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石大人胡同到外交部街的历史沧桑

　　谈北京，我不想说自然风景，因为正像徐城北先生所言，说山景，它比不上“大西南苍苍莽莽的十万大山”；说河流，比不上滚滚长江，因此水景不如南京、武汉和重庆；论古树，没有南京钟山的古树之多———古柏苍松随处可见。北京，是一座以社会历史人文景观著称的城市，从元明清一直到今天，北京就始终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地方、是一个精神文化的舞台。无数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艺术家，在北京这个大舞台上不断演奏着威武雄壮的精彩篇章。今天我要说的就是北京千百条胡同中的一条胡同和散落其间的几个院落。

　　胡同，是北京故事的筋脉；院落，是北京往事的血肉；而人物和事件，则是使筋脉和血肉活动起来的神经。

　　外交部街，就是今天北京东单北边,大华电影院北侧路东的那条胡同，其东口在北京站对面的朝阳门南小街，西口位于东单北大街（对面是协和医院门诊大楼），南临西总布胡同，北临东堂子胡同，虽长不过七百米，但却是一条曾经书写历史画卷、叱咤政治风云的所在。现在就随我从胡同东口到西口走一趟吧！

　　■29号院：“科技泰斗、士子楷模”侯德榜故居

　　进东口往西走不远，便是29号院———著名科学家侯德榜的故居，虽没有挂牌，但我一直把这儿当名人故居看待。侯德榜，我国杰出的化学及化学工程专家，中国重化学工业的开拓者，1916年毕业于美国麻省理工学院，1919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获硕士学位、1921年获博士学位。曾任天津塘沽永利碱厂（现天津碱厂）和南京硫酸铵厂总工程师兼厂长，永利化学公司总经理。解放后任中科院学部委员（院士）、中国化工学会理事长、化学学会理事长、中科协首届副主席、化工部副部长，全国人大代表，全国政协委员、常委。1939年首先提出了联合制碱法的连续过程，被国际誉为“侯氏制碱法”，成为我国纯碱生产的主要方法之一。他是中国近代化学工业主要奠基人之一。29号院房子的总体结构没大改动，但因装修了铝合金窗，门也改了位置和样式，已看不出原来的面目了。该院落现仍为化工部宿舍。

　　■31号院：明代冉驸马府、宁远伯府；清太祖七子阿巴泰饶余郡王（死后追封亲王）府、端重亲王府，清摄政王多尔衮后代———睿亲王新府均承袭此院落

　　与侯德榜故居一墙之隔的31号院，更非同小可———在明代，这曾是辽东著名将领李成梁的府第。现在的国人，除他家乡外，知道李成梁的人不多了（电视剧《太祖秘史》中有这个人物），但在当时，有“东南戚继光，东北李成梁”之说。戚继光平倭功绩家喻户晓，实际在明代，李成梁的威名远在戚继光之上。

　　李成梁，今辽宁铁岭人。明末辽东总兵，曾先后两次任该职。《明史》称其：“成梁镇辽二十二年（指第一次镇辽）先后奏大捷者十，……边帅武功之盛，二百年来未有也。”铁岭历史上，论文，应推指画大师高其佩、续《红楼梦》的高鹗；而论武，则非李成梁莫属。

　　李成梁生于明朝嘉靖5年（1526年），明万历二年（1574年）钦差为镇守辽东总兵官。他掌握辽东军政大权后，大修戍备，针对女真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及对明关系，采取了“分而治之、互相牵制”的政策，强化了对女真各部的控制。对蒙古各部分别予以瓦解、打击、重创，使政局转危为安。李成梁先后对挑起事端的速巴亥、王杲（努尔哈赤外祖父）等予以沉重打击，使辽东人民生活安定，生产有所发展，对辽东防务体系的巩固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由于李成梁功勋卓著，万历6年，被封为宁远伯，加封太保兼太子太保，晚年封太傅（均为一品官职）。

　　万历19年（1591年），65岁的李成梁度过了25年的戎马生涯，在其四次提出辞官后得到朝廷恩准，还京休养，“以宁远伯奉朝请”。
　　李成梁离任后，辽东边防再现危机。在其后十年间，朝廷八次更换镇辽大将。万历29年（1601年），朝廷不得不再次派年已75岁高龄的李成梁镇守辽东，7年后，82岁解甲。万历46年（1618年），李成梁在北京石大人胡同的宁远伯府去世，享年92岁，他去世后不久，曾在李成梁手下当马童的努尔哈赤便发展起来，最终破山海关，打进北京城。

