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秋雨:中华文化的“重大记忆”与“生态缺憾”

中华文化的第一个"重大记忆"。

敦煌藏经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

就是这5000个字,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极高的精神地位。

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

核心提示

●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

●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

●只要唤醒一种记忆,也就唤醒了一种文化;

●人类有一种"顶级"哲学是用中文写的;

●在人类文化进行共同精神奠基时,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坛主小传

余秋雨,著名文化学者,1946年8月23日出生于浙江省余姚县桥头镇(今属慈溪),1968年8月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历任上海戏剧学院副院长、院长等职。上个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写作《文化苦旅》等文化散文,辞职后以亲身历险考察国内外各大文明为人生主业。所著《山居笔记》《霜冷长河》《千年一叹》《行者无疆》等,开启一代文风,长期位踞全球华文书畅销排行榜前列,已被公认为目前世界华人社区中影响力最大的作家之一。在大陆公布的近10年来全国最畅销书籍前10名中,余秋雨一人独占了4本。近年来,他在"中华文明和世界文明"的总标题下,应邀在美国哈佛、耶鲁、马里兰大学及纽约亨特学院、华盛顿美国国会图书馆发表演讲,场场爆满,引起很大社会轰动。

今天我想从一个宏观的角度来谈谈中华文化。

我们总是把人类最早在地球上活动的遗迹说成是"文化",例如河姆渡文化、半坡文化等等,因为那里出现了人在自然界的创造。后来文化的高度成熟,也一直伴随着人在创造中的发展和选择。因此,说大一点,文化是人类留给自然界的一切痕迹;说小一点,则是不同人群对于各种痕迹的选择方式。

这种选择方式因不断延伸而积累成历史,文化也就成了历史对后人的一种设计。这种设计,主要体现为精神价值和生活方式两方面。相比之下,精神价值更值得研究。

历史对我们的设计,并不仅仅是留在历史学家的著作中,而且还留在我们的记忆里。

我们当然有权利突破历史对我们的设计,但首先应该了解这种设计。了解这种设计,其实也就是激活我们的记忆。只不过,历史太长,设计太多,记忆太乱,我们必须首先找到其中的大框架、主巷道,否则就会迷失在历史的原始森林中。

因此,今天我首先要讲的就是中华文化中应该被选择的"重大记忆"。

中华文化第一个"重大记忆"

要说中华文化的"重大记忆",我必须讲述一件真实的往事。

19世纪后期,中华文化遇到了毁灭性的灾难。这不是危言耸听,我亲自考察过世界各大古文明陨灭的废墟,知道一种文明面临陨灭的种种迹象。你看从19世纪中期开始,先是两次鸦片战争,再是英法联军进攻北京火烧圆明园,后来又遇到了中日甲午战争,军事上的一连串可怕失败带来了文化上的绝亡心理。

领土像一个盘子,文化像是装在盘子里的水,盘子被瓜分成了碎片,水还盛得住吗?

眼看着高山将崩、大厦将倾。蹊跷的是,恰恰就在19世纪最后一年深秋,一个叫王懿荣的金石学家从中药"龙骨"中发现了甲骨文,而他又正巧是"京都团练大臣",承担着保卫首都北京的责任。在他发现甲骨文后几个月,八国联军占领了北京,清廷西逃,他这个首都防卫长官不愿成为侵略者的俘虏,又不甘擅离职守,就壮烈自杀。先是吞金,再是喝毒,都没有立即死亡,便采取第三种自杀方式——投井,义无反顾地走向死亡。我曾评价,这位金石学家是中华民族真正的"金石",这位"龙骨"的发现者是中华文化真正的"龙骨"。

我最注意的是,为什么恰恰让这位首都沦陷时的防卫长官发现了甲骨文?我想用艺术的语言说,这是祖先在冥冥中要让后代在灭亡前激活一项重大的文化记忆。甲骨文,向我们展示出一个具体、完整的商代,而商代又是那么伟大。这是迄今为止中国历史终于有大量文字可以印证的起点。几乎在发现甲骨文的同时,又发现了敦煌藏经洞,展现出来的是一个更伟大的唐代。请大家想一想,在八国联军的枪炮、铁蹄下,一个活生生的起点——商代和一个活生生的高峰——唐代,同时出现在国破家亡的中国人面前,意味着什么!

