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语》中的“为政之道”

 
　　中国古代虽然没有现代意义上的政治学，但是政治思想却是十分丰富的。关于“为政之道”，中国的许多政治家和思想家都曾经有过深刻的阐述。其中孔子的“为政之道”即“德政”思想深远影响了历史政治的发展，不管是名义上，还是实践上，“为政以德”成为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政治的重要特征。孔子“为国以礼，为政以德”的思想是尽人皆知的。孔子“德政”思想重要集中在《论语》中。孔子从政的时间并不长，但是他的一生却总是孜孜不倦地追求恢复“周礼”。他认为以道德和礼教来治理这个国家才是最高尚的治国之道。我们今天也把这种治国方略称为“德政”或者“礼治”。
　　孔子一去两千五百多年，他的思想至今仍然为人们所借鉴、吸收。在社会矛盾日益突出、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的今天，“德政”思想对于社会矛盾的缓和，社会管理的有序，和谐社会的构建是有着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的。
　　一、为政的理念——“政者，正也”
　　政治也许是人类事务中最扑朔迷离，最令人难以琢磨的，同时又与每个人利害攸关的现象之一。那么为政的理念究竟是什么呢?有一次“季康子问政于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 （《颜渊》），当时鲁国政治上最有权力的人季康子（鲁哀公时的正卿，）问孔子，什么是政治呢?孔子说，政治就是正道。所谓政治的道理，就是领导人民、社会走上一个正道。假如君王能够以正道统帅老百姓，又有谁敢不听从呢?一个反问号加强了这种语气。“正”是对“政”核心理念的最佳诠释。孔子把“政”解释为“正”，认为政治乃是符合礼仪的道德。儒家强调“礼治”、“德政”实质上就是要求为政者按照礼法来进行统治，并强调为政者应该以身作则，自己本身首先要正，即具有良好的道德素质，只有“道之以德，齐之以礼”，为政者才能很好的进行统治。季康子当时是一个当权者，所以孔子对他说了如此语重心长的话，希望他能有所警醒。
　　那么怎样才算“正道”的政治呢?曾经叶公问孔子治国的诀窍，“子曰：近者悦，远者来。”（《子路》），管理国家的关键在于得民心，这样就能使近处的老百姓因受其惠泽而喜悦，远处的老百姓能慕名前来归服。
　　怎么才能得民心呢?孔子认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子路》），孔子把为政的要领归结为“礼、义、信”三个方面是很有见地的。礼者，法理也，即行为上共同遵守的准则；义者，道义也，即思想上应有的原则；信者，诚信也，即言行一致，开诚布公。为政者若能做到这三点，四方百姓就会背着孩子来投奔你，国家也会因此而强大。
　　孔子的为政之道，很符合中国人传统的治国理念，所谓“得人心者得天下”。历来的暴君，虽然可以凭借其武力剪除异己统治国家，但因为独裁暴虐失信于民，最终一个个被老百姓推下去，所以“桀、纣罪人，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而“禹、汤罪
　　己，其兴也勃焉。”（《左传·庄公十一年》），那些代表老百姓意志和利益的人，因其深得民心，处处受到老百姓的爱戴和拥护，也许一开始势单力薄，很快会发展壮大夺得政权，四方群贤毕至，江山归于一统。
　　二、为政的首要前提——“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
　　孔子讲到为政的道理，始终认为个人的修养非常重要，任何一种制度，到底还是人为的。所以孔子非常强调为政者的品行，因为这是为政的首要前提。他认为为政者一定要严格要求自己，以身作则，具有高尚的德行，严格约束自己的一言一行，遵守各种社会规范。