　　■31号院园内一处号称由“数万碎石结成”的假山最为著名，成为当时京城八大名园之一

　　31号院儿,在成为李成梁的宁远伯府之前，还曾是明万历年间的“冉驸马府”，万历二十七年（1599）时，明神宗（就是埋在十三陵定陵的那位皇帝，也是明朝在位时间最长的皇帝）将此处赐给寿宁公主的驸马冉兴让，驸马爷为其取名“宜园”，园内一处号称由“数万碎石结成”的假山最为著名，成为当时京城八大名园之一。清初为饶余郡王阿巴泰（后追封为亲王）、端重亲王博洛的府第。博洛是自皇太极时开始从征作战，在对明的战争中屡建功勋。顺治三年，受命为征南大将军，率师驻杭州、克金华、再克衢州、直下福建，灭掉了明朝在福建的势力，为清朝立了大功。其父子两代府邸都设在现在的31号院。后来多尔衮后代被赐睿亲王新府也在此。

　　多尔衮是清太宗皇太极之弟，开国八大铁帽子王之一。顺治元年，多尔衮以奉命大将军身份入北京。不夸张地说，满人入主关中、进驻北京，最初是由多尔衮打出的天下，由此，清王朝才取代了明王朝。

　　顺治帝年幼时由其叔父睿亲王多尔衮摄政，独揽军政大权，因顺治对多尔衮素怀不满，顺治八年(1651)多尔衮死后不久就以谋逆罪被剥夺了爵位、其位于东华门的原王府被废，到康熙三十三年（1694）改建为吗哈噶喇庙，乾隆四十一年（1776）赐名普度寺。

　　其养子多尔博（多尔衮同母弟多铎之子）于顺治十四年(1657)被封为贝勒，因睿亲王旧府已改佛寺，就把石大人胡同原石亨旧宅（现33号院）东隔壁的清饶余亲王府建为贝勒府。乾隆四十三年（1778）恢复了睿亲王的爵位，由多尔衮五世孙淳颖世袭封爵，就把石大人胡同原贝勒府改成了“睿亲王新府”即今外交部街31号院，据载，该府原有房屋500余间，可谓规模宏大。

　　睿亲王爵位共传了12代，到末代中铨

　　时，已进入民国，随着清王朝的结束，一切礼制土崩瓦解，睿亲王的后人挥霍无度，他们用卖东北和河北庄地的钱，建新房、修花园、装电话、买汽车、买马车和大量洋货，还经常去前门外豪赌。据《北京通史》载，他们后来又把在外交部街府邸的500间房产，抵押给了德国人的礼和洋行。

　　关于礼和洋行，多说几句：其股东是德国的几个大企业主，总行设在德国汉堡，世界各地如纽约、伦敦、巴黎等地都设有分行，在华设点最多，津、沪、渝等十余个城市均有业务，经营着世界知名企业的产品，如“克虏伯”钢铁、“蔡司”光学器材等，并控制着国际市场。

　　■由于交不起利息，末代睿亲王被人告到京师审判厅，法院于次年（1925年）将地处外交部街的王府查封

　　到了1924年，由于交不起借钱的利息，末代睿亲王被人告到京师审判厅，法院于次年（1925年）将地处外交部街的王府查封，府中物品运出了六七十车，暂时寄放在当铺里，后来成了死当。1929年，由北平政府社会局，将该王府借给了由北大学者于1923年成立的京师私立大同中学。到1933年，大同中学以3.5万元购买。就此，一座多次易主的王府，在帝制结束才20多年的光景，就衰败解体了。
　　大同中学，首任校长是北大教授谭熙鸿先生，谭先生曾先后任孙中山总统府秘书，和北大蔡元培校长秘书、北大生物系主任、浙江大学农学院院长等职。1927年，同马寅初去杭州任教，两人的家都住在杭州西湖的“春润庐”别墅。谭先生的儿子谭伯鲁目前是江苏省文史馆馆员。

