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邦的用人方略评鉴

　　两汉是中国历史上继秦朝后的第二个大一统封建王朝，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兴盛的朝代。西汉帝国的创立者刘邦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平民出身而成为一代名君的人物，正是这个“父弃兄嫌”、“嫂不为之炊”的农村浪荡子，在秦末群雄并起、铲除暴秦、争夺国柄的斗争中，打败兵多将广、勇武过人、具有独压群雄之势的项羽，建立汉朝政权，奠定了两汉四百多年的基业。刘邦究竟有什么样的超人才智使自己由山野草民一跃成为一代至尊呢?初看起来，他的确文不能著书立说，武不能斩将攻城，可是他有一种常人所不及的本领，那就是善于用人，尤其是善于根据形势的变化适时、灵活地调整用人策略，从而在其周围凝聚了一个由文才张良、萧何、陈平、曹参、郦食其、陆贾等，武将韩信、黥布、彭越、张耳、周勃、灌婴等组成的人才方阵。这个庞大的人才方阵为西汉帝国的创建立下了汗马功劳。
　　一、善御人杰，转变竞争劣势
　　在秦朝末年的反秦斗争和随之而来的楚汉战争前期，刘邦所拥有的声望、实力均远远不及项羽，在军事斗争中处于不利地位，可以说竞争的劣势比较明显，但他能够从凝聚人才优势做起，逐渐由小变大，由弱变强，最终战胜对手，荡平群雄。刘邦在楚汉战争中取得胜利，原因很多，其中一／卜很重要的原因是对军事人才的重视。刘邦就个人的出身、威望、才能特别是在反秦战争中的作用而言，都远远不如项羽，但他极为重视人才，一旦发现有才能的人士，如萧何、张良、韩信、陈平、彭越、英布、郦食其、陆贾以及颇能指挥战斗的曹参、樊哙、灌婴等，无不采取各种策略招纳或笼络到自己的麾下，并大胆地提拔使用，做到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选贤任能、纳谏如流的用人魅力极大地弥补了刘邦个人的缺点和不足，甚至是道德品行上的瑕疵。在转变竞争劣势的用人实践中，刘邦突出的表现就是善御人杰，得人制胜。公元前202年，即灭秦的第五年，楚汉之争结束的当年，刘邦置酒于洛阳南宫，日：“列侯诸将无敢隐朕，皆言其情。吾所以有天下者何?项氏之所以失天下者何?”高起、王陵对日：“陛下慢而侮人，项羽仁而爱人。然陛下使人攻战略地，所降下者因以予之，与天下同利也。项羽妒贤嫉能，有功者害之，贤者疑之，战胜而不予人功，得地而不予人利，此所以失天下也。”刘邦日：“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夫运筹策帷帐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镇国家，抚百姓，给馈饷，不绝粮道，吾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吾不如韩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项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为我擒也。”(《史记．高祖本纪》)高起、王陵所讲，是指汉之用人采取利益原则，刘．邦并没有否定，但他认为没讲到深处。他说，他之所以能战胜项羽是他善御人杰。按韩信的表述，是“善将将”。刘邦列举了使他获得成功的三大人杰，而项羽只有一个人杰。这就造成了双方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一之势。曾是项羽部下的韩信，“数以策于项羽，羽不用”，后经萧何推荐，得到刘邦的重用。韩信被破例任命为三军统帅，屡建战功。萧何m身平平，“于秦时为刀笔吏，碌碌未有奇节”，受到刘邦的重用后却成了能臣贤相。刘邦本人无大智大勇，但他靠重用贤臣勇将而取得成功，足见其用才有方。而项羽不但拒用韩信这样的帅才，就连他身边谋深智广、对他忠心耿耿的老臣范增亦不能相容共事，最后惨败于垓下、自刎于乌江也就不足为奇了。对此，毛泽东在读《史记·高祖本纪》的批注中，说“项王非政治家。汉王则为一位高明的政治家”，可谓一语中的。
　　由于项羽不善御人杰，关键时刻范增出走，高层人才竞争成三比零之势。这时，从人才学的观点来看，项羽的失败就是在所难免的了。善御人杰，这比一般意义上的善于用人又推进了一大步。项羽仁而爱人，而对范增这个智慧高出自己的人杰却容不下，所以仁而爱人可得八百死士，但难挽救他于战略失败之中；刘邦待人慢侮，“轻士善骂”，这不能不说是他的弱点，但他善御人杰，这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他的弱点，并在较量中最终  取胜。
