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道湾胡同11号院

寻找八道湾11号，随着胡同的走向转来转去。北京胡同多是直来直去，这里却不然，多出了许多河道一般的弯曲，据说若干年前这里曾经有河流蜿蜒经过。对于胡同里的七拐八绕，11号院的居民们早就习以为常，而八十年前，也就是从1919年到1923年的4年时间里，一生漂泊不定的鲁迅也在八道湾胡同里迂回过不下千百次，当时，他的家就在这儿。

如今，11号院的大门已经挪了位置，院墙东边还能看出改建的痕迹，过去的门楼就在那里。 风沙一起，坐在门口晒太阳的老人们纷纷散去，将记者的视线引入了院内。

能容纳几十户的宽宅大院

从1912年到1917年，鲁迅在绍兴县馆里过了5年古寺僧人一样的生活，除去教育部的工作，每日里与古籍、金石为伍。辛亥革命，二次革命，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希望和失望过于频繁地更替，鲁迅觉得随之而来的寂寞和苦闷也到了极点。他独自辑录了《嵇康集》，又潜心于佛教经典，但玄学和佛学都没能让这位斗士解脱。直到1917年，二弟周作人来京，他才悟出自己觉得寂寞和苦闷不仅是因为国运衰颓，还有一个原因需要正视———他也需要家，需要亲人的照顾和宽慰。1919年，周氏兄弟买下了八道湾胡同的这所宅院，把家从故乡绍兴搬了过来。据说，鲁迅看重这里，是因为空地宽大，适合儿童游玩。当时，周作人和周建人都有孩子，膝下尚无子女的鲁迅很喜欢这几个侄儿。

当年宽大的四合院现在容纳了几十户人家，“大”是名副其实，“宽”却谈不上，地震以后建起来的临时房在院中隔出经纬交错的小路。道只有一米多宽，碰上两个居民站在道上聊天，立刻就有了“一夫当关”之势。幸而，“原装”的老屋大多还在，由此可以推断出院子当年的格局。当初，这里显然是一座标准的三进的四合院，前、后院各一排罩房，中院的正房、厢房相当高大，有点儿名门大户的气派。

“阿Q”在前罩房里诞生

据说，鲁迅的书房就在这一排前罩房中。记者敲开中间的一扇门。正午时分，屋内仍显得昏暗，一家几口人正围坐在饭桌前就餐，这是个两套间，西边一间的南墙被拆掉和外面的小房连在一起。屋主姓赵，十几年前搬到这里。据他说，这处鲁迅故居没有西三条的博物馆有名，但慕名而来的参观者也不少，光他接待过的中外游客就有几十人。他带记者进了东屋，解释说这间现在的卧室就是当年“阿Q”诞生的地方。

常见的鲁迅形象基本上是这样：独自傲然地立着，连头发都倔强得根根冲天。其实，他除了种种伟大的头衔外，还有一种身份：周家的长子。早在父亲周伯宜病重的时候，14岁的鲁迅就不得不一下子长大起来，挑起了家庭的重担———出入当铺和药铺。在八道湾11号院的大家庭生活中，鲁迅仍然视养家为己任，有资料记载，他把工资和稿费都交给周作人的妻子统一开支。

采访了两位老住户，他们都能依稀想起周家二先生———周作人的样子，说是和照片上的鲁迅很像。鲁迅和周作人的相似，决不止于眉目间，他们都为求学去过南京、日本，又为学以致用而北上，在新文化运动中出任主将。鲁迅曾视周作人为知己，周作人也习惯于生活在鲁迅的庇护下，从1905年到1923年，他们曾合作完成了很多部译作。可惜这两兄弟的合作没能继续下去。

悠闲后院却是“火”起之地

穿过中院正房边的夹道。后院倒是个悠闲的所在，屋檐下高高低低地挂着几个鸟笼，房顶几只花猫在阳光下午睡。周作人、周建人夫妇分住后罩房的西套间和中套间，东套间是周宅的客房。一个大家庭的关系自然不会像分配房间一样清清楚楚，鲁迅和周作人的矛盾也在这复杂的关系中产生了。

1923年夏的某一天，周作人顺着这条夹道走到前院，交给鲁迅一封宣布断绝往来的信，没有说明原因，只是让鲁迅以后别再进后院了。就此，鲁迅的大家庭生活只持续了三年，不欢而散。十几天后，鲁迅在砖塔胡同租了三间北房，带着夫人朱安搬走了。

鲁迅走后，周作人夫妇又继续在这里住了四十几年。抗战胜利后，周作人因在日伪时期“落水”———在伪政府里供职而被关入监狱，周家宅院也有三分之一被国民党政府没收。解放以后，院子里搬进了许多户人家，出狱归来的周作人再也找不到往日的平静。

已经83岁的张淑珍女士曾经和周作人夫妇相熟，她说当年院子里的丁香、松树、枣树都是鲁迅栽下的。解放以后，每到春天丁香吐蕊的时候，周作人会在树下漫步。他向来不大讲话，那时候就更显沉默。作为一个年近古稀的老人，他也许是在回忆和鲁迅一起经历的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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