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的新式里弄的特色

　　有着百年历史的上海里弄，如一轮不停转动着的磨盘，以中国传统作底、西方文明为盘、时间作轴、经济为力，碾碎的是世俗，流出的是生活。它穿过小巷，越过大街，渗透到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孕育出了独特的都市人文景观。
　　弄堂是上海人对里弄的俗称，它的起源可追溯至19世纪中叶。第一次鸦片战争后，上海被辟为“通商口岸”。由此，当时素有“江海之涌津，东南之都会”的上海，成为西方列强进入中国的东方门户、中国和西方接触的要冲。两股力量的汇合，使上海自1843年开埠起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前这近一个世纪，由“蕞尔小邑”一跃成为当时全国最大的商业城市。在这段时间里，由于社会、文化、经济因素的综合作用，上海市民的居住方式以一种特殊的形态发展着。它融合了东方文化的精神、西方文化的体制，自成一体，独立成章。
二　历史沿革
　　旧上海租界的圈立，使西方文化在中国有了登陆场。随之而来的国内战乱，使西方文化在无意之中找到了为市民阶层所接受的突破口。本以盈利为目的、专供向租界内华人出租的简易木板房屋，其用户迅速地扩大至到租界内躲避战乱的豪绅富族。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容积率，这种简易房屋在总体布局上采用了当时欧洲流行的单元联排式，并取极富中国传统特色里坊的“里”为其名称，形成了后来上海里弄住宅的雏型。这种以效率为主，空间局促、人性压抑的住屋形式从一开始就有不得已而“住”之的意味。然而，强势文化的整合力，使其在以后的发展演变中，不但没有消失，反而成为市民阶层的居住时尚。至1860年，以“里”为名的房屋已达8 740幢。1870年后，这种简易木板房屋因易燃、不安全而被取缔，代之以一种新型的住宅——石库门里弄。这种采用中国传统的“立帖式”木结构加砖墙承重方式建造起来的新式住宅，汲取江南传统二层楼三合院或四合院的空间布局特点，沿用原来木板房联排布局的方式，整合当时城市生活的功能要求，形成了具有鲜明形态特征和空间特点的居住建筑形式。从此，它就逐步地融入到上海市民的日常生活之中，成为其生命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作为生活的剧场，它上演着一幕幕人间悲喜剧，塑造了市民的文化品位，造就了城市的内在精神。
　　上海里弄在其百年多的发展过程中，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早期石库门里弄、后期石库门里弄、新式里弄、花园里弄和公寓式里弄。每一发展阶段都有与之相应的社会生活形态。如果说是石库门里弄有着更多的传统文化因素的话，那么，新式里弄则更多地表现了西方文明对市民生活形态的影响。
三　空间特征
　　一次世界大战以后，西风日渐，崇尚西方文明的城市中产阶级对居住环境有了更高的要求。于是，在20世纪20年代出现了一批与之相适应的新式里弄民居。新式里弄着眼于体现新的生活时尚，反映新的价值观念。对居住环境的舒适性有了更高的要求。良好的朝向、间距、通风、隔声等成为新式里弄空间布局的基本要求。同时，在室内还力求配置方便生活的卫生设备和煤气炉灶，有的还附设有汽车库，极力反映城市中产阶级的生活状态和文化品位。
　　新式里弄脱胎于后期石库门里弄，继承了石库门民居的某些传统做法，如正屋与辅屋的层高差、封闭或开口的后天井等。室内空间布局因新设备的引入有所变化，日照、朝向更趋合理。最为显著的变化是曾经代表里弄民居特征的“石库门”这一形式被淘汰了，代之以铜铁栅栏门。为争取良好的日照与通风，围墙高度被大大降低或用低矮栅栏代替，封闭的天井变成了开敞式的小花园。建筑空间形态由封闭转向开放，并以整体的方式参与城市空间的塑造，形成了新的城市景观。建筑形式以西洋装饰为主，很少采用中国传统形式。
　　新式里弄大多为3层，少数为2层，也有假3层、假4层的。开间有单开间、间半式及两开间。室内空间组织在原石库门里弄的基础上作了必要的调整，更注重卫生、日照与通风。室外空间布局采用加大巷距和降低围墙的方法，既保证了底层房间有较长时间的日照和良好的通风，又使空间尺度与环境状况得以改善。同时屋前的小花园作为民居与里弄之间的间隔，有利于减少干扰，求取安静。也有不设小花园，而用提高底层窗台高度的方法来达到同样的目的。
　　新式里弄的小花园，成为其整体形态构成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按其进深大小，它可分为三类。一类是花园深度在2 m左右，位于底层屋前，多为水泥地面，用低矮的围墙、栏杆或篱笆与支弄分开。其上放置一些花盆、盆景，住户可根据喜好，选择花种。它们联立成排，绿意盎然，颇具生活情趣。另一类是和石库门里弄天井深浅一样，也是水泥地面。只是围墙较低，利于采光，便于种植。但面积过小，仅置盆景而已。还有一类，标准较高，进深较大，多达6 m，用金属栏杆或绿篱圈定。除必要的路面外，还有一些裸土，其上可植花草树木，居住环境大为改善。
