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敬毅：河南妇女运动的先驱

孙敬毅，又名孙淑资，洛阳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任河南省妇女解放会书记，长期致力于妇女解放运动，是我省妇运史上最早的执火者之一。沉沉暗夜里，漫漫征途上，孙敬毅携手无数进步女性走上了革命之路……

上篇说到，共产党员史兢之，为了捍卫党和人民的利益，在开封城英勇就义。与她同年入党的孙敬毅当时不在开封，她在永城听到消息后十分悲痛，回想起与兢之在洛阳相处的日日夜夜，回想起那座生她养她的洛阳城，思绪翻飞，往事历历……

一

1901年，孙敬毅出生在一个银匠家。她的父亲孙光斗，原姓刘，因幼时父亡母再嫁，只好自卖给大地主孙大应当养子，改姓孙，从此成了孙家的童工，吃不饱，穿不暖。后来孙家喜添男丁，孙大应生怕孙光斗平分家产，于是掏钱雇了一个杀手，假称让此人带孙光斗外出打工学手艺，要此人在半路上结果他的性命。

两人一路前行，边走边说话，那人见孙光斗聪明伶俐，不忍下手，才让孙光斗逃过一劫。孙大应的老婆看这一招不行，就将毒药放到碗里让孙光斗吃，多亏被一个女仆发现，给他使了个眼色，他才又逃过一劫。两次谋害孙光斗不成，孙大应干脆翻脸不认人，把孙光斗赶出了家门。

孙光斗后来结婚成家，生了六个孩子，只有一女成活，这个女孩就是孙敬毅，当时名为孙淑资。孙光斗告诉她“地主心肠狠，与穷人是死对头”。孙敬毅记住了这句话，看穷人咋看咋顺眼，看富人总觉得别扭。

1918年，孙敬毅17岁，该成亲了，就由母亲作主嫁了人。她的婆家是个破×，丈夫是个浪荡子，整天不干正经事，还常常打骂她。孙敬毅无法忍受丈夫无休止的虐待，经人调停，离开丈夫，到洛阳女校读书去了。

当时女子出来读书，犹如小鸟出笼，再也不愿回头。学校像一个窗口，让她看到了许多新鲜事物，她感到新奇和愉悦，接着升入师范，继续求学，眼界大为开阔。她那不争气的丈夫，在家里坐吃山空，把家产挥霍完了，就来找她胡闹纠缠，不得已，她于1923年年初与丈夫离婚，彻底摆脱了婚姻的羁绊。

这一年的春天似乎来得特别早，22岁的孙敬毅，带着母亲和刚满月的女儿，赶往孟津女校教书。走出洛阳小北门，看到一地麦苗，她高兴极了，对母亲说：“我们要开始新的生活了！”

在孟津、济源教书两年后，1925年冬天，孙敬毅又回到洛阳，担任南关小学校长。当时，“女先生”很少见，女校长更是凤毛麟角，当人们听说新来的女校长，就是当年那个受气的小媳妇时，都感到惊奇，都很尊敬她。

走向社会后，孙敬毅感受最深的还是妇女受歧视、受欺辱的社会现状，她决心与不平等的社会抗争，把更多女性从水深火热中拯救出来。她的妇女运动生涯由此开始了。

二

孙敬毅所在的南关小学，学生不多，课业不重，她常常利用课余时间到凤化街、饮马街上走动，只要看到谁家的媳妇挨打受气，就出面干涉。当时，她的学生中有一个叫郑霞波的，到了结婚年龄，其家人到学校逼她退学。孙敬毅见这个学生哭个不停，就问：“你说实话，愿不愿意退学成亲？”郑霞波认真地说：“俺不愿成亲，俺愿意读书！”孙敬毅说：“那好，你不要怕，也不要哭，听我的安排好了！”她帮助郑霞波摆脱了家人的纠缠，利利索索地退了婚，到洛阳师范读书去了。