我有一个比喻:一位武士在备受欺凌之后终于奄奄一息地倒下了,但就在此时,他突然听到了美丽而响亮的童年歌声。他浑身一抖,踉踉跄跄地站起身来。

这就是说,激活一种重大的文化记忆,足以挽救整体生命。文化的灭亡,从失去记忆开始。只要唤醒一种记忆,也就是唤醒了一种文化。但是,这种记忆必须是重大的,而不是琐屑的。

那么,我们就把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作为中华文化第一个重大的记忆吧。商以前的夏,或者更早的时代,还要等待今后的考古发现。

中华文化第二个"重大记忆"

在甲骨文所刻画的商代之后,中华文化的第二个"重大记忆"应该放在哪里呢?毫无疑问,放在老子、孔子和他们引领的"诸子百家"时代。他们为中华文化进行了精神奠基,所达到的高度让人叹为观止。后代再杰出的思想家,往往也只是他们的追随者而已。

更令人惊奇的是,老子、孔子所处的时代是全人类进行共同精神奠基的时代,最伟大的哲人几乎同时出现在地球上,常常使我们觉得不可思议。

我可以举例说说他们的年龄对照。孔子只比释迦牟尼小14岁;孔子去世后10年,苏格拉底诞生;墨子比苏格拉底小1岁,比德谟克利特大8岁;孟子比亚里士多德大6岁;庄子比亚里士多德小15岁;阿基米德比韩非子大7岁。这个年龄对照说明,他们确实是一起来到世间的同代人,同样是开天辟地的精神高峰。好像是约好了,要在那个时候一起呈现人类的共同成熟,甚至是同步成熟。

他们还有分工,各自显出不同的重点。我曾说过这样一段话来缅怀那个时代:当时,希腊哲人在爱琴海边上思考着人与物的关系,印度哲人在恒河边上思考着人与神的关系,而中国哲人则在黄河边上思考着人与人的关系。

这种不同的重点,也成为一种文化遗产而铸就了几种文明的后世特征。例如中华文明到今天还是在人际关系上特别沉重和复杂,这就是历史的一种累积性设计。

不管怎么说,在人类文化进行共同精神奠基时,中华文化不仅没有缺席,而且成了主角之一。

老子的《道德经》在人类

历史上处于极高的精神地位

首先值得我们记忆的人是老子。

老子的生平资料并不清楚,一般认为他比孔子大,担任过周王室图书馆的馆长,孔子曾从今天的山东曲阜到河南洛阳向他问过礼。后来他决定出关隐居,边关守卫让他留下一些文字作为出关的条件,他不得已就在边关上写了5000字,那就是他唯一的著作《道德经》。一开头就是12个字:"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乍一看简直不知所云。他的意思是:道,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道;名,可以说得出的,它就不是永恒的名。这中间包含着多少看透一切的哲理啊。他对一切讲述都是那么的不信任,于是自己也就不想留下什么言论,如果不是边关守卫的强求,这5000字也不会留下。写完,他骑着青牛,穿着黄袍,背着白口袋,消失在关外灰色的旷野中。司马迁说:"不知其所终。"这个背影,实在让人印象深刻。

就是这5000个字,在人类历史上处于极高的精神地位。十几年前,美国《纽约时报》评选全人类古往今来10位最重要的作家,老子名列首位。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历史上被翻译成外文而流播最广的著作,第一是《圣经》,第二是《老子》,也就是那5000字的《道德经》。据报道,当今国际间哲学素养最高的德国,几乎每个家庭都有一本《老子》。可见,老子的影响在他的祖国还有待大大提高。确实比较艰深,但再艰深也就是5000字嘛,认真看注释,怎么会读不下来?我曾经对学生们说:对于世界上的很多学说,我们只有懂了才能记住;但是老子创造了一个例外,对于他,我们即使不懂,也要记住。