四　文化分析
　　文化有多种定义，在本文中文化被理解为“是历史上所创造的生存式样的系统，既包含显型式样又包含隐型式样；它具有为整个群体共享的倾向，或是在一定时期中为群体的特定部分所共享”。这里“系统”是指文化不仅有其内容而且有其结构这一事实。显型文化寓于文字和事实所构成的规律之中，它可以被感知与描述。隐型文化却是一种二级抽象，它更多地表现为给定系统中由整体的普遍性质所支配的各部分之间的关系。在文化的形成过程中，其“隐型式样”更具支配性。即单元之间的关系及其相互作用是文化形成中的主要促成因素。
　　在人类建筑的历史中，建筑所表现出的外在形式、空间特征以及人对空间的使用方式等都是显性文化的构成部分，而它们之间所表现出的“关系”则作为一种“隐型式样”存在于文化的构成之中。而这种“关系”恰恰就是建筑的本质所在。也正是这种“关系”的动态特征，才使得作为建筑基本内容的空间形态不断地寻求与之相适应的契合点。如果这种关系表现为相互适应，那么其空间形态的发展就表现为结构性创新。
　　扬弃了曾经是家居生活标记的石库门，而代之以能够体现某种时代精神、清新悦目、开放明快的小花园，是新式里弄区别于石库门里弄的最为显著的特征之一。应该说，石库门里弄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作为建筑艺术，其空间组织和建筑形态有着完整的艺术形象和深刻的文化内涵。家居生活的精神意义存在于其所创造的形态之中，而形态则是生活涵义作为意义存在的现实化表现。而且，某些形式的形成总是以另一些形式的消亡为代价的。变化了的生活方式总是要求与之相应的空间形式，从而引起空间形态的演变。空间形态的变化又对生活方式起到引导作用，如此循环往复，构成了建筑发展历史的主旋律。人类建造的历史反映了这样的规律：建造什么是社会价值的反映，而怎么建造则取决于当时的技术发展水平。社会价值取向与技术进步共同构成了建筑发展的动力。
　　新式里弄的总体布局沿用了石库门里弄的空间组织方式，采取总弄与支弄相结合的方法，根据基地的地理位置、周围环境及形状、大小等因素统筹规划，合理布局。建筑多为单元横向联排式，每排的侧面，也就是山墙一侧常设总弄，每排的前面设支弄，构成基本——“丁”字形里弄骨架；随着用地的变化，相应组成“十”字形、“廿”字形、“井”字形、“口”字形、“田”字形等。为了节约用地，弄宽尽可能小。石库门里弄的总弄宽一般在4 m左右；支弄宽为2.5 m左右；新式里弄考虑到汽车通行的要求，总弄宽度为6 m左右，支弄宽度为3.5 m左右。在使用功能上，总弄是供人、车来往的干道，支弄用于家庭与外部的联系。由此，构成了里弄民居层次分明、组织有序的空间艺术特征：从街面到总弄、再到支弄、最后进入家庭，即由公共空间到半公共空间、再到半私有空间、最后到私有空间，层层推进，环环相扣。空间序列的不间断性使其具有了“连续性”，即各个空间单元共存互动，相互间不可分割，从而构成整体。加之整个里弄对外较为封闭，仅有总弄与街面相通。这些为居民的认同感、归属感的形成创造了必要的条件。而在此过程中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里弄内部空间人性化的尺度。这也是现代居住小区的设计难点，因为空间组织的基本原理较易实现，而空间尺度的把握以及与此相应的空间形态的组织，就需要很高的设计技巧。空间有了相宜的尺度和相应的形态，人们自然就乐于接近它、使用它。交往与联络使用过程中也就产生了邻里感与安全感，即场所意义，由此就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社区。里弄民居中的总弄是通往各支弄的要道，起着弄内公共广场的作用，成为弄内社区中心。连接每家每户的支弄，既有共享空间的意味，又是家的延伸。它虽宽不过2～3 m，却拥有家的温馨。古今中外的文化在此碰撞相容，天南海北的仁人志士在此欢聚相识。这里孕育了海派文化，走出了无数的俊才大家。
　　新式里弄既继承了石库门民居的一些传统做法，又为花园里弄民居提供了必要的借鉴，在里弄民居的发展过程中有着承上启下的作用。作为一种建筑形态，它探索了与当时城市中上层阶级的现代化生活方式相适应的空间组织方式和形式表现方法。几近完全西化的风格，表明中国文化在当时的现代化的进程中还没有找到自己恰当的位置。这也是中国文化在其几千年的历史上，第一次由对外来文化的兼容转变为对外来文化的适应——至少在文化的表现形式上是如此——从此也开始了中国文化的现代化过程。20世纪30年代以后，新式里弄进一步发展，演变出标准更高的花园式里弄住宅。
　　上海新式里弄民居最早分布在虹口、静安和卢湾三区，属于闹中取静。当此三区渐次繁荣热闹时，新式里弄民居的建设又往西推进，转入现在的徐汇和长宁两区。新式里弄中较著名的有凡尔登花园（1925年）、霞飞坊（1927年）、静安别墅（1929年）和涌泉坊（1936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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