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粮胡同有座清代大学士府

耆英是清太祖努尔哈赤二弟穆尔哈奇第九子辅国公祜世塔后裔。

耆英在京城居庙堂之高，历任兵部侍郎，理藩院、礼部、工部、吏部、户部尚书，八旗都统，步军统领（又称九门提督）。有“历五部之权衡，掌九门之莞钥”的盛誉。放外任处江湖之远，曾任热河都统，盛京、广州、杭州将军，两江、两广总督等封疆大吏。最后官至文渊阁大学士。其父禄康为嘉庆朝之东阁大学士，父子两代相承，入阁拜相，开创了清宗室先河，光荣至极。父子拜相在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上也是罕见的。其在京府第经多年经营，应是气派辉煌，超乎寻常。

崇彝著《道咸以来朝野杂记》101页载：“大学士耆英，住东四北钱粮胡同”。

钱粮胡同位于东四北大街西侧，为东西走向的一条胡同，它南临隆福寺街，北靠育群胡同，西通大佛寺胡同（美术馆东街）。明朝时叫钱堂胡同，是造币所在地。清朝入关后，管财政的机构叫户部，户部设有管铸钱的宝泉局，宝泉局下有四个厂，东厂在东四四条，西厂在北锣鼓巷千佛寺街，北厂在北新桥三条，南厂在钱粮胡同。因为南厂铸的钱，主要是发放薪饷的，清朝把薪饷也叫钱粮，因此人们也就把南厂所在地称为钱粮胡同了。

1990年3月4日笔者结识了颜亿里老先生，颜老是清廷官员后裔，其祖辈与耆英孙陕西凤翔知府德祜同在陕西为官，又有亲戚关系，经常走动，故而熟悉彼此家中情况，详情可参见德祜之女金孟希《回忆往事》一文。颜老讲：“从钱粮胡同东口西行，至胡同中央偏西，座北朝南三个大门就是原来的耆英府，解放前为钱粮胡同12号。现在是19号和21号。原来的东院、中院合为19号，西院为21号。耆府衰败后，清光绪年间兵部侍郎文志，驻藏大臣文海都曾在这里住过。同时在此院住的还有铁良的亲戚费莫氏等。”

另据史料记载，清朝末年当过师爷，做过买卖，民国时期从事律师职业的金源，曾是这里民国期间的住户。1949年解放后，这里曾是北京工业学院校舍，学院搬出后，沦为居民院。

耆英府是座有三套院的大宅子，中院、东院和西院都是六重四合院，每重院都有间数不等的东西厢房，四周环以回廊，两旁设有侧门通向后院。

中院第四重是上房，为拾级而上建于高台的抱厦房，它是府内最高大的建筑，2004年5月现场考察时可见其磨砖对缝，宽广敞亮，彩绘和谐，雕花精工。现为三户人家分割而居，各占三楹。翁文恭在同治十年一月二十二日的日记中记述到：“往钱粮胡同看屋，屋为故相耆钱（介）春园亭，甚完整，树石不堪疏秀，上房九楹最好。”从座落位置和设计规制，以及建造面积和施工质量来看，此抱厦房，正是“上房九楹”所指之处（可参见《同光燕都掌故辑略》第五第宅）。

如今人们从正门进去，因被墙而隔，只能看到前四重院，最后二重院，要从钱粮胡同北侧的育群胡同甲20号进去才能看到，在此大院中居住的部分人家从屋中也可以穿堂而过。

由于战乱浩劫，政权更叠，社会动荡，人为破坏，昔日相府的庄严宁静、清新有序、生机蓬勃、令人景仰的气氛，早已荡然无存。如今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为胡搭乱建的小屋和任意堆放的废旧物，脏杂无章，躲之不及，难以下脚，使人咋舌。

钱粮胡同现已被政府规划为张自忠路南保护区，期望经过整治改造后，能把这具有时代特征的相府豪宅和博大精深的中国建筑文化保存下来，做为人们进行教育和旅游的宝贵资源。

据容庚《澄清堂法帖考》（参见文物1961年8月）记载，道光二十六年，广东绅士潘士成将自己得到的《澄清堂帖》，赠送给时任两广总督的耆英，耆英见后，视为珍宝，爱不释手，亲自钩摹，督刻上石刊印。道光二十八年，耆英奉旨离两广总督任，回京谨见皇帝时，他将《澄清堂帖》刻石带回北京。道光三十年，耆英府内的秋静轩落成，《澄清堂帖》刻石便嵌于四壁。赢得“金薤琳琅垂四壁”的美誉，当之无愧。咸丰三年，太平天国运动兴起，耆英忍痛割爱，将《澄清堂帖》捐了军饷。