洛阳南关还有一个年轻女子，就是上篇提到的女英烈史兢之，当时她已经结婚了，常受丈夫和公婆打骂，孙敬毅知道这一情况后，鼓励她走出不幸婚姻，争取自由。后来，郑霞波和史兢之都加入了中国共产党，走上了革命道路。

孙敬毅还积极宣传妇女放足，宣传男女平等，动员女子上学，抵制包办婚姻，很多女子都信服孙敬毅，在大家心目中，她“开化”得早，是个“女先生”，但不知道她与共产党已经开始秘密接触了。

当时的中共洛阳县委书记是于秀民，共青团洛阳县委书记是阎延弼，孙敬毅这时已与他俩相识，并从他们那里看到了《中国青年》等进步刊物。这些刊物使孙敬毅了解到全国的革命形势，她非常激动，要求进步的愿望非常强烈，于秀民、阎延弼不失时机地给她讲如何改造社会，如何使自己的一生过得有意义。在这些共产党员的影响下，她的视野更加开阔，认定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人民才能走向自由和幸福，妇女才能得到彻底解放。

1927年5月，由阎延弼介绍，孙敬毅加入中国共产党，踏上了新的革命征途。根据党的指示，孙敬毅来到“暑假学校”任教师。这个“暑假学校”，实际上是中共洛阳县委控制的一个活动场所，学校巧妙利用暑假这一特定时段，灵活地集中进步人士前来培训。孙敬毅的任务，是要把“暑假学校”改办成“洛阳城区第二小学”，正式挂牌，使它能够长期作为党团组织的通讯联络站。

这是孙敬毅入党后接受的第一个光荣任务。她在学生中宣传革命思想并积极发展党员，在她的影响下，李凤荣、白丹凤等女学生先后入党。不久，河南省第一个妇女支部——中共洛阳妇女支部成立了。她带领妇女支部的同志们，白天秘密刻印宣传材料，晚上外出散发，号召人民抗捐抗税，反对军阀混战。他们还走上街头，宣传婚姻自由。

1927年冬，孙敬毅担任中共洛阳县委妇委会委员。次年8月，根据党组织安排，她来到古城开封，考入国民党河南省党部担任录事。组织上叮嘱她：要利用这个有利的工作岗位，密切注意敌人动向，搜集重要情报。从此，她开始在敌人的心脏工作。

当时，作为河南省省会的开封，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军警特务遍布，孙敬毅行动特别谨慎，以免暴露真实身份。由于她初来乍到，凡是机密工作还轮不到她来做。第一天上班，上司交给她一大堆报纸，让她分门别类归纳整理，进而分析时局动态。干了一段时间后，有一天，上司叫她过来帮助翻译一下普通电报，她心中一阵狂喜——终于可以接触电文了！但她注意到，凡是重要的电文，都由省党部干事报惠芳翻译，别人是插不上手的。

面对这种情况，孙敬毅感到很着急，因为每次重要电文来到，报惠芳的神情马上就不一样了，孙敬毅只有眼睁睁地看着报惠芳译出重要情报，然后走进上司办公室。每到这时，孙敬毅就特别难受，心想：不知道又有多少革命同志暴露了，而自己却不能获取情报，不能及时通知他们躲避。

为了获取情报, 孙敬毅开始和报惠芳接近。一开始，两人只是聊一些女性话题，慢慢地，两人的共同语言越来越多了，关系似乎也亲密起来，她取得了报惠芳的信任。这样一来，只要电文来得多了，报惠芳一时忙不过来，就会请孙敬毅过来帮忙，也不分什么重要电文和一般电文了，甚至明知是很重要的电文，她也毫无顾忌地交给孙敬毅翻译。