　　刘邦的川人特点足善御人杰，刘邦的最大历史贡献也是善御人杰，其中既包括征战时代的“三杰”，也包括他为身后举荐的“四杰”一对后_者，《史记·高祖本纪》作了引人人胜的记述，吕后问：“陛卜百岁后，萧相国即死，令准代之?”上曰：“曹参可”问其次，上曰：“王陵可然陵少慧，陈平可以助之。陈平智有余，然难以独任。周勃重厚少文，然安刘氏者必勃也，可令为太尉。”吕后复问其次，上日：“此后亦非而所知也。”西汉前期的历史证明，刘邦举荐的“四杰”的表现，同他预言的相似程度令人叹服。曹参、王陵、陈平的前后相继出任国相，周勃在安定刘氏政权中所起的特殊作用，皆如其所见。
　　如果从起用“三杰”算起，到“四杰”最后一人辞世为止，刘邦识别人杰的时间跨度为半个世纪。在这种群雄蜂起、变幻万千的时代，识别人杰能达到这种程度，应该说是十分难能可贵的。
　　二、百川归海，共襄英雄时势
　　领导者要成就一番事业，必须有自己的创业团队和人才队伍。在西汉帝国的创建过程中，刘邦就拥有这样一支创业团队。在反秦战争和楚汉之争中，刘邦团队的基本力量是社会底层人员，突出的代表就是樊哙、郦商、夏侯婴、灌婴四人。樊哙“以屠狗为事”，可以说其从事的是一种低贱的行当，后来又跟随刘邦逃匿于芒砀山中；郦商实际上是无业游民，所以“陈胜起，商聚少年得数千人”：滕公夏侯婴“为沛厩司御”，等于是赶马车的，所以职责为“每送使客”；灌婴是“睢阳贩缯者也”，也就是贩卖各种布帛的人。根据秦朝规定，除了夏侯婴因为是在官府御马得以“试补县吏”，其余三人都属于“家贫”、“市井”的范畴，社会地位低下，不能为吏。刘邦由于自身家庭出身，社会地位并不高，所以跟当时的社会底层人员有一种天然的联系，能认同他们，加之刘邦知人善任，各色人等各得其所，一时间麾下形成百川归海的浩大阵势。刘邦还十分注意从原秦朝官吏中网罗人才。对那些过去曾为秦朝效力，现在转变立场，愿为反秦斗争和自己争夺天下服务的官吏，他都一一吸收进自己的“人  才库”，为我所用。如阳武人张苍，秦朝时官至御史大夫，归汉后，刘邦封他为北平侯一张苍精通件历，刘邦命他制订国家管理章程，主管郡国上计一又如叔孙通，先后在秦始皇和秦二世朝中为官，刘邦把他吸收进自己的队伍，命他制定朝廷礼仪，礼仪成赐金五百斤作为奖赏，并拜为_人常，掌管宗庙礼仪。曹参原米是秦朝的下层官吏，后来成了刘邦手下名列前茅的功臣，担任了丞相要职。刘邦还曾欲封原秦朝骑士李必、骆甲为骑将，二人怕汉军不服，故而不受，后拜为左右校尉。这二人在灌婴率领下，在荥阳以东大破楚军骑兵，使“楚以故不能过荥阳而西”。
　　据《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称：“汉兴，功臣受封者百有余人。”《索隐》注日：“高祖功臣百三十七人，兼外戚及王子，凡一百四十三人。”据初步统计，明确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封侯者，如言明以卒相从和未担任吏职以客相从的，约占25％；以基层吏相从的封侯者，约占55％；其他的包括少量旧贵族后裔和归附的将与臣，约占20％。正所谓“泰山不让土壤，故能成其大；河海不择细流，故能就其深”。正是这些“布衣将相”，才使刘邦成就大业，开创新兴帝国。
　　三、善纳群言。匡正发展大势
　　对于领导者来说，人才就是能够解决需要解决的问题的有才能之人。领导者在不同时期所需要的人才是不同的，但凡是在关键时刻能够看清战略形势、把握战略动向、积极建言献策的，都是真正为国家社稷谋的大才雄才，这些人才也就是领导者真正可以依靠的股肱力量。
　　楚汉相争之时，刘邦与郦食其谋划如何削弱项羽的势力。郦食其献的计策是周武王的分封制，以笼络诸侯，分化项羽的势力，刘邦认为很有道理，命令抓紧刻印，立即实施。郦食其还未开始操办，适逢张良来访，刘邦就把郦食其的计谋给他讲了一遍，想再征求一下张良的意见。谁知张良听罢大惊，随后对此策一一进行了剖解，提出“八不可”。当时刘邦边听边吃饭，等听完，急得把嘴里的饭都吐出来了，命令赶紧销毁已经铸好的封印。
　　领导治事，往往多有繁杂倥偬，如何在诸多事务之中保持清醒头腑，住多利·抉择面前坚持正确方向、把握发展大势，在众说纷纭之中做到兼听广听，时刻注意删繁就简，向着既定目标稳步前进，至关重要，刘邦处世为人荆蛮无羁，但对于分析鞭辟入里的话哪怕是批评的活都能人耳入脑，并在行动上积极改正，从而保证了创建帝国的宏图伟业在正确的轨道上顺利前行。