道光三十年正月十四日，道光皇帝崩于圆明园慎德堂。咸丰帝继位。

三月，耆英上书奏言《求治之道莫先于用人行政理财三大端》。因折中有“用人之道，明试以功，人有刚柔，才有长短，用违其才，虽君子亦恐误事，用得其当，虽小人亦能济事。设官分职，非为众人藏身之地。能实心任事者，虽小人亦当示以保全。不肯任劳任怨者，即君子亦当另行委置。”的内容，被急于树立权威的咸丰皇帝加以利用。（见《清史列传》卷四十40页）

咸丰帝不学无术，孤陋寡闻，借题发挥，不及其余。以“其于君子小人论，持论过偏”为由，对耆英加以申饬。有历史学工作者认为，耆英从哲学角度讲用人，颇有道理，很有见地，但咸丰帝却显得有欲加之罪何患无词的味道了。从此，咸丰帝开始借机向耆英这位前朝老臣不断发难，很多事情在耆英府发生，因此这所大四合院见证了近代历史中的一些重要事件。

道光三十年，夏秋之际，步军统领衙门奏送孥获民人丁光明持有禀帖，送往耆英府一案。

七月二十九日，咸丰帝谕旨：“丁光明著交刑部审明办理”。

丁光明山东历城县人，自幼学习天主教。据丁光明交待，道光二十五年去山东泰安府，闻有大西洋国（意大利）罗马府人罗类思，住在城外，便与同教人郭四投往服役。罗类思说及在广东省与大学士耆英办理夷务有功，耆英允为转奏请功，并修建西洋教堂。后来罗类思去上海，丁光明来北京，在宣武门外开设弓铺。道光二十八年，听人说耆英已由广州回到京城，罗类思便两次写就禀贴，托人到耆英府投送，但未获回信，投禀人也不知去向。道光三十年丁光明再次写就禀帖于五、七月间，四次至耆英府投送，俱被看门人阻回，最后被捕。

经刑部传讯耆英府看门人邱升供称：该犯（丁光明）先后四次到府投禀函，因不知禀内系何言语，未敢接收，事后曾向耆英禀知。

八月五日，咸丰帝谕旨，“著耆英明白回奏。刑部原折并该犯信稿二件，均著抄给阅看。”

八月十一日，耆英回奏：道光二十三年春，在两江总督任，奉旨派往广东与英吉利会议通商税则，十一月仍回两江总督任。次年春，调补两广总督，四月到任，在澳门办理美利坚、法兰西两国事务，均与西洋人毫不相涉。彼时有无罗类思帮同办理英夷之事，断不能掩委员及文武地方官耳目。该民人丁光明供称大西洋国罗类思在广东帮同奴才办理英夷之事有功，许为转奏并修天主堂等，实无其事。

道光二十八年八月，实未见有面生之人投信，今年夏天，曾有人三次投送信函，因信上只写大人，又无姓名，且来人语言含混，均未接收。七月初，又来投递信函，信上书写耆中堂。问其此信何处寄来，惟称，南边罗大人托寄。问其罗姓究系何人，该人不能指实。见其词色支离，其信仍未接收，即驱逐门外。惟家丁于该民人屡次投送信函，虽未接收，但不即时奏明究办，实属糊涂。只是因其词色支离，未敢接收，尚无别 情。

为查清此案，咸丰要求两广总督等人查实回奏。钦差大臣两广总督徐广缙，广东巡抚叶名琛在给咸丰帝的奏章中说：奉密谕，面询委办夷务之绅士候选道伍崇曜称，大西洋并无罗类思其人，耆英在此办理夷务数年，委用皆系官绅，且外夷百般要挟，岂肯为其所用。罗类思并未随同耆英办理夷务，似属可信。咸丰帝转批：览奏均悉。

山东巡抚陈庆偕，奉密旨访得旧有习天主教之王得荣，设法密询，称道光二十五年六、七月间，某日曾有一人，自称西洋天主教头罗类思，来泰安府拜访同教，到过他家。因系同教，留住一夜，次日其人即往南而去，日后并未复来，现在不知去向。咸丰帝朱批：知道了。

此事就此了结，后来未再提及。幸有好人从中作证，推迟了灾祸降临。有关史料可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卷62、63、64、97、98页。