　　王府改为学校后，府中建筑屡经拆改，早无原貌。

　　■解放后，大同中学改为北京第24中学

　　后24中分为两校：南称外交部街中学，北（东堂子胡同）称24中。现在两校又再次合并，仍称24中。

　　“文革”期间，东单北大街一度改名为“瑞金路”，外交部街也改称“瑞金路十条”，本人在外交部街中学读书时，称“瑞金路中学”，与北边的24中学合用两校之间的原睿亲王新府的神殿作礼堂，屋顶和主体还略似原样，原府中二门及两侧的门房还在。

　　可惜，学校院里一棵在风雨中诉说了多年故事的老槐树（一级古槐，编号：A00837），现在却被一座未完工的现代化教学大楼所围住，本该伸展枝丫、重披绿装的古槐，像是在北京的春天里哭泣，它的生命也像是要走到了尽头。不知今后坐在教室里的学生，还能不能隔窗见到这棵昔日王府中的老槐树。

　　■33号院：为什么老北京称现在的“外交部街”为“石大人胡同”

　　———明代曾经权倾朝野的石亨石大人府在此，胡同名称由此而来，并被叫了近五百年。民国外交部和新中国的外交部都曾设立于此。

　　说起明代的北京，不能不提到“土木之变”后的“北京保卫战”，此次战役中，武将石亨被临危受命的兵部尚书于谦举荐，担任京营总兵（京师总指挥），在抗击瓦剌入侵的战斗中立下了战功，保住了北京也就保住了朝廷。石亨后因拥立“土木之变”被俘放回的英宗发动了“南宫复辟”（史称“夺门之变”），后来石亨因功晋爵武清侯，一时权倾朝野。

　　石亨在此建造了府第，我们今天所称的外交部街，当时就因石亨府而得名“石大人胡同”，其府建于1456年，大约占据了胡同北侧四分之一的地段。

　　石亨这套宅院，比一般王府还豪华，后因有“谋反”迹象，被抄家并死于牢狱，宅院被皇家收回，后被作为明代工部铸造钱币的“宝源局”，清沿用。

　　清末，为迎接德国皇太子来访，清外务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前身）在这座几易其主的豪宅基础上，修建了外务部迎宾馆，设计者和承包者为美国人坚利逊，迎宾馆堪称当时京城最豪华的西洋建筑。

　　清朝灭亡后，袁世凯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就任临时大总统，其内阁政府也设在迎宾馆，所以袁世凯那时候就在此办公。袁世凯还在此策动军阀曹锟搞了“北京兵变”。1912年8月24日，孙中山北上进京，袁世凯安排孙中山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下榻，自己则把总统府搬到铁狮子胡同陆军部大楼（今张自忠路3号段祺瑞执政府旧址院内），以示恭敬。孙中山此次来京，出席了国民党成立大会并当选为理事长，在石大人胡同迎宾馆内与袁世凯共会晤了十三次。

　　同年9月，孙中山离京南下，袁世凯把设在石大人胡同北边东堂子胡同的民国政府外交部迁到了石大人胡同的迎宾馆，从1912年到1928年，33号院均为北洋政府的外交部。

　　至此，历经明、清两代的“石大人胡同”改称“外交部街”，除“文革”期间外，一直沿用至今。

　　袁世凯本人原本住在王府井大街锡拉胡同，后因听传言说革命党要杀其在河南的家眷，就把家眷也接到北京，一同住进了迎宾馆。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后，伪冀察政务委员会，设在这里。

　　1940年3月，南京成立“中华民国国民政府”后，在京的临时政府被降格为“华北政务委员会”，同年，“华北政务委员会”从中南海搬进了33号院。

　　抗战结束，外交部街又回到了国人的手里，傅作义将军把这里设成了北平警备司令部。

　　1949年新中国成立，11月8日在此成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部，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和陈毅外长都曾多年在这里办公，直到1966年初，外交部才由此迁出。

　　■清末著名汉官李鸿章的祠堂，在此可窥；胡同中还有教堂、洋行

　　这条胡同里还有一处建筑，本身并不属外交部街，但其北墙在外交部街的路南侧，这就是曾任清朝湖广总督、直隶总督兼北洋通商事务大臣的李鸿章，其祠堂正门在外交部街南面的西总布胡同27号，从现在东城区档案馆的北门处就可以看见祠堂仅存的、经修复的红墙。李鸿章死后谥“文忠”，是清代唯一在京师建立祠堂的清朝汉官。祠堂原来的主要建筑有仪门、享堂及东西配房、碑亭等。除北京外，在南京白下区和上海复旦中学内也另有李鸿章的祠堂，俗称李公祠。

