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征治国安邦的政治智慧

　　魏征是学习历史的人最为熟悉的一个人物。唐代前期在正史和野史中许多脍炙人口的故事大都与魏征有关。魏征是一个被神化了的人物，有点类似演义中的诸葛亮。不过两人的性格不同。诸葛亮是以谨慎著称的，而魏征是以犯颜直谏闻名的。毛泽东讲“兼听则明，偏信则暗”，就是魏征的名言。魏征和唐太宗的关系．被史学界认为是封建社会历史上最好的君臣关系之一。魏征死的时候唐太宗大哭，认为失了一面镜子。那个著名的“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的典故就来源于此。有人讲，没有魏征就没有唐太宗时期的贞观之治，这种说法颇具道理。历史上的魏征确是唐代最著名的政治家．是佐成贞观之治的大唐名相。今天我们讲他的治道政术很多都在《贞观政要》有记载。所谓政要，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主要政治思想。可以概括为“一个核心、五个要点”。
　　一个核心就是怎样保持国家的长治久安。这是魏征治道政术的中心议题．也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治国理政的核心目标。唐太宗是通过战争和政变取得天下的，对如何治理好天下，确实缺乏理论和实践上的准备。所以对怎样治理好国家．保证政权不得而复失，不重蹈隋朝灭亡的历史覆辙，一直是唐太宗的头等大事。他经常与群臣探讨如何治理国家，其核心就是如何守业问题。所以在创业与守业的关系上，强调要害是守业，用唐太宗自己的话说就是“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这其中最主要的谋臣就是魏征。有人说，魏征是唐太宗治道政术中的核心人物是不过分的。怎样才能实现国家的长治久安呢，魏征的主要思想有五个方面：
　　第一，提出了“以德治国”的总方略。用什么方略治国，这是治国理政的首要问题．是任何一个统治者必须回答和解决的头等大事。从当时的情况看，唐太宗夺取政权后，用什么样的指导思想治理国家，存在着严重分歧。一派是以封德彝为代表．认为天下这么乱，必须采取严厉镇压的政策．否则是不能安定天下的。结果是越镇压越混乱，唐太宗在镇压窦建德起义军余部刘黑闼的过程还险遭覆灭。魏征主张用教化、行德治，认为“大乱之后人心思定，”建议太宗实行教化。他讲“凡人在危困，则忧死亡；忧死亡，则思化；思化，则易教。然则，乱后易教，犹饥人易食也”。也就是说，如果一个人活得好好的，你去教育他要这样要那样，他不一定听你的；如果他在很危困的时候，你告诉他如何做，他是很容易听的。结果唐太宗采纳了魏征的建议，确定了实行教化、轻徭薄赋、与民休息的以德治国方针，并努力实行，被称为“力行不倦”(也就是说就这样干了，不争论了)。在短短几年时间里．迎来了海内康平的大好局面。唐太宗感慨地说：“贞观初，人皆异论，云当今必不可行帝道、王道，惟魏征劝我。既从其言，不过数载，遂行华夏安宁，远戎宾服。”以德治国的方针在唐初取得了非凡的成功。魏征对于大乱之后人心思治的政治态势准确判断，采取了顺应民心民意的政策。“以教化为主”造就了和谐稳定的政治局面。
　　第二，总结出“兼听则明，偏信则暗”的决策原则。这一点太重要了，甚为毛泽东所称道。如果说魏征有多少民主思想，那不符合事实。但是魏征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能够悟出多听一个人的意见，就减少一分片面性，这是了不起的。唐太宗问他，怎样才算是明主呢，也就是怎样才能做到正确决策，减少失误呢?魏征确定地说“兼听则明，偏信则暗”。《贞观政要》卷中这样记载：贞观二年(公元628年)．太宗问魏征日：“何谓明君暗君?”魏征回答说：“君之所以明者，兼听也；其所以暗者，偏信也。”然后他列举历史上由于偏听偏信而导致家破国亡的三个典型事例，得出结论：“是故人君兼听纳下，则贵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必得上通也。”太宗甚善其言。这一点对我们今天的领导有很现实的意义。
