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经洞神话般的出世

藏经洞是莫高窟17窟的俗称。此窟原为唐宣宗大中五年(851年)时开造，为当时河西都僧统洪辩的影窟。约在11世纪，西夏统治敦煌时期，元代统治者占领敦煌以前，莫高窟的僧徒们，考虑到战争的灾难，于是就把寺院历代保存下来的经卷、文书、档案以及佛像画等全部封存在此洞里，然后外筑补壁，并绘壁画掩人耳目。后因僧徒也逃战争之难未归，洞窟颓废，年久日深，洞窟甬道被风沙淤塞，竟因此幽闭近800年。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道士王园，率人"以流水疏通三层洞沙"，

秘室始现于世，并谓之"藏经洞"。

藏经洞出土了敦煌遗书中最大宗文献，尤为历史文化名城锦上添花。它又成为分别研究起自东汉、中经两晋、北魏、西魏、梁朝、北周、隋、唐、五代、北宋、西夏、下至元朝、涵盖各朝代文明的重要资料。敦煌学家姜亮夫教授认为"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首先发现敦煌遗书的重要价值者，是我国的金石学家叶昌炽，他在《语石》中，不仅录述莫高窟碑石，且对敦煌遗书作了颇为独到的阐述。该窟发现数以万计的古代佛经、道经及世俗文书等，是研究我国近两千年学术文化发展的宝贵文献，历史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实为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可惜这些宝卷未能被当时的中国政府重视，多被外国人劫走，使中国文化蒙受了一次巨大的损失。"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又是它之大不幸了。但随着敦煌的宝卷被劫掠，敦煌的名字也响遍全世界。

敦煌石窟密洞中，所藏遗书以佛教典籍最多，还有天文、历法、历史、地理、方志、图经、医书、民俗、名籍、帐册、诗文、辞曲、方言、游记、杂写、习书，成为多种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重要依据和补充参证，其主要部分又是传统文献中不可得见的资料，价值尤为珍贵。所以被视为中国文化史上的四次大发现之一。敦煌遗书以汉文最多，又有吐蕃文、回鹘文、西夏文。蒙古文、粟特文、突厥文、于阗文、梵文、吐火罗文、希伯来文等多种古代民族文字，成为研究这些古代民族语言文字和民族历史、×、文化的珍贵资料。它又具有民族学价值和国际意义。敦煌遗书以卷轴装为主，又有梵箧装、经折装、蝴蝶装、册子装和单页等多种形式，还有一些拓本、印刷本和刺绣本，在书籍发展史及书籍装帧史、印刷史上都是难得的实物资料。尚有更多材料，犹如明珠还埋于砂砾之中，有待识者发现和考证。目前，对敦煌文物的研究，也形成了一种专门的学问--敦煌学。中国学人对保护敦煌石窟作出了奉献

敦煌虽地处祖国西陲，但作为中华民族的文化遗产，早就引起了我国学者的关注。

清代雍正年间，督修沙州城的光禄少卿汪《游千佛洞》对敦煌艺术备极赞扬的诗句，一向为人们所重视。嘉庆年间，西北史地学专家徐松游历了千佛洞，在其《西域水道记》中，收录了许多有关敦煌和莫高窟的材料，还论及了莫高窟的创建历史。道光年间，许乃谷任敦煌县令时(1831-1834年)，也曾写了《千佛灵岩歌并序》，描述了莫高窟当时的景况。1900年藏经洞被发现后，在政界、学术界一些有识之士对莫高窟保护、临摹和研究的倡议进言、奔走呼吁者就更多。在40年代初，国立敦煌艺术研究所成立，中国才有了自己的敦煌研究机构。首任所长常书鸿和史岩、李浴、董希文、苏莹辉、段文杰、孙儒、史苇湘、李承仙，霍熙亮等，皆先后来敦煌，开展了临摹工作，对敦煌石窟艺术的研究、临摹及普及作出了奉献。敦煌石窟艺术才开始得到了保护，并产生了敦煌学。

