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清官的的价值取向

　　一、忠君爱国：清廉的价值基础
　　食君禄而忠于王事，这是古代清官提倡节俭清廉最根本的价值基础。宋朝被真宗皇帝称为“忠良纯厚，始终如一”的中书侍郎李沆，在太宗朝即拜给事中、参知政事，礼部侍郎兼太子宾客。真宗朝户部侍郎、参知政事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监修国史，咸平初年改中书侍郎，又累加门下侍郎、尚书右仆射。是两朝元老，官高爵显。但是，李沆始终清廉，史书记载，李沆的宰相府第，厅事前仪容旋马。有人说太窄了，李沆笑笑说：“居第当传子孙，此为宰相厅事诚隘，为太祝、奉礼厅事已宽矣。”至于垣颓壁损，就从不去考虑修葺。家人屡屡劝说李沆修建居第，李沆从不答应。他的弟弟更是不停劝说，李沆说：“身食厚禄，时有横赐，计囊装亦可以治第，但念内典以此世界为缺陷，安得圆满如意，白求称足?今市新宅，须一年缮完，人生朝暮不可保，又岂能久居?巢林一枝，聊自足耳，安事丰屋哉?”身居高位而安于清廉，始终勤于王事。李沆曾对不理解他的人说：我这个人没有什么本领，由于皇上偏爱，我才做了中书侍郎，提倡节俭是我的责任。在这里，李沆把忠君和清正廉洁联系起来，忠君是他为官清廉的思想根源。
　　值得提出的是，古代清官头脑里的君王、国家和天下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清廉与忠君和心系国家安危、先天下之忧而忧是高度统一的。南宋抗金名将岳飞曾言：若文官不贪财，武将不怕死，则天下太平。而早他一千多年的春秋时期鲁国宰相季子文为官清廉，他也表达了相同的看法：一个国家的大臣如能厉行节俭，艰苦奋斗，上行下效，百姓齐心，这个国家必然会越来越强大。
　　虽然在王朝专制制度下，君王都会认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朕即天下”，天子拥有一切。但是，清官们那种把忠于君王与为国家尽责统一起来，与那种只会投皇帝之所好、只忠于君王个人的忠君完全不同。在中国古代，贪官中也不乏忠君者，清代乾隆朝著名的大贪官和坤对其主子乾隆皇帝就非常忠心，史书记载：“高宗若有咳唾，和坤以溺器进之。”作为首席大学士，和坤对乾隆居然体贴到连太监们做的事也做。但是，他对乾隆的忠心，忠的只是皇帝一个人，为的却是自己难以填满的私欲，而不是天下的安危。他大量搜刮民脂民膏，据为己有，极大地加剧了清王朝的危机。这与清官的忠君有天壤之别。
　　二、造福百姓：清廉的价值追求
　　如果说忠君爱国是着眼于国家或者天下这个整体的话，那么，造福百姓作为清官廉洁的另一个价值追求，就是关怀一个个具体而活生生的人。“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这既是百姓对官员的期盼，也代表着古代清官自觉的价值追求。为官一任，造福一方，当官就是要能够造福百姓、利于天下苍生。怎么做到这一点?就是要清正廉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唐朝清官李日知，曾在则天、中宗、睿宗三朝为官，官至宰相。史书上说他"事母至孝，廉洁奉公，不治田园，家产屡空。”李日知虽为高官，心中念叨的常常是百姓的疾苦，他常告诫家人：国家还不富强，百姓温饱尚未解决，我要金钱何用。李日知深刻认识到，百姓是官员的衣食父母，因此，更要清正廉洁，他说：我身为朝廷命官，吃的是百姓种的五谷，穿的百姓织的布帛，住的是百姓盖的房舍，理当忠直清廉，奉公守法，怎能以私废公，图谋私利呢?正因为有这种认识，为官清廉，造福百姓成为他一生的价值追求。通读其他清官群体，如清朝被康熙皇帝誉为“天下第一廉吏”于成龙、汉朝悬鱼太守羊续、太守刘宠等等，人们很容易从他们身上解读到这种共同的造福于民的价值追求。北宋名臣范仲淹有一句话概括了清官的这种为国为民的价值取向，他说：人生应以效命国家，服务社会为乐，岂能重视物质和居室的享受呢?有了多余的俸禄，就应该拿出来济助穷人，那不是比自身享受更好得多吗?相反，如果没有这种为民的价值取向，那就万万不能产生为政清廉的行为选择，古来多少贪官赃官，莫不是视百姓为草芥，漠视民众疾苦。