　　第三，强调守天下比打天下难的政治规律。典型事例是唐太宗与众大臣讨论创业与守成孰难的问题，魏征认为守成难。这其中有很强的辩证思想，与时俱进抓住了重点。这件事发生在贞观十年，据《贞观政要》，唐太宗问大臣们，帝王的功业，草创和守成，哪个更难?房玄龄说，创业难，魏征说守成难。唐太宗说，创业也难，守成也难。玄龄昔从我安天下，备尝艰苦。出万死而遇一生，所以见草创之难也。魏征与我安天下，虑生骄逸之端，必践危亡之地，所以见守成之难。今草创之难，既已往矣，守成之难者，当思与公等慎之。而且魏征认为打天下存在着“天授人与”的机遇，只要符合最广大人民的要求，就一定能够取得胜利：而治天下就必须始终保持谨慎的头脑，不能对个人的欲望有丝毫的放松，这才是最难的，很深刻啊。
　　第四，提出居安思危、善始慎终的重要思想。贞观十一年魏征写下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思疏》，指出唐太宗“夫在殷忧，必竭诚以待下；既得志，则纵情以傲物”的思想苗头。这在当时是很有针对性的。政权稳固，社会经济发展以后，唐太宗的封建帝王的固有毛病逐渐表露出来。贞观十三年．魏征上了著名的《谏太宗十渐不克终疏》，指出唐太宗在私德方面有可能导致不能善终的十个变化。在贞观十五年，魏征在与唐太宗再次讨论守天下难易时。对“善始慎终”的思想又做了进一步的发挥，他说：“观自古帝王，在于忧危之间，则任贤受谏。及至安乐，必怀宽怠，言事者惟令兢惧，岂不为难?”这些都为贞观之治局面能够持续较长时间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五，把君主的个人修养提升到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贞观政要》的第一篇就是“为君之道”。魏征告诉唐太宗，“未闻身治而国乱者”。可见领导者的个人修养从来就不是小事。魏征对君主既敢于规劝又善于规劝，这一点应该是创造了历史之最。有时候皇帝刚要放纵一下，还得问魏征来没来，如果来了赶紧停止。别人提意见一条两条就够大胆的了。而他一提就是十来条，没有点胆量能行吗?为什么魏征能够这么大胆呢？除了一种责任和对封建统治者的忠诚之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魏征这个人确实很有智慧，他劝谏的角度都是从维护君主的统治出发，把君主的个人修养提升到保持国家长治久安的高度。所以他的劝谏不是为了显示自己正直而与皇帝对着干。
　　魏征说过一段这样的话：“臣以身许国，直道而行，必不敢有所欺负。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为忠臣。”太宗说：“忠良有异乎?”征说：“良臣使身获美名，君受显号(也就是双赢)，子孙传世，福禄无疆。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也就是两输)，独有其名。以此而言，相去远矣。”太宗说：“君但莫讳此言，我必不忘社稷之计。”这里边包含了四层意思．一是我提意见完全是为了国家社稷，而不是为了个人私利，甚至于也不是为了落个好名声；二是这样做有两种结果，要么君臣都好，要么君臣都坏，一个是“忠臣身受诛夷，君陷大恶，家国并丧”。也就是说好坏昭然若揭，你看着办吧；三是这样不同的结果出现，主要原因在君主。如果为臣的不说不提，那么主要责任在臣下，是“有所欺”；如果臣下提出了，主上不采纳，那主要原因则在主上，现在我魏征是把该说的都说了，就看你皇帝怎么办了。把球踢给了皇帝；四是又以非常诚恳的态度要求皇帝一定要让臣为良臣，勿为忠臣。“但愿陛下使臣为良臣，勿使为忠臣”。讲得多好啊。很有人情味。体现了一种大智慧。

　　（本文作者：运新宇  国防大学教授、少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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