　　“子曰：其身正，不令而行。其身不正，虽令不从。”（《子路》），为政者本身端正（包括思想的纯正、行为的中正等）就是一个良好政治的开端，真能这样，也就用不着严厉的法令，社会风气自然会随之转化而归于端正。如果为政者本身就不端正，自己都不能严格要求自己，而仅仅靠下达命令、制定制度来要求老百姓如何如何，其结果是徒劳无益的。有时我们不能不惊叹古人的智慧，想想的确如此。为政者“正”应该是为政的首要前提。因为为政者具有很强的号召力、影响力，他的一言一行不是个人行为，而是代表着一种风尚，一种榜样，民众不知不觉在模仿学习，所谓“君子所履，司、人所视。”如果为政者事事出以公心，刚正无私，那么上行下效，老百姓自然跟着走正道。“其身正，不令而行”。如果为政者胡作非为，营私舞弊，那么他在老百姓眼里就一点威信也没有，说出的话也没有人听从：“其身不正，虽令不从。”无论时事如何变迁，政治的原则就是正己而后正人。自己先求得端正，然后方可正人。为政者作为国家政权的最高决策者，他的品德的好坏直接决定着国家的兴衰成败。所以“天子有德，能保其天下。”相反，为政者不讲道德，国家就很危险，“天子不仁，不保四海。”夏桀王、殷纣王之所以亡国，不讲道德、腐化堕落是其重要原因，“桀以奢亡，纣以淫败。”所以“为君不君，为臣不臣，乱之本也。”（《国语·齐语》）。
　　“子曰：苟正其身矣，于从政乎何有?不能正其身，如正人何?”（《子路》），假如为政者本身公正，在从政过程中，自然是好的，正己方能正人。假使自己不能端正作榜样，那又将如何去辅正别人呢?这也是中国政治思想的重点之所在。孔子从不苛责普通老百姓应该如何如何，因为老百姓大都是盲从的、听命的。他责备的基本是那些为政者、当权者，或者有道德学问，可以负这种责任的贤者。倘使这些人都没有找对方向，那就会造成重大的历史教训。所以我们都知道中国文化中有一句“《春秋》责备贤者”的惯用语。而且不仅仅是《春秋》，在《论语》中也提出了这样的观点，为政的道理在于先求自正。后来曾子在《大学》中提出“正心诚意”。所以中国在唐朝以后，为政者就用《大学》《中庸》的正心诚意的思想，作为领导人必然的修养。正身也是廉洁奉公的基础。而“季康子患盗”来求教于他时，他说：“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颜渊》），更是从反面说明了为政者有先正己的必要。
　　为政者要严于自律。为政者掌管一方权柄，眼前往往充满了各种诱惑，如果稍加放纵，对自己约束不严，就会产生一些不良后果“子曰：放于利而行，多怨。”（《里仁》），只依据利益来行事，会招来很多怨恨；岂止是怨恨，有可能违法乱纪，终至不可收拾。欲望太多会削弱一个人的品德。“子曰：枨也欲，焉得刚?”（《公冶长》），申枨是孔子的一个弟子，有人认为申枨是一个刚毅不屈之人，孔子认为不然，因为申枨欲望太多，做不到刚毅不屈。相反，如果为政者严以律己，同时宽以待人，就可以远离怨恨。“子曰：躬自厚而薄责于人，则远怨矣。”（《卫灵公》）。
　　在《尚书·大禹漠》书中就这样告诫帝王，不要违背法规制度，不要流于放纵，不要过分享乐，不要违背正道去谋求老百姓的称誉，不要违反老百姓的意愿去顺从自己的欲望，不要懈怠，不要荒废政务，只有这样各诸侯才会归顺。
　　三、为政的途径——“道之以德，齐之以礼”
　　法律与道德是人类社会最基本的两种行为规范，都由社会经济基础决定的。但是它们二者明显不同。中国的文化受儒学影响最大，在我国法与道德有很大的一致性。然而在当今的社会里，它们关系的密切度受到一定程度的弱化。特别是现今西方一些思想的影响下，法律与道德之间的关系疏远的程度加深了。法律则是统治阶级按照统治阶级意志为了维护统治阶级利益制定或认可的，并通过国家强制力保证实施的规范的总和。法律是外在社会对你的要求和约束，它明确的特征就是“他律”。法律通过各种“不准”的设置，给人们指出了做人的底线。道德是靠社会舆论和人的内心信念来维持的，是调整人们相互关系的行为规范的总和。道德则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和规范，它明确的特征就是“自律”。道德通过诸多的“应该”，让人们精神世界逐步升华。道德是在人心中的东西，可以说是自我约束。法律则是国家制定，具有外部规定性的特点。道德是法律的价值基
　　础。正如亚里士多德所说：“法律的实际意义应该是促成全部人民都能促进于正义和善德的制度”。
