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湘西“神童”熊希龄与《湘报》的渊源(二)

《湘报》于1898年3月7日正式创刊，当时为《湘报》撰稿的除了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外，陈宝箴，皮锡瑞，黄遵宪等人及当时部分时务学堂的学生，都曾在报纸上刊登讲义、论说或其他文章。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有关团体的章程、朝廷谕旨等在报上也有所反映。这一时期的报馆工作运行有条不紊，报纸办很有声有色。

湖南维新运动一步一步高涨的时候，遭到一部分守旧势力的极力反对和攻击，维新派为捍卫新政，同守旧势力进行了激烈复杂的斗争。这场斗争也不可避免的牵连到《湘报》。过去，在湖南维新运动中，熊希龄一直被认为是一个畏缩不前的人物，这大概是因为熊希龄不像谭嗣同和唐才常那样有慷慨激昂的陈词和舍身取义的壮举。但不能以此就说熊希龄在与守旧势力的斗争中畏缩躲避，实际上，熊为了捍卫新政，在自己的职权和能力范围内，也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湘报》创刊后，先后发表了激进派樊锥的《发锢篇》、《开诚篇》和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等文章，这些文章言词甚为激烈，提出“革从前，搜索无剩，唯泰西是效” [4]，“改整朔，易服饰，一切制度悉从泰西” [5]等主张。这些无疑成为守旧势力攻击的把柄。1898年3月29日，陈宝箴读了《湘报》刊登的易鼐的《中国宜以弱为强说》后，大惊失色，当即转告熊希龄，说该文章“过于偏激，惊世骇俗，非处士所宜言” [6]，要熊立即收回救正。然而熊希龄不仅没有照办，反于4月1日在《湘报》上刊文指出：“虽然易君偏激之言，诚不能为之曲护，而其哀哀长鸣，冀我朝毅然变更，以力持于存亡呼吸之间，实有忠君爱国之忱。”[7]熊的勇气和决心，由此可窥一斑。

《湘报》上的激进言论还引起了当时的湖广总督张之洞的注意，对此他深为不满。5月11日，张之洞致电陈宝箴：“近见刊有易鼐议论一篇，真是十分悖谬，见者人人骇怒……此等文字，远近煽播，必致匪人邪士，倡为乱阶，且海内哗然，有识之士，必将起而指谪弹击，亟宜谕导阻止，设法更正。”陈收到电文后，当即饬令熊希龄“删去报首议论，但采古今世道名言，效陈诗讽谏之旨” [8]，并于5月20日开始在《湘学报》上连载张之洞的《劝学篇》。面对张之洞的指责和陈宝箴的饬令，熊希龄很担心报馆会被查封，所以暂时停止发表以前那样激烈的文章，有的学者以此认为熊立场不够坚定，缺乏激进精神，事实上，熊希龄这样做恐怕还是为了保护《湘报》这一斗争阵地。他还曾经想把报馆转移到南学会，改名为《湘会报》，因黄膺等担心一旦报纸被封学会也受牵连，极力反对而未果。

1898年6月底，湖南维新运动经历了一次大的震动。首先是岳麓书院的几个学生联名上橥跸惹孕芟A洹⒘浩舫泄セ鳎邓墙八担曰笫犹坝愀参野罴乙病薄M跸惹拥缴鲜楹螅?月10日向陈宝箴呈递《湘绅公呈》，诋毁梁启超、谭嗣同、唐才常等人，要求严加整顿，摒弃主张“异学”之人。陈宝箴一向奉行温和的调和政策，为了自保，对维新派进行压抑。而熊希龄则完全不同，7月13日，他在《湘报》上刊出《公恳抚院整顿通省书院禀稿》一文，又于7月15日刊登《上陈中丞书》，对王先谦等人进行猛烈的揭露和抨击，这两篇文章犹如两颗重磅炸弹，在反对派中引起极大震动和恐慌。王先谦恼羞成怒，立即给陈上书，说《湘报》“去之无害，而颇有益”，陈亦深感《湘报》为自己招惹了太多麻烦，且对熊希龄已经无法控制，于是勒令熊希龄交出报馆，另委他人主持。因为熊坚决不肯交出，二人几乎决裂。陈宝箴于是停发每月拨给《湘报》的200两银子，这一釜底抽薪之举，使《湘报》很快资金不足，无法支持，至7月19日发至115号时被迫停刊，后虽于8月2日复刊，但已成商办性质，熊希龄万般无奈，只好离开了《湘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