溃的可能性越大。从秦朝开始，中国的政治系统是刚性的，缺乏弹性，因此不免崩溃。中国人持历史循环观，把崩溃与再生视为当然。
    在一个王朝之内也有崩溃与重建。清朝历史可以简单地分为两大段：康乾盛世、同治中兴。两个时期之间是延缓了的萎缩。盛世之中蕴藏衰退，盛世之后就是衰世。在1860年前的10年中，清朝频受打击：太平天国、捻军在大片国土上纵横驱驰；英法联军攻入北京，皇帝出逃；俄国割走外东北，窥伺西北。1861年咸丰皇帝驾崩的时候，大清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这时出现了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才有了“同治中兴”(1862-1874)，清朝又维持了40多年。
    清廷在崩溃的边缘上开始了改革开放。它有对外开放，却从来没有真正的改革。在甲午战争、庚子之乱之后，官府似乎稳定了局面。但1911年，在武昌偶然发生了士兵暴动，辛亥革命终于不可阻挡。
    清朝在极其危险的时候没有灭亡，却在好像安全的时候突然崩溃了。其实，在太平天国兴起之后，大清一直在向崩溃的临界点摆动。
    中国历史上的扩张与西方的扩张不同，主要是对内扩张。在腐败扩散之后，官府的工作是搜刮，而不是激励创造财富。所以，中国社会的崩溃往往是内爆。在镇压民众的技术发达的时候，系统崩溃的原因必然是腐朽，不可能是反抗。腐败和镇压的成本日益高昂，至不可承担。
    在那样的社会里，社会精英是掌握大权的人以及通过权力获取利益的人。他们凭着本能聚敛财产，并凭着本能嗅到危险，把财产转移到安全的地方。为了维护这样一个过程，他们压制理性提出的警告，拒绝改革，把危险的现实描绘成美好的画卷，由此锁定了崩溃的必然。但崩溃的时机有偶然性，不是人的智力所能预见的。
    作为一个潜在世界大国，中国要为国际秩序的可能崩溃做好准备，同时更须远离国内临界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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