　　“子曰：道之以政，齐之以刑，民免而无耻。”（《为政》），孔子认为统治一个国家，一个社会，假如以暴政来统治，再用严苛的刑法加以管理，也许老百姓都不敢违法犯法，因为犯法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这样一来“民免”。但是同时也带来了一个弊端，那就是一些人会想方设法的逃避，钻法律的漏洞。并且当这种人逃避了责任或者法律处罚的时候，他还会自鸣得意，洋洋自得，认为法律也奈何不了他。这种人渐渐就会毫无羞耻之心。如此这般，循环往复，最终的结果就是道家老子所说的“法令滋彰，盗贼多有。”法令虽然越来越多，然而以身试法的人也跟着越来越多。看来光靠法律来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看到道德的力量。因此孔子又说“道之以德，齐之以礼，有耻且格。”（《为政》），假如为政者以道德来领导，每个人都有道德修养，为政者再以礼来教化老百姓，老百姓都能自动自发，这样就会让每个人有着最起码的羞耻之心，如果做错了，有那惭愧之心，这个时候不用等到法律的制裁，自己就已经很难过了。人人有耻，以后不敢再做不道德的事情。这就是所谓的“有耻”，到了这种情形，自然“且格”即人心归服，也就达到了为政的目的，民心归顺。所以孔子一直主张用道德的政治、道德的感化，注重实行“德政”。
　　“子曰：为政以德，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共之。”（《为政》），北辰就是北极星。一年四季天体星座的移动，好像都在听北极星的指挥一样，环绕着它转动。孔子提出了，假如为政以德，内心有道，表现在外的行为就会无懈可击，就像北斗星一样，有中心的思想、中心的行为，以道德的感化，你在那里本身不要动，只要发号施令，下面的人就会像漫天的星星，跟着你的方向动。大家都知道，在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社会混乱，各国诸侯重视权力的斗争，社会的秩序很乱，文化也衰败了。孑L子面对这种状况，非常担忧。因此他积极提出为政应该施行“德政”。，    假如君王不能以德执政呢，那又会是怎样的结果呢?在《颜渊》一篇中曾有这样的描述，“季康子问政于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颜渊》），季康子问孔子说，运用以杀止恶的方法，把坏人都杀掉，归到正道那里去，如何啊?孔子说，为政之道，并不是靠杀几个坏人就能够成功的。为政不用道德来教化，而只用杀戮来威胁，是绝对压不住的。应该以自己的道德来领导老百姓。你自己用善心来行事，下面的风气自然会跟着转化。孔子紧接着提出了，君子之德就像风一样，普通人或者老百姓的道德就像小草一样，如果一阵风吹过，小草一定是沿着风的方向倒掉，风的力量越大，小草倾斜的力量也就越大。为政者道德品行的好坏还直接影响到民德、民风。自古以来，老百姓总是把那些为政者称为“父母官”即“天子作民父母”。 （《尚书·洪范》），一般说来，为政者重视道德，爱好礼义，尊重贤哲，使用能者，没有贪利之心，这样一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也学礼义，讲道德，美风俗。反之，为政者不重视道德，不讲礼义，坏人当道，偏好私利，贤哲隐世，这种风气就会影响老百姓不学礼义，不讲道德，社会就会世风日下。
　　四、为政的原则——“尊五美，屏四恶”
　　那么孔子对于为政者又有什么品行上的要求呢?子张有一次问孔子，“何如斯可以从政矣?子曰：尊五美，屏四恶，斯可以从政矣。”（《尧曰》），孔子提出了为政者要尊五美，屏四恶，这样的人才能很好的从政。那么何谓五美呢?“子曰：君子惠而不费，劳而不怨，欲而不贪，泰而不骄，威而不猛。”（《尧曰》）。
　　那么又如何做到惠而不费呢?“子曰：因民之利而利之，斯不亦惠而不费乎?”（《尧曰》），孔子认为最高明的为政者，经常有机会给别人带来很好的利益，使得大家都获得福利，这样对于自己也没有任何损害，这就是惠而不费。现在的民主政治，就是老百姓所需要的、所要求的福利而利之，取之于社会，又用之于社会啊。
　　那如何做到劳而不怨呢?孔子说“择可劳而劳之，又谁怨?”（《尧曰》），我们最难做到的就是劳而不怨。我们往往多做一点事累一点没关系，但做了事挨骂受气，这就吃不消了。因此同样使用劳力，做和老百姓利益相攸关的事情，假如真是这样而去劳动老百姓，那就不会招来一些人的怨恨。
　　怎样叫欲而不贪呢?孔子说“欲仁而得仁，又焉贪?”（《尧曰》），人只能要求自己做到清廉正直，而不必苛求任何一个人。人生有本能的欲望，欲望是人的本能，但必须有个尺度，不可过分的贪婪。人的要求正当充分，而没有份外之贪。
　　那如何做到泰而不骄?孔子认为“君子无众寡，无小大，无敢慢，斯不亦泰而不骄乎?”（《尧曰》），这里就是指态度、心境方面，胸襟要宽广，并且不骄傲。君子处于任何的环境当中，都能够没有多与少的观念，比如待遇、利益等观念，也没有什么职位大小的