敦煌文物散全球，画塑精奇美并收。同拂残龛同赞赏，莫高窟下作中秋。

斯氏伯氏去多时，东窟西窟亦可悲。

敦煌学已名天下，中国学人知不知。这是1941年(民国三十年)，国民党监察院院长于右任视察西北来到敦煌，参观莫高窟后，对敦煌艺术无法估量的价值和它濒临毁灭的危机所写《敦煌纪事诗》中的两首诗。提起敦煌艺术研究所，首推于右任断事以理，有先见之明。敦煌之行返重庆后，即在政界、学术界大声呼吁，希望重视、保护敦煌艺术宝藏。并亲自撰写《建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的建议书，送达国民党政府。这一建议书发表于当时重庆出版的《文史杂志》2卷4期(1942年2月15日出版)，建议书文如下：为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以期保存东方各民族文化而资发扬事。右任前次视察西北，因往敦煌县参观莫高窟之千佛洞，洞距敦煌县四十里，依崖筑凿，绵亘里许。志称有千佛洞，除倾地沙埋者外，尚有五百余。有壁画者计三百八十，其中壁画完整者亦二百余，包括南北朝及唐、宋、元各时代之绘画泥塑，胥为佛经有名故事。其设计之谨严，线条之柔美，花边之富丽，绝非寻常匠画，大半出自名手。今观其作风，大朝以上无考，自唐以下率类阎立本派。唐塑分西番塑中国塑两种，衣文神态，大者五、六丈，小者尺余，无不奕奕如生。就所见之文字，有梵文、西夏文等五、六种之多。而各时代供养人之衣冠饰物用具，亦可考见当时风俗习尚。洞外残余走廊，犹是宋代建时建筑。惜在过去未加注存，经斯坦因、伯希和诱取洞中藏经及写本书籍，又用药布拓去佛画，将及千数。复经白俄摧残，王道士途改，实为可惜。沙埋之洞不知更存何物。且闻敦煌西部尚有两千佛洞，数仅二十余，壁画尚存。而安西万佛峡之榆林窟洞画完好者见四十六，曾往亲自察看，壁画之精美皆可与千佛洞莫高窟匹敌。似此东方民族之文艺渊海，若再不积极设法保存，世称敦煌文物，恐遂湮销。非特为考古家所叹息，实是民族最大之损失。因此提议设立敦煌艺术学院，招容大学艺术学生，就地研习，寓保管于研究之中，费用不多，成功将大。拟请交教育部负责筹画办理。是否可行，理合具文，提请公决。对保护莫高窟大声疾呼和积极响应者还有向达和贺昌群等。

1942年(民国二十九年)春，国立中央研究院组织"西北史地考察团"，向达应研究院之约，参加历史考古组赴敦煌等地考察。通过敦煌考察，更认识到敦煌石窟艺术的重要价值及历经劫难而被毁灭的危险，便即写了《论敦煌千佛洞的管理研究及其他连带的几个问题》一文，以"方回"名于1942年12月27日至29日在重庆《大公报》上发表。他慷慨陈词，大声疾呼说：我们之所以不甘为奴为隶，情愿忍受中国历史上亘古未有的困苦，来奋战求存，为的是什么？还不是为的我们是有历史有文化的民族，我们有生存的权利，我们也有承先启后的义务。千佛洞是我们民族在精神方面一个最崇高的表现。保护和发扬这种精神，难道不是我们的义务吗？向达是著名的学者，他的呼吁得到了学术界的大力支持与响应。

贺昌群是敦煌学专家。他大声呼吁国人重视敦煌学说："我们只要在这中间抓住一鳞半爪，也可以牵引起许多新问题。至于敦煌石室中所发现的古文书，以及多种语言的手写经卷的研究，那真是沃野千里，只待人开拓。西洋的东方学者以及日本人，现在已经去得远了，我国学术界目前似尚无暇及此！"他还撰写了许多敦煌学论文，从历史的高度，强烈呼吁拨款和设立专门机构管理敦煌千佛洞。

1984年1月15日，经中共甘肃省委批准，成立敦煌研究院。院长由国内外著名敦煌学家段文杰担任。全院有研究、保护人员150余人。敦煌研究院现已成为全国、乃至全世界的研究中心。1983年中国敦煌吐鲁番学会成立大会和全国敦煌学术讨论会后，在全国掀起了一股敦煌热，使敦煌学蓬勃发展到了黄金时代，研究队伍日渐壮大，学术活动日益频繁，研究成果大量涌现。扼腕痛谈伤心史

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莫高窟藏经洞被发现。历代之积文终成后世之瑰宝。"整个中国文化都在敦煌卷子中表现出来。""为我国学术及世界学术之大幸"。莫高窟的珍贵文物被发现后，引起了帝国主义分子的垂涎，把魔爪纷纷伸向敦煌。英国的斯坦因第一个把手伸向敦煌莫高窟。他于光绪三十三年(1907年)3月到达敦煌，5月21日奔莫高窟。所盗卷轴共计写本卷子8082卷，木版印刷20卷。其中佛教著作6790卷。共装24箱经卷，5箱精美绣品。运到伦敦大不列颠博物馆。1914年他再次来莫高窟，又盗走5大箱600多卷写本。1930年他再来莫高窟，由于我国学术界的反对，其盗宝罪恶阴谋未能得逞。

