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历史的文化转型及传统思想批判(讲座提纲)
【繁体中文】 作者:李泽厚 发布:2015年09月25日 阅读: 次 【以稿换稿】
在美国特拉华州华美联谊会上的演讲
(2012年4月28日)
(一)中国历史的文化的转型—野蛮社会—邦国社会—封建社会—
专制(独裁)社会。而专制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的转型失败了。
一、在野蛮时期结束以后,中国并没有进入所谓奴隶社会。而是一种邦国社会(夏商),封建社会延续到东周(春秋),到战国就结束了。秦始皇嬴政统一六国,建立了“专制独裁制度”,从此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了“专制社会”,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
(1)纵观中国的历史,在东方型的村社制度的基础上,从母系氏族社会转型为父系氏族社会,与世界各国几乎在同一个发展阶段。特别是四大文明古国,都经历了这个阶段。
母系氏族社会大约在传说的伏羲、女娲时代
父系氏族社会大约在传说的黄帝、尧、舜、禹时期。
(2)从夏启开始,相继建立的夏代和商代,是一种“邦国制度”。这就是中国古代从原始社会的父系氏族进入的第一个国家性质的社会形态,可称为“邦国社会”。
许多村社联合起来形成一个“邦”(甲骨作“方”,上古无“f”声,读“b”;“方”即是“邦”),如商代周边的“人方(邦)”、“鬼方(邦)”、“土方(邦)”就是地方政权,这种“方(邦)”的政权所在地就成为“邑”;而商代的都城,则是一个人口相对更加集中的都会,一般称为“城”、“国”。这就形成了以“国”统“方(邦)的国家制度;“国”为宗主,“方(邦)”从属于“国”,每年必须向“国”进贡“方物”(今之“方物”指地方特产,即从古代“方(邦)国贡物转化而来)。
[附]国的都城有内城和外郭,郭外为畿,畿为城郭之辅,故亦称“畿辅”、“京畿”(京,甲骨像筑起的高丘);畿外为郊,近郊五十里,远郊一百里;郊外为甸,甸五百里;甸外为野,野一千里。野之外即为方(邦),也称邦服,意服从于国。
[附]甲骨”方”为囚徒之形。“或”为执戈保卫疆域;“城”为执戈保卫人民与土地;“國”在“或”外加“囗”(古“圍”)。
(3)历史进入西周,为了巩固周代姬姓的政权,周公帮助武王设计了“封建制度”,分封同姓和异性诸侯以保护王室,就是“封建社会”。诸侯分为五等:公、侯、伯、子、男。如周公姬旦,封鲁公,鲁国一直承传下去就是公国;姜尚(姜子牙)被封为异性诸侯第二等,即齐侯,春秋时五霸之一的齐桓公即是齐侯姜太公的后裔。
封建社会延续到东周(春秋),一直到战国就结束了。
(4)秦王嬴政统一六国,不愿同六国国君同称为“王”,就自称为“帝”,并希望从自己开始,子子孙孙直到万世,所以称谓“始皇帝”,由一人实行专制;废除分封制,建立郡县制度,各级官吏全部对皇帝个人负责,建立了“专制独裁制度”,从此中国从封建社会进入了“专制社会”。
专制社会一直延续了两千多年,直到辛亥革命结束帝制。
两千多年的根深蒂固的专制帝王及其社会形态,为了巩固统治,就充分利用了思想文化中儒、道、法、佛的糟粕以管辖和钳制人民的思想行为,是中国自元、明以来落后于世界的一个重要原因。
二、中国近世(元、明)以后落后的原因
(1)村社制度凝成超稳定的社会结构与难于破解的自然经济;
(2)土地国有制度和农民的人身依附:溥(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自)土之滨,莫非王臣(臣民)
(3)专制制度的残酷杀戮、统治,人民无所选择并逐渐适应;
(4)儒道法佛思想,尤其是中后期儒家思想糟粕对人民的约束、钳制(早期的孔、孟,具有较多的进步思想;中期自董仲舒至朱熹;晚期朱子以后);
(5)重儒学,重人文,轻视科学技术的科举制度;
(6)落后种族如金兵、蒙古、满清的入侵和严重破坏,遏制了中国资本主义的萌芽和发展。
以上六个方面,讲座仅阐述传统思想方面——
(二)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严重制约人性的自由发展
一、关于人性(人的一般本性及其社会性)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批评古典经济学家边沁时,曾经提出“人的本性”的命题。马克思说:
“判断人的一切行为、运动、关系”,“首先要研究人的一般本性,然后要研究每个时代发生了变化的人的本性”。据此,则人的本性可分为人的一般本性和每个特定时代的人性。也就是说,前者是人的生物性,后者则是人生活在特定时代的生物性和社会属性的统一。但是,某些哲学家根据毛泽东“只有具体的人性,没有抽象的人性”的论述,只承认所谓人的社会属性,而不承认人有一般的人性即人的生物性;这是对经典的割裂和“各取所需”。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也曾指出:
“人是由动物发展而来的,这点就已经决定人永远不能完全脱离动物所有的特征。”
鲁迅曾经将人的需求分为三个层次,鲁迅说:
“我们现在的当务之急,是,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苟有阻碍这个前途者,无论是古是今,是人是鬼,是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丹膏,全都踏倒它!”