西方有人曾经说过,世界上的哲学都是用德文写的。有了老子,我们可以说一句,处于峰巅上的那种哲学,是用中文写的。所以,在凤凰卫视的《秋雨时分》中,我对世界各地的华语观众说,老子的话虽然难懂,我也要领着大家读几段,让大家体会一下用中文来表达哲理时的那种无可替代的节奏和音韵。

老子的很多思想,在今天越来越显出价值。例如他主张简约,拒绝对自然、对社会的过度耗费;他主张不争、不辩,不要把胜败输赢当一回事,一切都在向反面转化,等等。原来,我们在当代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努力追求的"节约型社会"、"和谐社会",在老子那里已经有了精神根源。

周游列国的孔子成为中国

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与老子相比,孔子走了一条不同的路。他尊重老子的哲理,但觉得大道已被蒙蔽,世情已经混乱,君子就应该担当起不断讲述、四处传播的责任,不应该轻言放弃。他没有出关隐居,恰恰相反,创办了一所"流浪大学"——周游列国。初一看,他到处受阻,难以实现自己的主张,而实际上,他在带领学生流浪的过程中,完成了一项系统的社会文化心理考察,次次受阻,都是考察最需要的反面例证。他因流浪,从杰出走向伟大,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位永远的导师。

孔子的学说,古往今来被讲得很多。我觉得,他最大的努力是从家庭伦理引申到社会伦理,试图建立一个"尊尊"、"亲亲"的礼仪世界。尊重一切该尊重的人和事,亲善一切亲友并推及他人,他觉得,这样就可以建立王道和仁政。所以,他把自己所有学说的目标定为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陈寅恪先生说儒家的最大贡献在"公私制度方面",就是这个道理。

要达到这个目标,孔子提出了一个人格基础,那就是君子之道;又提出了一个行为规则,那就是中庸之道。我认为,他在"公私制度方面"的不少主张有可能早已过时,但是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却有永远的价值,必须进入我们的文化记忆。

对于君子之道,孔子并没有给出明确定义,却划出了一道道君子与小人的分界线,让我们知道君子是什么,以及作为对立面的小人是什么。例如大家熟悉的"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君子求诸己,小人求诸人";"君子和而不同,小人同而不和",等等。我觉得划分君子和小人的界线,具有极高的学术意义和实践意义,而且直到今天,我们还找不出另外的科学概念能替代这两个命题。今天在中国文化界如果说有什么令人担忧的趋向,那就是君子话语常常被小人话语所淹没。美国一位学者曾借用小人的概念说出过一句至理名言:"所谓伟大的时代,也就是谁也不把小人放在眼里的时代。"

对于中庸之道,过去常被我们误解成"和稀泥"、"骑墙派",其实它的本义是反对极端主义,寻找大家都能接受的一种"合适"和"恰当"。这在当代世界恐怖主义和单边主义都很张扬的时候,特别能显现意义。

君子之道和中庸之道,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征,我们不能失去对这两"道"的记忆。

还有哪些"重大记忆"?

由于时间关系,我不能在今天的演讲中列述更多,这是我在《秋雨时分》中要连续讲两年的课题,今天只能稍稍列举了。例如,在诸子百家的时代之后,值得记忆的应该是帝国时代。历时400年的秦汉帝国,把诸子百家的真知灼见选择成了行政制度,使那些精神文化不至于随风飘散了。此后的文化思维,也就有了九州方圆、社稷国家的底座。

荣格说,文化最终沉淀为人格,一点不错。在漫长的历史中,中华文化也在个体人格上留下了很深的印记。我想,最早为中华文化打下个体人格基础的,应该是悲哀而高尚的屈⑺韭砬?骑上了战马的曹操、诸葛亮,以及那些放达而风流的魏晋名士吧。中华文化,因他们而有了不同的生命温度。唐宋之后的文人大批涌现,那就来不及细说了。

