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三封诏书看治黄史上的堤防之争

　　自春秋战国有堤防工程以来，它就一直是解决黄河下游防洪问题的一项重要措施，受到了历代统治者、治黄人的高度重视。但由于黄河治理的艰巨性、复杂性及其严重的水患灾害，加之大禹治水的长期影响，人们对堤防的存在价值和作用多有微词，并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成为治河争论的焦点。

　　后汉明帝曾下诏书：“左堤强则右堤伤，左右俱强则下方伤，宜任水势所之，使人随高而处，公家息壅塞之费，百姓无陷溺之患。”换句话说，就是不要堤防，任由洪水泛滥。

　　宋太祖赵匡胤面对严重的黄河水患也曾下诏书：“夏后治水，但对言导河至海随山浚川，未闻力制湍流，广营高岸。自战国专利，堙塞故道，以小妨大，以私害公，九河之制遂隳，历代之患弗弭。”他在盛赞大禹治水的同时，对堤防这一治黄措施横加驳斥。

　　他的孙子宋神宗则说得更妙。“河决不过一席之地，或东或西，若利害无所较，听其所趋如何？”“水性趋下，以道治水，则无违其性可也。如能顺其所向，徙城邑以避之，复有何患？”听此，仿佛堤防成了河患的罪魁祸首。

　　此外，在历代治河知名人物中持此观点的也为数不少，其中贾让的说法最具代表性。他在上表的“治河三策”（改道、分流、筑堤）中，就把构筑堤防列为治河的最下策。

　　凡事有利就有弊。对堤防这一重要防洪工程措施，更要一分为二地去正确看待。从历史的角度看，堤防的重要作用应该是肯定的。科学技术发展到今天，堤防这一古老的治河方案仍在应用，并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为什么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堤防工程会有那样深的误解呢？深究起来有两方面原因：

　　其一，表现在治河与人类的关系上。治河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必然要求。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口的增多，人类与自然的关系变得越来越密切。自然灾害关系着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治则利，不治则害，对于黄河这样一条灾难深重的河流，更是如此。清初治黄名人陈潢讲得好，“顺水之性者，非纵水之性也。譬之人性本善，率之即谓之道，然必闲其邪而方其外，夫非多方闲之谓乎？惟多方防范，而本善之性乃全，是防者正所以顺其性也。治水亦然。纵之而就下之性反失，防之而朝宗之势乃成。”因此，以为河本无事，把河患归罪为堤防，是十分错误的。当然，河患的发生也与人类不能善待自然密切相关。在我国历史上，黄河上游黄土高原地区因长期不能得到有效的生态保护，水土流失加剧，河道淤积严重，从而使黄河成了“善淤、善决、善徙”的地上“悬河”。

　　其二，是对黄河问题的艰巨性、复杂性认识不足。源于大禹治水的影响，拘于尊经崇古的思想，限于落后的生产技术条件，在我国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对黄河问题的认识并不十分清楚。因此，也就难以拿出一个很好的治理方略来，对采取的一些具体措施出现争论就在所难免。面对严重的灾情和巨大的投入，人们对堤防工程这一重要的防洪措施寄予了很大的希望，然而现实并非如此。堤防屡建屡毁，三年两决口，人们对堤防多有微词也就不足为怪了。

　　重新认识和评价堤防的重要作用，得益于明代潘季驯对黄河问题的深刻研究而提出的“以水攻沙”治黄方略。潘季驯在认真总结前人的治河经验的基础上，结合自己多年的治河实践，认识到了黄河之患，患在多沙。只因黄河“善淤”，才导致了“善决”、“善徙”。这是治黄史上的巨大进步。他提出的“水分则势缓，势缓则沙停，沙停则河饱。尺寸之水皆由沙面，止见其高。水合则势猛，势猛则沙刷，沙刷则河深。寻丈之水皆由底，止见其卑。筑堤束水，以水攻沙，水不奔溢于两旁，则必真刷乎河底。”“河之性宜合不宜分，宜急不宜缓。合则流急，急则荡涤而河深。分则流缓，缓则停滞而沙淤。此以堤束水，借水攻沙，为以水攻水良法也。”这些观点长期影响着后人。其“以堤束水，借水攻沙”的精辟见解，甚至成了明清时期治黄人的座右铭。

　　新中国成立后，“上拦下排，两岸分滞”被明确为黄河治理总的方针和原则。这是千百年来治河实践的结晶，是科学技术进步的必然。堤防工程作为“下排”的一项重要措施，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不断得到巩固和加强。有理由相信，随着西部大开发的成功实施，下游河道工程的进一步巩固，确保黄河长治久安一定能够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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