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千敦煌寻宝(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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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辨,人物绘制工笔精细、色彩艳丽,代表了中国佛教文化艺术的顶峰。
进入敦煌莫高窟,张大千被呈现在眼前美轮美奂、绮丽璀璨的壁画艺术惊呆了,他不禁深深地感叹道:“古人云:”一出嘉峪关,两眼泪不干;前看戈壁滩,后望鬼门关。‘先辈们在这人类难以生存的大漠荒滩,修建了如此宏伟壮观的建筑,创造出如此规模浩瀚的壁画艺术瑰宝以及佛教雕塑艺术,真是世界奇迹!“他暗下决心,要在此大干一场,传承中华绘画之精髓,以谢上苍,不虚此行。
艰苦卓绝的临摹工作开始了。为避免损坏这些壁画表面,首先,由两个学生站在架子上,悬空提纸,由张大千勾描。然后,将勾描好的图案拓展到画布上,再对着壁画看一笔画一笔。整个操作程序异常繁琐,工作量非常大。特别是临摹巨大壁画的上部时,须一手提马灯,一手拿画笔,爬在梯子上,仰头仔细看一点,然后认真画一点,不能有片刻的懈怠和马虎。他一天上下爬无数次梯子,累得两眼昏花,两腿发抖,腰酸背痛;临摹到底部时,还得趴在地上勾线着色。尤其是冬天,石窟内不得生火取暖,趴俯在地上工作不到一个时辰,不仅脖子和手臂累得抬不起来,而且手脚冰麻,身板僵直,苦不堪言。张大千的学生刘力回忆道:“每日清晨入洞,从事勾摹,藉暮始归,书有未完,夜以继泛。工作姿态不一,或立、或坐、或居梯子上、或趴俯在地,因地制宜。惟仰勾极苦,隆冬之际勾不行时,气喘汗出,头目晕眩,手足摇颤,力不能支,犹不敢告退。因我师工作,较我辈尤为勤苦,尚孜孜探讨,不厌不倦,询足为我辈风范。”(刘力《敦煌随记》)
极为艰苦恶劣的工作环境和生活条件,对已过不惑之年的张大千形成了很大的压力。但他与大家同甘共苦,无怨无悔。潇洒乐观的张大千挺会苦中作乐,他是戏迷,酷爱京剧,他带了梅兰芳、程砚秋、马连良、孟小冬等不少京剧名角的唱片。他常把留声机搬到洞内,放唱片给大家听,以缓解疲乏,增添乐趣。戈壁荒漠缺少蔬菜,整天羊肉、牛肉吃得大家都腻了,不仅上火,而且便秘。为给大家的盘中增添“绿色食品”,张大千空闲时常去散步,搜寻野菜、野蘑菇。后来功夫不负有心人,居然被他找到了一种能食用的野蘑菇,味道极佳,给单调乏味的食谱增加了一道“美味佳肴”。
蒙受冤屈
张大千在敦煌,不仅临摹壁画,而且为保护、研究、利用敦煌石窟作出了重要贡献。
张大千到敦煌后,深感这座被埋在大漠之中的艺术宝窟,因缺乏保护已导致大量艺术瑰宝被盗、流失,且因缺少维护,大量壁画已被风沙雨雪侵蚀、脱落,若不采取必要措施加强保护与修缮的话,就会在不久的将来毁于一旦。于是,张大千在敦煌石窟,一方面与弟子认真细致地临摹壁画,一方面又抽空调查研究,搜集整理各类洞窟的原貌状况、缺损现状以及亟待解决的问题等第一手材料。1942年6月初,张大千趁国民党政府监察院院长于佑任来敦煌视察之际,向于右任建议,政府应及早建立敦煌艺术专门管理机构,并就保护、修缮、研究等方面提出了建议。
此举得到于佑任的大力赞赏和肯定。在于等一批有识之士的奔走呼吁下,1943年2月,国民党政府在敦煌莫高窟驻地,建立了敦煌艺术研究所,全权负责敦煌石窟的管理、保护和研究等工作,并委派教育部著名教育家常书鸿担任第一任所长。常书鸿到位后,就如何管理、修缮、研究敦煌艺术等诸多问题,虚心向张大千请教,并达成了共识。张大千离开敦煌时,将三年来调查研究的成果资料和设想,全都送给了常所长,为该所后来对敦煌石窟的保护与研究打下了重要基础。
更为可贵的是,后来张大千在敦煌临摹、创作的壁画艺术,在内地和香港等地展出,引起了各界人士的强烈反响,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应,不仅使社会上的一大批有志青年受到感召,投奔献身到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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