湖湘溯源—湖湘文化与江浙文明(五)

在中国，不完全是只有文明的思维，我们也有文化的思维，不同的地域文化体现着不同的倾向。关于这一点，我还不太确定，但我尝试着把这个想法说一说。二十世纪的中国，有两个地域的文化，形成了鲜明对比，他们都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进程。一个以江浙沪为代表，一个以湖南为代表。前者代表了文明的思维。今天，你打开电视会发现，镜头里的精英人物很多都操带江浙沪口音的普通话。（笑声）朱学勤先生就是上海人，在网上他理直气壮地讲：就是要让上海的干部到中央去，到全国去，主导中国的方向，这是顺应全球化、国际化的合理趋势。为什么这样说呢？

一千多年来，由于大运河对南北交通的作用，还有海上丝绸之路的繁荣，江浙地区资源丰富，交通发达，渐渐成为中国南方的经济中心，内外贸易发达，由此带来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江浙人在日常生活中，在经验世界中，看到更多的不只是自家一复一日的生活，而更多的是物质生产、流通、增值，在这些看得见的层面上，容易找到人生的乐趣，这造就了他们的文明思维：考虑问题从现实、效益、结果等出发，认同强势力量，讲究理性、妥协、计算。

今天，江浙沪贡献了一种典型观念给整个中国，那就是与国际接轨。（笑声）在毛泽东时代，我们讲革命，就是要以自己的理想改造现实、对抗敌人，讲造反有理，没有道理可讲了，老子就造反。后来，我们讲改革，改革怎么改，争论来争论去，没有什么大道理了好讲，干脆不要争论了，只要认准了一个道理，就能闷声发大财：洋人怎么做，我们就老老实实怎么做，这叫与国际接轨。这是一种典型文明的思维，按着别人既定的、先进的、有效的方式前进，它带来了二十多年来中国经济的迅猛发展和中国财富的急剧增长。在这一点上，我们不得不佩服江浙沪人。

请大家注意，千万不要带情绪，“我是江浙沪人”！“我是湖南人”！“我是其他地方的人”！以此来选择自己的立场。任何带有自己特定地域观念及相应立场，都是灾难。只有在不同立场的对话中，中国才能找到希望。

与江浙沪人相对，湖南人拥有更多文化的思维。湖南人是楚人的后裔。楚人，在春秋战国时期是南蛮。中国历史上，有两种重要的野蛮人，缺乏了他们，中国两千多年的历史无法书写，我这里的“野蛮人”是指没有文明化的民族，不带歧视和蔑视的意思。有一种说法是：中国文明呈现二元的结构，如果我们叫做父系和母系的话，那么，母系是费孝通先生描述的典型的以农耕生活为主的乡土中国，父系是来自农业社会边缘和外部的野蛮人势力。大家看看，中国历史上绝大多数王朝的建立，都与野蛮民族相关，典型的中原农民，是不可能建立起伟大帝国的。中国的野蛮民族有两大种，一支是北方蛮族，一支是南方的楚人。春秋战国时，楚人与中原民族形成鲜明对比。中原民族是农业社会，守礼，守规矩。孔夫子的儒家文化，强调名教，纲常，伦理，是典型的中原农业文化。而道家文化，强调个性、想象力、自然状态、生命活力等，是楚人文化的反映。楚人接近生命的原始状态，具有不被约束的生命冲动。所以，中国文化要稳定下来，必须依靠中原文化，而中国文化要活跃起来，必须依靠道家文化。中国人的艺术精神和创造力更多地体现在楚人身上。楚国的中心本来在湖北，但是中原文化向南压，在洞庭湖和五岭之间，受到阻碍，这里既受到西部、南部山区苗裔的影响，又与受到中原文化的教化，湖南一地，保持着更多的楚人精神，粗犷、蛮横、有强大的生命内在力量，这种力量，导致湖南出两种人。一种是土匪，一种是豪杰。（笑声）具有蛮横的生命冲动，假如他走不出狭小的圈子，视野窄，机会少，主体缺乏理性的精神和文化的升华，就很容易变成土匪，湖南的土匪是中国最厉害的土匪，准确地说，应该是最厉害之一，东北、广西的土匪也很了不得。（笑声）假如能够走出小圈子，视野开阔，获内在的力量取文化的提升，就能够创造革命性的成就，比较容易成为英雄豪杰。当然，我的意思不是说，呆在家里的湖南人都是土匪，走出来的湖南人都是英雄豪杰。（笑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