道光三十年八月十一日，因英船驶至天津，耆英曾上奏咸丰帝“不宜轻开边衅”折。他在折中说：“此次夷船驶至上海投递照会，火轮船复至天津，虽经各该地方官开导南旋，尚恐别生诡计。设有人议及严兵剿办，固属正论，我皇天 (檀去木字旁)聪明，应请体察时势，非计出万全，似未可轻动。”后来历史的发展，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和结果，证明耆英的判断是正确的。可参见《筹办夷务始末》咸丰朝一卷66页。

十月二十八日，咸丰帝朱笔又罪耆英“抑民以奉夷，罔顾国家”。时过八年，咸丰帝重提往事，明显是为其父道光帝领导鸦片战争失败开脱，并为推行自己的主张排除阻力。为了羞侮耆英，咸丰将耆英从文官最高职衔大学士降为五品顶戴，以工部员外郎候补。从此耆英府进入多事之秋，祸事丛生，层出不穷，接踵而至，逐渐升级。

咸丰四年十二月，耆英长子马兰镇总兵兼内务府大臣庆锡，因外委司泳茂，承办木植，勾结木商，短写开价，起意诈赃，欲行侵用，庆锡未能查出。后又向下属达魁，借用银钱，并在朝阳门外，违例设立马拨，御旨对庆锡从重处理，发往黑龙江，充当苦差。

耆英次子解任通政司参议庆贤，于其兄庆锡差令官弁来其家，伺候照应，违例在府内容留，并给该员银物，被交部议处。此案耆英也受到株连，咸丰帝在谕旨中说：“解任工部员外郎宗室耆英，于伊子庆锡在朝阳门外，违例设立马拨，并不阻止，复令递送信件，实属悖谬，著即革职，圈禁半年，仍罚养赡钱粮六个月。”详情可参见清《文宗实录》三754页。

耆英履遭申饬，心中积怨难以宣泄，常常借助笔端。崇彝《道咸以来朝野杂记》23页载：“因宣宗朝曾奖耆‘有为有守’之语，于是耆相大书一联悬之客厅，云：‘先皇奖励有为有守；今上申斤无才无能’（此罢官时考语）。故意令人见之。此联轩轾两朝，含有阳秋，有人言之当权者，此自造杀身之祸也。”王之春著《椒生随笔》93页亦有相似的记述。此举无疑反映了耆英日月经天、秉然浩气、蔑视皇权和不吐不快的人品性格，为正直文人所传颂。同时也为自己不幸结局，埋下祸根。

咸丰六年九月，英国以亚罗号事件为借口，于十月一日，进攻广州，挑起第二次鸦片战争。

咸丰八年三月，俄使普提亚廷，英使额尔金，美使列卫廉，法使葛罗先后各集兵舰于白河口外，对清政府进行讹诈，索要特权。俄美公使假意充当“调解人”，却从中要挟。

咸丰帝面临英法联军北上逼近京城，苦无良策，陷于无计可施之中，只好于四月二十一日，赏给已革工部员外郎耆英侍郎衔，奉命赴天津办理夷务与英法谈判。四月二十七日，耆英在其长子庆锡的陪同下抵天津。

四月二十九日，英使额尔金、法使葛罗拒绝与耆英相见。耆英恐在天津久留，使“扶局决裂”，便奏请咸丰帝“面陈机宜”，未等咸丰帝回旨，即起程回京。

五月十九日，咸丰帝在怡亲王载垣、郑亲王端华、协办大学士户部尚书肃顺等人的怂恿下，宣谕耆英罪状，以“不候朕旨”、“擅自回京”为由令其自尽。详情参见《耆英之死》一文。

崇彝对这一事件是这样记述的：“文宗待先朝旧臣凉薄，于穆、耆二相见之。当道光三十年十月二相罢职时，穆赏五品顶戴，闭门思过（当时革职后，因勒捐军饷银，赏五品顶戴），耆则降为工部员外郎，实皆辱之也。穆幸早故，不然，恐寻他事除之；耆则于八年英、法换约，终及于难。”（见《道咸朝野杂记》56页）

咸丰十一年七月十七日，咸丰帝崩于热河，慈禧和恭亲王奕忻发动辛酉政变，即祺祥政变，载垣、端华、肃顺被杀，耆府处境稍有好转，但因耆英已死，大势已去，难挽颓局，逐渐败落。

光绪四年，耆英长子庆锡同其子德昌，在府内好闲斋发现元赵孟頫临定武本兰亭序。庆锡题跋四十四字于后。题跋全文为：“光绪四年岁在戊寅暮春之初，竹隐老人庆锡同子德昌获观定武本未损五字兰亭本于好闲斋。时年六十又九”。（见《兰亭墨迹汇编》北京出版社1985年9月）

如此传世珍品，非书香府第莫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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