　　三、坚守节操：清廉的价值定位
　　以君子的标准作为行动的准则，是古代清官对自己人生观价值观的定位。何为君子?君子是古代哲人对人所提出了一种道德评判，君子的标准是什么呢?所谓安贫乐道，斯为君子。乐道，即是前面所提到的忠君爱国、造福百姓苍生。而安贫，则是要求倡导节俭清廉，安贫与乐道一样，都是做君子的价值目标，自然也是清官所追求的价值取向。
　　为了追求君子清廉的价值定位，古代清官往往把名节看作比生命还重要的东西。在清官史话中有个著名的“天知地知，你知我知”的故事：东汉太尉杨震为官清廉，不谋私利。他始终以“清白吏”为座右铭，严格要求自己，“不受私谒”。杨震在由荆州刺史调任东莱太守赴任途中，路经昌邑(今山东巨野县东南)时，昌邑县令王密，是他在任荆州刺史时举“茂才”提拔起来的官员，听说杨震途经本地，为了报答杨震的恩情，特备黄金十斤，于白天谒见后，又乘史深夜静无人之机，将白银送给杨震。杨震不但不接受，还批评说：“我和你是故交，关系比较密切，我很了解你的为人，而你却不了解我的为人，这是为什么呢?”“我若收下你的黄金，被外人知晓，岂不坏了我一生的名声吗?”王密说：“现在深夜无人知道。”杨震说：“天知、神知、我知、你知怎能说无人知道昵?”受到谴责后，王密十分惭愧，只好作罢。在这里，“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已经超越了他人的道德评判，而化为自身的一种道德警醒和自律。这种节俭清廉的君子之德在很多清官那里都得到到过显现。清代被康熙颂为“天下清官第一”的张伯行在任福建巡抚时曾写下“禁止馈送”檄文，其中有这么几句话：“一丝一粒，我之名节；一厘一毫，民之脂膏；宽一分，民得益不止一分；取一分，我为人不值一文”，并把这几句话写成匾额挂在衙门口。清正廉洁与做官的名节、做人尊严的之间的内在逻辑在这几句话中表现得淋漓尽致，确实不得不让人们对清官们清正廉洁的价值取向肃然起敬。
　　四、为人楷模：清廉的价值目标
　　以自身的清廉影响世风、为人楷模，是古代清官的又一价值目标和追求。汉灵帝时羊续为南阳郡太守为了拒贿，把乡人送的鱼悬挂在衙门口，表示连一条鱼这样的礼也不收，从而彻底堵住了贿赂之路，被人们称为悬鱼太守。他认为，官员的清廉能影响社会风气，要正南阳一郡之风，首先要从郡衙、县衙做起；要正郡衙、县衙之风，首先要从我羊续做起。宋辽时人张俭为辽圣宗宰相，为了匡正当时流行的奢靡之内，带头提倡节俭。北方天寒地冻，但他不穿貂皮袄，只穿普通的羊皮袄。搞得皇帝和大臣都很不理解，他解释说：现在大家的生活很奢侈，不知道节俭。我作为宰相，应该做个榜样，好让大家改变这种风气。他身为宰相衣食俭朴，其他大臣也只好跟着降低了衣食标准。
　　有的人会尽其可能为子孙多留一些物质财富，这也是有的巨贪为什么聚敛起几辈子也用不完的财富的根本原因。而另些智者则深深地明白富不过二代的道理，因此会更深入地思考该为子孙后代留下什么的问题。为子孙留下宝贵的精神财富，比为他们留下物质的财富更好，这是古代清官一致的价值判断。清代民族英雄林则徐曾对劝他为子孙积财的人说：“子孙若如我，留钱做什么?子孙不如我，留钱做什么?”既然如此，官员该为子孙留下什么呢?那无疑是精神财富了。
 
　　(本文作者：万瑞林  中共上饶市委党校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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