　　门牌36号院的房产现分成了几个门，1933年这里曾被基督教圣经会买下，成立了道胜堂教堂（“以道胜世”之意）。院内的教堂，后来是前苏联塔斯社在北京的分社，据住在附近的老住户说，这个教堂的高圆顶楼到“文革”后才拆掉。

　　38号院，原为英国人的“仁和洋行”，新中国成立后国家将此地买回，现为外交部宿舍。

　　■48号院：建“协和”，有小样，其风貌依旧。

　　这条胡同大部分有名分的院落，都在路北，但路南有一处院落还是应该交代一笔的，这就是48号院。别看这个院子是不起眼儿的小门儿，但也是有讲究的：本人走访了居住在对门儿协和宿舍里50多年的住户，据说这48号院是当时修建协和医院前，预先建的一个建筑小样（未见史料记载），因为协和医院是中西合璧的建筑，负责设计和施工的美国人也无这种经验，是想让参与建造的人员都在此找找感觉、练练手儿吧。庆幸的是，现在这个小院儿依然保存完好，只是一般人难得见到它的“庐山”真面貌。

　　■59号院：北京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之一：“协和医院别墅区”

　　外交部街的另一重要院落，就是59号院，它虽非古迹，但亦为市级文物保护单位，现称“协和医院别墅区”，是市文物局公布的近现代重要史迹及代表性建筑群。谁都知道，北京协和医院是国内最著名、医疗技术和设备水平最高的医院之一，当年是由美国洛克菲勒财团所属中华医学基金会开办的私立北平协和医学院附属医院，建成于1921年。1918年洛克菲勒基金会在投资兴建协和医院的同时在这里建立了专家别墅区（另一处别墅区在北极阁胡同，称“南院”），历时三年完工，这片建筑，被当时的北京人称之为“洋楼”。该别墅区由多栋美国乡村独立别墅构成，灰砖清水墙。至今，整个院落仍完整保留了西洋风格，国内罕见，现虽是“协和”的家属宿舍，但原建筑保留完好，进门右手就是著名产科专家、被称为“万婴之母”、“中国医学圣母”的林巧稚旧宅。新中国成立后的几十年里，中国医学界的许多顶尖级专家学者也都住在这个院子里。

　　《北京档案》有文章谈道，为满足当时在胡同内工作或居住的各国外交官、中外医学专家、洋行、神职人员的饮食习惯，在胡同西口的路南，曾建有“墨碟林”西餐厅，这应算北京最早的西洋餐厅之一了。今天，其原建筑仍在，虽早已改成了普通饭馆，三层还在装修中，但朝西一面的顶层，西洋建筑的装饰风格尚存。
　走完了外交部街，我们看到，过去，这条胡同已经上演了数百年光荣与耻辱并存的风雨故事；现在，我们站在历史的舞台前，仍能透过刚刚拉上的帷幕去回味它曾经的往事。

　　本期悠客出场：老红木

　　祖籍蓬莱，1954年生于北京。念完小学五年级赶上“文革”，由于不停地搬家，到上中学前已读过五所小学。其间大部分时间生活在部队大院，也住过四合院、住过洋楼。1970年进厂当工人，两年后去最正规的野战军摩托化步X当兵，1981年起在北京某高校工作至今。

　　30岁之前在北京的交通工具是自行车，走胡同方便。住过的地方多，熟悉的地方就多。“文革”初期，住北锣鼓巷时，跟院里的同伴儿们爬安定门城墙放风筝，骑车到当时荒郊野外的安定门外土城摘桑叶养蚕。住建国门古观象台下的小羊毛胡同，上人家的房顶爬这段城墙，几公里内一览无余；在我家二层阳台上，北京站大钟清晰可见；阴面凉台上可观看天安门节日夜晚的礼花。现在，一切均被高楼大厦所遮掩。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起，对古老的北京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近十几年，家，离城越来越远，本色的京城也离我们远去。正因失去才知其珍贵，所以对那既古老、又现代，既神秘、又开放，既平民，又大气的北京城是越来越喜欢了，追忆北京的昨天，记录北京的胡同，是我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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