　　相比之下，项羽在对待谏言的态度上，就远不及刘邦所具有的王者心胸和大度气魄。项羽兵入成阳后，不是借助秦朝的国力资源，守居高临下之势，革其暴政，而是“西屠咸阳，杀秦降王子婴，烧秦宫室，火三月不灭。收其货宝妇女而东”。当时有人劝项羽说：关中背山带河，四面险阻，土地肥饶，可以定都称霸。可是项羽见到秦朝宫室都已经烧毁残破，又有思乡情结，想东归，就说：富贵不归故乡，好像穿着锦绣的衣服夜行，有谁知道呢?建言的人感叹说：都说楚国人见识短浅，心性鄙陋，即使富贵也像猴子戴帽，难掩卑琐的品性，真是如此啊!(即所谓“沐猴而冠”)项羽听说后，不仅没有翻然悔改，还恼羞成怒，烹杀了这个建言者。
　　四、人才转换。奠基帝国盛势
　　领导角色的成功必须借助于历史形成的势。乘势而行则如高山滚石，自会增千钧之力；逆势而为则不啻陆地行舟，费多而成少。
　　刘邦建立帝国、巩固帝国的过程就是一个乘势、运势、用势的过程，根据客观条件的变化，灵活调整自己的用人策略直至言行举止。这在其对待儒生的态度上表现得极为充分。儒生在封建社会代表知识、权威、正统，他们在分析问题时有较强的洞察力，有远见卓识。刘邦读书不多，因此想问题办事情注重实际效果，笃信武力，对儒生持傲慢不屑态度，以至于“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郦食其入谒时，沛公“倨床使两女子洗足”。但当刘邦意识到郦食其的策略对于他伐秦立伟业的目标有用时，态度立刻转为“辍洗起摄衣，延郦生上坐，谢之”(《史J记·郦生陆贾列传》)。
　　俗话说，创业难，守成更难。大一统的西汉帝国建立后，迅速建立一支善于打理帝国行政、财政、军政事务的人才队伍，成为帝国创立者的首要任务。如何顺利实现从打天下的征战人才向治理天下的建国人才转变，是西汉初期君臣共同面临的重大课题。公元前202年，刘邦置酒于洛阳南宫，论功行封。群臣争功，长达一年之久而不能决。其中最大的难题是谁为第一功。与刘邦一起征战的将军们都认为，曹参“身披七十创，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而刘邦却认为“萧何功最盛”。在这场几乎酿成政变的封功争论中，刘邦对治世人才作了区分，即将才与帅才的区分，征战人才与建国人才的区分，对征战人才与建国人才的区分，刘邦经历了一个艰苦的转变过程他与陆贾的对话，很好地证明了这一点陆贾常常引述《诗》、《书》的言论，刘邦骂道：“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涛》、《书》?”陆贾说：“居马上得之，宁可马上治之乎?且汤武逆取而以顺守之，文武并川，长久之术也……向使秦已并天下，行仁义，法先圣，陛下安得而有之?”刘邦听后为之一震，遂使陆贾为他著秦所以失天下、汉所以得天下者，以及古代成败之教训『。陆贾历述存亡之征兆为《新语》一书，分为十二篇奏上，很得刘邦赏识。刘邦经过灭秦战争、楚汉战争、平叛战争这样三场大规模的战场厮杀，可以说是战将如云，而国家却急剧地转入和平与休养生息时期，这就迫使刘邦必须处理好随着时代发展而出现的人才需求的转换问题。刘邦在皇宫与大臣们一起宣示陆贾的《新语》，就是由他自己带领的从征战人才向建设人才转变的重新学习。当然，这种人才的转换是极其艰难的。为此，刘邦不得不伴用惩戒和杀戮。刘邦在谢世前连诛战争年代的三员勋将，正是这种人才需求转换的艰难性与刘邦猜忌心态的交织所致。
　　刘邦对儒生态度的再一次转变发生于叔孙通率众儒生起朝仪之时，刘邦称帝后，群臣无礼，饮酒狂呼，以剑击柱，但刘邦试行朝仪以后“倍感皇权至上”，“吾乃今日知为皇帝之贵也”。后来刘邦在讨平淮南王英布后路经鲁国，接见儒学名家申公的老师及弟子，并以太牢之礼祭孔子，其态度至此已转变为主动接近儒生，利用儒生巩固天下(《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
　　刘邦在反秦斗争的过程中，曾多方网罗人才，为了留住人才不惜采用包括封官许愿、金钱收买等在内的诸多手段，保证了反秦和楚汉战争的胜利，但他的许多做法都是很被动的。立国之后，他逐渐认识到人才的重要。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鉴于秦不用士人孤立而亡的教训，他正式下达了《求遗贤诏》，征召在长期战争中散失的六国士人为国家建设效力，征集更多的建设人才以取代征战人才。刘邦还提出，贤士大夫凡愿为国家效力的，诸侯王、郡守要亲自驾车送他们到相国府听候任用。他还规定，凡隐瞒人才而不报的一律免官。第二年，刘邦再次下诏举士。晚年其在所作《大风歌》中有“安得猛士兮守四方”的叹息，更表达了对人才的渴求。这就在从征战人才向建国人才的用人观念转换上，前进了一大步。

　　（本文作者：解放军西安政治学院军事人才学教研室副主任、军事博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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