一天, 孙敬毅帮忙翻译几份电文，其中一份电文是从郑州国民党党部发来的密电，她翻译了两行，便感到事态严重，急得出了一身冷汗。原来，这份电文的内容是，共产党内部出了一个叛徒，这个叛徒已经供出中共郑州市委和团委两个机关所在地，报请逮捕相关人员。孙敬毅拿着电文，心急如焚，怎么办？怎么办？这个情报如不及时送出，后果不堪设想。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了,党部办公室的人都在静静地办公，报惠芳坐在那边，虽然眼睛没往这边看，但根据孙敬毅平时翻译电文的速度，要不上两分钟，报惠芳就会走过来拿走电文，然后再去上司的办公室。孙敬毅额上渗出细密的汗珠，她又一次问自己：“怎么办？”突然，她想起报惠芳早上上班时说没给小孩喂奶,便急中生智，对报惠芳说:“现在都十一点多了,早上上班急，你的小孩没吃奶，一定饿哭了。我来得也很仓促，到现在还没吃饭，不如咱们都早回去一会儿，行不行？” 报惠芳这时一心想着孩子，就说：“孩子肯定在家哭呢,走吧，反正快下班了。”说着她便到厕所去了, 孙敬毅趁机把电文抄下来藏在身上。

两人走出省党部，孙敬毅看着报惠芳匆匆离去，自己掉头就去找中共开封市委书记杨子健，将电文交给他。杨子健一看，事情非同小可，急忙向省委汇报，省委立即打电话通知郑州的有关同志转移了。

下午两点上班, 报惠芳才想起那几份电文，她过来一看，发现那份电文混在几张电文当中，心想：这个孙敬毅，真是初来乍到，啥也不懂，连如此重要的情报也不给我说一声。但毕竟是自己偷懒，请人家孙敬毅代译，她也不好怪罪。

结果可想而知：当郑州的敌人奉命围捕时，我们的同志早已安全转移了，敌人一无所获。孙敬毅以她的大胆和机智，使我党避免了一次重大损失。

三

1929年7月，党在开封成立了河南省妇女解放会，考虑到孙敬毅有着丰富的妇运工作经验，中共河南省委任命孙敬毅为妇女解放会书记，要她发动更多的妇女参加革命。孙敬毅上任后，把目光投向当时开封妇女最集中的地方——河南第一妇女工厂。这个厂子行将倒闭，很多女工失业，大家的不满情绪日益高涨，是策动妇女暴动的好地方。

孙敬毅深入这个工厂，与广大女工取得联系，晚上又到一些女工家里宣传发动，一段时间后，女工要求复工的呼声越来越高。看看时机已经成熟，孙敬毅与几十名女工骨干商量好了，决定在次年的“三八”发动女工上街游行，争取合法权益。

1930年3月8日，由妇女解放会牵头，开封失业女工700多人走上街头，大家排着整齐的队伍，一路高喊“反对军阀战争”、“要求复工”等口号。孙敬毅和几名女工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她发现每走过一条街道，就会有一些妇女加入到队伍中来，走过七八条街道之后，队伍越来越长，声势越来越大。队伍最后来到龙亭前，孙敬毅登上台子开始演讲。

警察围上来了，逮捕了不少女工，工厂最终没能复工。

复工运动虽然失败了，河南省的妇女运动却以宏大的气势开了个好头，争权益、争自由、翻身求解放的意识，如星星之火在广大妇女心中点燃，为今后的历次妇女运动奠定了基础。这年秋天，孙敬毅担任了中共河南省委妇女部秘书，同时负责开封市妇委会的工作。她经常组织会员在影剧院散发传单，还到处张贴标语，宣传我党方针政策，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揭露敌人的丑恶行径，使敌人惶惶不安。她还利用一些特殊的日子搞“飞行集会”：迅速集结，迅速演讲，迅速疏散，弄得敌人晕头转向，气得敌人咬牙切齿。这年9月，一个叛徒供出孙敬毅是河南妇女运动负责人，敌人开始四处抓捕她。

1933年7月，孙敬毅被捕了，被判无期徒刑。她坚决不向敌人低头，坚持狱中斗争，直到1938年国共合作，她才出狱。当年11月，她到延安进修。从1942年起，她开始从事人民司法工作。1949年新中国成立后，她担任最高人民法院民庭第二审判组组长，此后近20年时间，她在审判工作岗位上兢兢业业、鞠躬尽瘁，直到1962年7月7日病逝，书写了一个共产党人勤勉为党工作的革命历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