斯坦因捷足先登后，紧接着来了法国人伯希和。他于1908年春到敦煌莫高窟，盗窃经卷写本、精美画册6000余本，运巴黎图书馆。还偷拍了莫高窟全部洞窟的照片。

当英国人、法国人都来敦煌盗宝时，日本人也不甘落后。1912年元月，日本人桔瑞超和吉小川一郎会合于敦煌。对敦煌莫高窟进行了大量摄影和调查，并从王道士的秘室中盗去大约600份卷子，还有两尊唐代彩塑，运回日本。俄国人也积极谋划，前来"分享"珍宝。1914至1915年，俄国人鄂登堡到敦煌莫高窟，盗走文物计2000件以上。大部分藏于列宁格勒苏联科学院东方研究所列宁格勒分所的"敦煌特藏"中。

第五个盗宝者是美国的华尔纳，他于1924年到敦煌莫高窟。因藏经洞珍宝已空，便用化学方法行窃毁坏文物，用化学胶布贴印139、141、144、145号洞窟中精美壁画26方，又铲剥了几块壁画，搬盗了几尊最优美的唐代塑像。劫余断篇又遭劫。敦煌莫高窟珍宝被帝国主义分子盗窃后，又遭厄运，遗书到处流散；运京途中遭劫。"敦煌者，我国学术之伤心史也"。又是它之大不幸了。敦煌学具有国际意义敦煌学代表敦煌历史文化，并具有国际意义，是近80年来兴起的以敦煌石窟和敦煌文献为基本内容的地域文化学。它是清理、保护和研究敦煌古代文化及其周边文化关系的学科。现已发展成为当今世界的一门显学。其研究对象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为一体的综合性学科。它的体系结构是由敦煌史地学、敦煌考古学、敦煌艺术学、敦煌×学、敦煌文学、敦煌语文学、敦煌民俗学、敦煌古代科学技术、敦煌文献学、敦煌石窟保护维修科学以及敦煌学学等11个分支学科组合而成的，是80多年来逐步形成和渐趋完善起来的。自1959年以来，除中国、日本为主力外，法国、英国、苏联、美国、德国、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加拿大、新加坡、印度、韩国等国家及香港地区都有人从事敦煌学研究。

敦煌的早期开发

商周至秦汉之际是敦煌政治、经济发展的重要奠基时代。这一时期，早期的民族融合，并在各族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发展了牧业。秦汉时期随着长城修造及河西四郡之设，农业出现长足的进步，而且从此成为沟通中原与西域的重要通途。

商周时期，从事游牧经济活动的乌孙、月氏以及匈奴，在敦煌地区的生活习俗、社会经济状况基本相似，都过着逐水草而牧的游牧生活。《汉书o西域传》云："大月氏，本行国也，随畜移徙，与匈奴同俗，控弦十余万，故强、轻匈奴。"乌孙当时是处于原始部落社会向奴隶社会过渡的阶段。《汉书o西域传》载："乌孙国……不田作种树，随逐水草，与匈奴同俗。"匈奴驻牧敦煌后，昆邪王就据敦煌一带。《史记o匈奴传》中云：其俗"壮者食肥美，老者食其余，贵壮健，贱老弱。"这些都是游牧部落经济的具体体现。

西汉筑敦煌郡城于敦煌郡古城，是随敦煌郡的建立而建筑的。西汉元鼎六年(前111年)，建郡置县，将军赵破奴奉命建筑郡城。位于今市城西党河西岸。城呈长方形，东西宽718米，南北长1132米，高16米。公元421年，北凉曾以党河水灌城，城破，西凉国亡。清雍正三年(1725年)，党河决堤，冲毁郡城，在党河东岸另筑沙州卫城，即现今沙州镇驻地。敦煌郡古城虽早圯废，但浩气长存。

敦煌郡的建立，敦煌郡古城也随之在中国历史上成为一个重要闪光点，至今仍然闪闪发光。促进了当时中西文化的交流，维护了丝绸之路的畅通和祖国的统一，在祖国历史上留下了光辉灿烂的一页。中国巨著《二十五史》上多有记载，敦煌遗书得到考证并有许多新发现。

敦煌这个举世皆知的名字，就是随着敦煌郡的建立、发展、演变而响亮起来的。

敦煌郡古城，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