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

前些年我在美国的一些大学巡回演讲,其中一个题目是"中华文化的长寿秘密",我主要讲了三个方面:

▲中华文化不喜欢远征

这是农耕文明与游牧文明、海洋文明的根本区别。知道熟土可依,远土不亲;知道家人思聚,故乡难离;知道胜败无常,祸福不永———这一些,都出自于文化心理。比哥伦布探险早60年的郑和船队那么强大,到了那么多地方,但从郑和到每一个水手,没有一个产生过一丝一毫抢占领土的幻想,这就是文化的潜在控制变成了集体本能。相比较之下,古巴比伦文明、古波斯文明、古埃及文明,都在远征中湮灭,甚至亚里士多德的学生、希腊文明的嫡传者亚历山大的远征也是如此。

远征即便胜利,也极大地耗损了一个民族的文化主题;远征很可能带来报复,而任何报复都是残酷的,必以毁坏被报复者的文化作为前奏。中国古代的不远征思维,使中华文化避免了这种灾难,保证了长寿。

▲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

这是中华文化长寿的第二个原因。不喜欢极端,最早是从农耕生态四季轮回中产生的共识。种瓜得瓜,种豆得豆,不可能离开寻常因果,出现极端性突变的奇迹。这种农耕共识,提炼、升华成《周易》、《老子》和中庸之道,根深蒂固。

中国也有过极端主义时代,但那是过场戏,长不了,正剧还是不极端的中庸之道。这正像我在中东某地时的一个感受,在那里,和谈是过场戏,正剧是极端主义。

极端主义不仅会破坏别种文明,对自身的损害也是极大的。这一切,都有重重的历史废墟证明。中华文化不喜欢极端,也就产生了一种自我保护机制,延续至今。

▲中华文化不喜欢无序

我考察了世界上很多地区,深知现在地球上有秩序的地方不多,而无序的地方却很多。那些地方一直没有引起人们注意,因为那里因混乱而落后,失去了被他人注意的理由,偶尔注意,也找不到问题的焦点和逻辑。

中国自从秦汉帝国时确立了书同文、车同轨、统一度量衡的规范,又实行了郡县制和户籍制,保证了两千年的秩序。其他古文明也有过建立秩序的梦想,但他们遇到了一个难题:缺少代代相继的管理人才,而且这种管理人才必须是文官,能以文明治世。

这个难题,在中国奇迹般地解决了,那就是实行了1300多年的科举制度。每3年在全国各地选拔一批为数不少的管理人才,把面积很大的国土有效管理起来了。而且,由于考试内容是儒家学说,考生们长年累月准备的也是"治国平天下"的道理,因此由他们中的优胜者来做官进行社会管理,基本上"专业对口"。

这真是一个惊人的创举:以文化来选拔社会管理人才,又以选拔来保证文化的延续,两全其美。中华文化由此普及于空间,又延伸于时间。

中华文化的"生态缺憾"

我们除了要记住中华文化的一系列优点外,也不要忘记它的诸多缺憾。有的缺憾还是优点的派生物,像是阳光产生的影子。

与三个"不喜欢"相对应,我选了三个"不在乎",对中华文化的"生态性缺憾"作举例说明。

■中华文化不在乎公共空间

大家都在责备我们的同胞有随地吐痰、大声喧哗等等毛病,这些毛病看似道德问题,实际上是对公共空间的漠视。中华文化本来是最讲道德的,但是一旦失去了对公共空间的认知,先人提倡的道德也就不会在那里实现了。

我前面说了,儒家文化讲究家庭伦理和社会伦理,但当时他们所认识的社会伦理,主要是朝廷伦理。在朝廷和家庭之间,应该有一块很大的公共空间,游离于朝廷关系和家庭关系之外,但中华文化没有为这块公共空间留出足够的地位。县官出门,打出"肃静"、"回避"的牌子,明显地把公共空间看成了朝廷空间的延伸。有时也提倡关爱家庭之外的人,希望在关爱家里老人和小孩时能够推己及人。这当然很好,但也只是家庭思维的延伸。