这说明:人,首先要能够生存;生存之后,就需要温饱。“生存”与“温饱”这两个层次,完全是动物性的、本能的要求。而人类在生存、温饱之后,就希望个人能有所“发展”,如购屋安居,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孝养父母,从事一项重要事业,做出成绩,并在力所能及的基础上,以自己的能力或财富作施舍,拯救贫穷的人,从而体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个人价值和社会价值),获得社会和世人的肯定性评价。
根据经典作家的论述,人性可以分为“人的一般本性”和“特定历史时代的社会属性”
(1)人的一般本性:本能的生物性(动物性)
1、“求生畏死”:在生死关头,人有生存之留恋;
2、“趋利避害”:在利害面前,人有逐利之本性;
3、“纳福拒祸”:祸福来临时,人希望获得幸福;
4、“耽乐厌苦”:于苦乐之间,人奢望一生快乐;
5、“喜新厌旧”:新旧对比时,人喜爱新鲜感受;
6、“乐聚恶散”:聚合分离时,人乐于相会相聚。
当然,在国家民族遭到外来敌人的侵犯、杀戮的时候,体现在现代历史阶段的“具体”人性上,作为国家民族的精英,往往能为保家卫国而赴汤蹈火,牺牲自我。这是特定阶段的社会属性,与人的生物性无涉。
(2)在特定历史阶段中的人性(社会性)
人性需求,必须受到特定社会法律、道德、舆论的制约。追求个体生命的自由,却不能妨碍他人的自由;少数人的意见应该得到保护,但不能违背多数人的意见;你希望自己获得快乐、幸福,也不能以牺牲别人的快乐、幸福为代价。这就是合乎契约的人的社会属性
二、儒、道、法、佛思想对中国人人性发展的摧残
(1)如儒家提倡“忠君”、“尊王”;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等;强调群体主义,漠视人民自由、民主、平等、人权的思想;培养缺乏个性的自我抑制型人格的教育思想。
(2)道家提倡无为、隐退,反对科技文明,主张小国寡民,老死不相往来,等等,使有作为的士大夫不敢竞争,民族不愿奋发图强,甚至被统治者利用去反对“科学”,摧残发明创造,道家思想是中国历代科技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
(3)又如法家,被统治阶级利用,并形成杀戮、斩首、腰斩、凌迟、五马分尸、剪灭九族、十族等等严刑峻法……用以对付老百姓,使他们不敢思想,噤若寒蝉,造成万马齐喑的局面。
(4)至于佛教的“三生说”(人有前生、今生、来生),“因果报应说”等等,告诉众生:你今生的痛苦、贫穷,都是你前生作的孽,只有默默承受,祈求来生……统治者就是利用佛教从心理上控制百姓。
三、历代统治者对儒、道、法、佛的利用
(1)利用儒家的“忠君”、“尊王”,“以儒治国”;
(2)利用道家的“无为”、“隐退”,“以道治官”;
(3)利用法家的“酷刑”、“震慑”,“以法治民”;
(4)佛教的“因果报应”、“苦海无边”,“以佛治心”。
当然,传统文化,并非一无是处,作为文化传统,有其延续和被继承的一面,如:
1、伦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如孔子提倡的“仁恕”思想。子曰:“仁者,爱人”。子贡问曰:“有一言而可以终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论语·卫灵公》
2、民本思想方面,如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所以朱元璋要将孟子的塑像请出孔庙);
3、哲学上的阴阳和“一分为三”(《易经》分阴阳;老子的阳、冲即空气、阴三气及“无过无不及”;孔子的“执两用中”;
4、方法论上的“中庸、中行、中和”;
5、对于外来的侵略势力进行殊死抗争的精神,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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