　　观念，对于任何事情都很认真，不敢轻慢，即使是一件小事，往往也用尽全力。这就是泰而不骄。
　　怎么做到威而不猛呢?孔子说“君子正其衣冠，尊其瞻视，俨然人望而畏之，斯不亦威而不猛乎?” （《尧曰》），为政者对人要有威严，但绝不是恶狠狠的。一个人的修养，人家看见自然有敬畏、敬重之意，这就是威，但不是恐惧。如果这种威使人真心恐惧，那就是猛了。一个人衣冠端正，礼貌威仪都到了，每个人都生敬畏之心，那就是威而不猛。孔子在作大司寇后，有一个奸商沈犹氏，一个懦夫公慎氏，一个流氓慎溃氏，还有些搞价格同盟的牛马贩子，他们这些人一听到孔子被任命为司寇，或者变得遵纪守法，或者逃到国外，这说明孔子有极高的威望。
　　何谓四恶?“子曰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慢令致期谓之贼；犹之与人也，出纳之吝谓之有司。”（《尧曰》），为政者对待老百姓或者对待部下，如果没有教育教导他，他做错了，便大加惩罚甚至杀戮，这就是暴虐。这样的情况，为政者要自己承担负责。假如教导了他，还是没有改过来，这时才能处罚他。为政者对属下应该事前就要告诫哪些该做，哪些不该做。假如事前不告诫属下，到时候又逼他拿出成绩或者成果来，这样就因为要求太高而不合情理，这就是暴政。为政者对于法规、命令没有严肃的态度，而是所谓的玩弄法令，甚至还希望属下达到目的，完成任务，符合你的期望，开始懈怠，突然限期，这就称为贼。为政之道，一切事情都要提前想到。我们所需要的，别人也需要。假使一件事情临到我们身上，我们很不愿意，那么临到别人身上也是一样的。所以真心给人财物，却出手吝啬，这就是有司。
　　因此“上者，民之表也”，“上行下效，捷于影响”，千百年来，中国就是一个官本位的社会，不管是读书人还是老百姓，都是把眼睛盯在“官”即为政者身上的。为政者的道德风气对于老百姓的道德风气的影响之大，是要有充分认识的。这就是为什么在中国历史上，凡是世道清明、百姓富足、民风淳朴的时代都是与为政者的清廉勤政、励精图治分不开的重要原因之一。
　　五、为政的核心价值——以民为本
　　《论语》中处处彰显了孔子的爱民之心。他的思想很多倾向于老百姓，关心他们。有次他的马厩着火了，他首先问的是是否有人员伤亡，而没有顾忌马的死活。那么为政者如何实施“以民为本”呢?那就是爱民、教民。
　　国家的富足首先要以人民的富足为基础。孑L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颜渊》），足食即富民，它被放在首位，只有富民才能足兵，也才能确保国泰民安，这样君主就能受到老百姓的认可，从而取信于民。因此为政者要把老百姓的富足摆在实施国家战略的首位，“其养民也惠，其使民也义”。（《公冶长》）。
　　那么在老百姓物质生活水平有了一定保障的基础上就要“富而后教”。教是为了提高人民的精神文化需求。当孔子去卫国时，冉有说：“卫国的人口多，那下一步怎么办呢?”孔子说：“先让他们富起来。”冉有又问，富了又咋办呢?孔子回答说，教育他们。可见富民是物质基础，而教化是为政者在老百姓富裕之后应该着手的大事。这种教化在孔子的眼里，就是用道德和礼仪来教化百姓，反对单纯使用政令和刑法。这说明了在治理国家的时候德治能使老百姓从内心和精神上归顺。于是孔子说：“不教而杀谓之虐。不戒视成谓之暴”。（《尧曰》）。
　　孔子以民为本的要求启示我们必须坚持执政为民的价值取向。以人为本是科学发展观的核心。它既是对我国传统文化精神的传承，也是我们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基本原则。
　　法国思想家让—保罗·萨特（Jean-PaulSartre）在他的作品《文字生涯》》（《Lesmots》），中提出了这样的观点，“历史上那些伟大的人物，虽然他们早巳经去世了，但是由于他们的思想还在现实的生活中发生着影响，所以这些人对于我们而言，他不是死了，而只是缺席了。”孔子是中国两千多年政治的缺席者，是两千多年中国思想的缺席者，是两千多年中国道德的缺席者。他一直深深的影响着我们。

　　（本文作者：黄琛  中共贵州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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