现在有关交通安全宣传的广告:"为了你的家人,请你注意交通安全";"开车两口酒,家人千行泪"等等,当然都很能打动人心,但局限性也是明显的。不要酒醉驾车,难道主要是为了家人不流泪吗?那些被酒醉者撞死街头的路人呢?应该知道,人性、人道具有离开朝廷和家庭的独立的终极意义。真正的大善,产生在素昧平生的公共空间。

■中华文化不在乎实证

中华文化早早地划分了阴和阳、君子和小人、忠和奸、善和恶、贵与贱,却一直不在乎真与假的界线,即缺少"证伪机制"。这样一来,就给虚假、伪饰、谣诼、冤案、假冒伪劣产品留出了广阔的地盘。

这个问题严重到了触目惊心的地步。历史学家黄仁宇教授发现,在明代国家档案《明实录》中,即使是关系一国命脉的经济数字、军事数字,都严重不实。连铸造钱币这样的财经大事,该档案中所记金陵一次所铸钱币的数量,实际上整个明代两百多年间天天加班铸造都不可能完成。但是,这些重要档案的记录者、校对者、审核者、阅读者没有一个能发现,他们连发现的敏感都没有。这使黄仁宇先生得出一个结论:中国历史最大的问题是缺少数字化管理。

这个问题到现代还在强劲地延续。数字是有的,但没有管理,没有实证。例如我们小时候常常听到看到那些公开发表的数字,都未被实证,像"亩产二十万斤"之类。"文革"之后,平反的冤案几百万件,足可证明至少有几百万专案组人员、审查人员完全无法对那些诽谤和诬陷予以"证伪"。他们绝大多数不是恶人,因此更可说明这是一种集体文化惯性。

我们对于谣言,喜欢"无风不起浪"的判断,造谣者在顷刻之间就赢了一半。被谣言伤害的人也历来以"身正不怕影子斜"、"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这样的逻辑来自我安慰,结果谣言充斥四周,无法以实证来消除,人人都是它的受害者和加害者。由于大家对虚假缺少敏感,更缺少实证方法,因此这些年假药、假酒、假文凭、假记者横行天下,甚至在国际上也产生了不良影响。

现在,我们在经济建设、国际贸易、社会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先后走上了实证之路,即黄仁宇所说的数字化管理之路,而在文化思维上还远远没有跟上,"假大空"现象仍存在。本来,"谣言止于智者",文化应是验证真伪、抵拒虚假的大本营,没想到这些年来,谣言出得最多的却是文化界。为求读者的耳目刺激而胡言乱语的现象在媒体上大量出现,有人把这种现象称之为"言论自由",其实,虚假一旦自由了,真实就被扼杀了。

■中华文化不在乎创新

这一点,大家都可能有所认识了吧?政府一再强调,中国持续发展的道路在于自主创新,可见中华文化的这个历史缺憾已经成了沉重的包袱,到了非突破不可的时候了。

这一点也是从中华文化的优势中翻转过来的。中华文化历史长,成果多,回过头去学习、敬佩还来不及,怎么还会想到创新?结果,我们的文化,多的是整理、校点、收藏、注释,少的是实地考察、荒原历险、大胆探索。中国最受尊重的学问家,往往是"学富五车",却未必有创新的观点让世人受惠。中国最推崇的艺术家,往往是各方"无争议",却不知道任何创新都是对原有规范的挑战,不可能"无争议"。

现在掀起"国学热",对于保护文化遗产、延续文化传承有积极意义,但也必须注意,不要把我们的历史文化作过度的盲目赞美,因为历史的惰性、历史的悲剧、历史的灾难也都与之有关。在这方面,鲁迅先生、胡适之先生的相关论述仍然值得我们重视。

我非常热爱传统的中华文化,但心中又十分明白,中华文化的未来生命,在于创新。

以上这三个"不喜欢"和三个"不在乎",加上我前面所说的几项重大记忆,大体上都只是举例而已,说明我所讲的文化记忆鞘裁础K瞿谌莨惴?难免有错,请大家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