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上海的里弄建筑

“上海的弄堂是形形种种，声色各异的。那种石库门里弄是上海弄堂里最有权势之气的一种，它们带有一些深宅大院的遗传，有一副官邸的脸面，它们将森严壁垒全做在一扇门一堵墙上。一旦开进门去，院子是浅的，客堂也是浅的，三步两步便走穿过去，一道木楼梯在了头顶。木楼梯是不打弯的，直抵楼上的闺阁，那二楼的临了街的窗户便流露出了风情。上海东区的新式里弄是放下架子的，门是镂空雕花的矮铁门，楼上有探身的窗还不够，还要做出站脚的阳台，为的是好看街市的风景。院里的夹竹桃伸出墙外来，锁不住的春色的样子，但骨子里头却还是防范的，后门的锁是德国造的弹簧锁，底楼的窗是有铁栅栏的，矮铁门上有着尖锐的角，天井是圈在房中央的，一副进得来出不去的样子，西区的公寓弄堂是严加防范的，房间都是成套，一扇门关死，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驾式，墙是隔音的墙，鸣犬声不相闻的，房子和房子是隔着宽阔地，老死不相见的。但这防范也是民主的防范，欧美风的，保护的是做人的自由，其实是做什么就做什么，谁也拦不住的。”这是上海作家王安忆写于１９９６年的长篇小说《长恨歌》中的一段节选。在小说的开篇，王安忆便出手不凡，她以白描的手法，用了将近二十页的篇幅写了主人公上海小姐王琦瑶的生活背景——上海的弄堂。这段文字中出现了三种不同形态的里弄，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和公寓里弄。王安忆细腻的笔触使这三种形态的里弄建筑仿佛有了生命，并带着各自不同的性格。

可以说，里弄建筑是上海所独有的产品。这些里弄建筑的出现和一个世纪前上海的殖民地历史背景有着深切的关联。从１８４５起，英、美、法、日相继在上海划定自己的势力范围，先后建立了英租界、公共租界和法租界、日租界，而老城厢一带则为华界，初期，这些界地各自为阵，互不干扰。有些外国租界甚至在一些公共建筑门口挂着“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牌子。但受到１８５３年上海小刀会起义和１８６３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的影响，人们纷纷迁居租界，致使租界的人口急剧增加，住房问题日益突出。房地产商见有利可图，乘机大肆建造低价位的住宅。为了牟取更大的暴利，设计师将欧洲的联立式住宅和中国传统的三合院和四合院相结合，创造出这种中西合璧的新建筑样式的里弄住宅，在思南路周边地区建造于１９１８年的老渔阳里和新渔阳里可以说是典型的早期石库门里弄建筑。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就是从这里开始蕴育起来的，新渔阳里６号曾是中国共产党的摇篮之一。关于那段历史，如今中国共产党一大会址纪念馆有着详尽的图文资料。

就像王安忆传神的描绘的那样，石库门建筑的从外观上保持了中国传统民居的封闭式深宅大院的样式，但面积和尺度大大缩小，空间变得紧凑甚至有些局促，由于早期的住宅每户都有一简单的石料门框，内配黑漆厚木门，所以将此类住宅群一律称作石库门里弄，只是到了后期，不断改进的新式石库门建筑才开始注重石库门本身的装饰，一般在石料门框上方有三角形式圆弧山花，上面有西式砖雕或石雕，在砖券、柱头等部位也出现了西式装饰。位于陕西南路建国西路转角上的由法商建造的步高里可以归到这一类建筑中。

从二十年代中期开始，上海在石库门里弄的基础上出现了新式里弄住宅，考虑到小汽车的通行和回车，有了总弄和支弄的明显区别，天井没有了，用矮墙或绿化作隔断，外观基本上西化了。更为突出的是水、电、煤、卫生设备已较为齐全，有些新式里弄住宅还有煤气和热水汀等设备，生活的舒适度不言而喻，在这一片街区中，有复兴坊、万宜坊、花园坊、万福坊等众多的新式里弄住宅，而建于１９２５年的凡尔登花园（长乐村）和１９２７年的霞飞坊（淮海坊）就是其中的佼佼者。

我还记得８０年代初就开在陕西南路上的一家名叫卡布基诺的咖啡馆，就是凡尔登花园中的一套，那洋派的名字以及蜡地钢窗带小花园的洋房，曾吸引了许多对老上海充满憧憬的文学青年。如今这间咖啡馆已经改换成了一家时尚小店了。

上世纪３０年代后，新式里弄开始转向花园里弄、公寓里弄，出现了更为舒适更为精致的里弄住宅，每一户门前都有庭院绿化，建筑标准更接近花园洋房，完全的欧洲建筑，陕西南路和复兴中路交界中的陕南村就是代表作品之一。

由于这一街区有着良好的规划设计，还有来自西方的民主自由的政治空气和浓郁的文化艺术氛围，无论是商贾巨富，军政要人，还是文化艺术界人士都选择此地为最佳居所。除了在花园洋房里我们曾提到的名人故居外，这些里弄住宅里更有为数众多的名人故居。就以淮海坊为例，这里的街坊共占地１．７公顷，它南朝南昌路，北面是淮海中路，东面为茂名南路，有楼房１９９幢，规模很大。淮海坊５号是进步人士杨杏佛的住宅，著名科学家竺可桢住在４２号，６４号曾经是许广平的寓所，鲁迅全集就是从这里开始筹备、编辑、出版的。著名文学家叶圣陶，一代画师徐悲鸿都在这里寓居过。

以浪漫才情闻名于世的诗人徐志摩则住在不远的南昌路上的花园别墅１１号，与他相邻还有著名的电影导演应云卫，凡尔登花园里有丰子恺的日月楼，复兴坊里有大律师史良寓所，花园坊有著名学者徐懋庸，作家记者曹聚仁和画家关良的寓所，万福坊有“大公报“主编徐铸成和主笔胡政之的寓所，万宜坊有著名作家丁玲寓所，还有保留至今的邹韬奋故居，南昌路上还住过著名电影演员赵丹，以及书画大师钱君陶。

想起十多年前怀着对集中国书画篆艺之大成的钱君匋先生的敬仰之情，陪朋友前去钱的寓所，女佣打开门时，我们已受到强烈的震撼，老先生和他的太太坐在太师椅上闭着眼睛享受着美妙的西洋歌剧，那一刻至今还历历在目。这就是上海，这就是骨子里都融进了西方血液的上海文化。

到了１９４９年，里弄民居虽然有其优点，但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人民政府建造了大量的新工房，因此４９年之后，再也没有新的里弄民居出现了。里弄建筑就此成为上海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想，要读懂上海的历史文化，你可以从这些大约经历了一个世纪之久的里弄建筑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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