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建立及其活动(一)

1937年9月，在中华民族生死存亡的危急关头，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成立。为了更好地动员群众，团结各界爱国人士参加抗日斗争，支援敌后抗日游击战争，中共征得国民政府的同意，决定在西安、武汉、重庆、长沙等十几个重要城市公开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或通讯联络机构。受中共中央委派来长沙建立八路军驻湘通讯处的是徐特立和王凌波。

徐特立是长沙县人，毛泽东在第一师范学习的老师，湖南教育界的老前辈，是一位在湖南人民中享有很高声望的坚强的革命老战士。王凌波是宁乡县人，入党前是杰出的青年运动领导干部，入党后长期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在艰苦的对敌斗争环境中，始终坚贞不屈。

1937年11月26日，两位坚强的革命战士分别以国民革命军第十集团军（即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高级参议、驻湘代表和上校主任的身份，离开延安，于12月9日到达长沙。

徐、王等人一行来到长沙，在犁头街南方旅社佐下后，随即着手通讯处的筹建工作，至年底便在东长街（现蔡德中路）徐家福堂公开挂牌办公。次年2月，因词内民达小学开学，通讯处迁至寿星街2号，租三益粮栈部分房屋办公，后在雅礼中学设有电台。为防备敌机轰炸，通讯处又在水陆交通较为方便的燕子窝陈家祠堂（今望城县天顶乡梅溪小学）开辟一办公地点。1938年10月武汉陷落，湘北形势危急。10月27日，周恩来从武汉撤退到长沙，指示通讯处迁往邵阳。11月长沙大火后，通讯处全部迁至邵阳东门外两路口曾家院子（今邵阳两路口18号）。1939年8月接到国民党第九战区通令，被迫停止办公，通讯处撤销。1940年2月八路军驻湘通讯处工作人员撤往桂林，8—9月徐特立、王凌波后先离开长沙。

通讯处设有驻湘代表、主任、指导员、交际副官、秘书、管理员、总务、电台人员等，约有20名工作人员。

通讯处建立之初，每天到通讯处来访的人络绎不绝，纷纷询问有关战局的发展、中共的政策和国共合作等问题。通讯处的工作人员总是热情接待，耐心细致予以解答，从而消除了他们对国共合作的疑虑，增强了抗战胜利的信心。

通讯处的工作人员还经常深入群众中进行抗日的宣传和发动工作。徐特立等人多次应邀在临时联合大学、长沙银宫电影院、第一师范等处公开演讲，宣讲国内外形势和中国共产党的抗日主张。每次讲演，听众爆满，当时的报纸称徐先生“以他那滑稽的口吻，把国家大事说得很周详，抢去了不少说书人的买卖。”此外，还通过参加座谈会，会见中外记者、开展社会联谊活动、公开发表文章等途径，积极进行抗日救亡宣传，并积极帮助推动各界进步人士建立抗日救亡团体（如工抗会、青年服务团等），创办救亡报刊（如《抗战日报》等）。徐特立、王凌波还为这些报刊撰写了多篇社论和专文。

通讯处成立之初，正值张治中主湘。张治中表示国民党应该和共产党在工作中竞赛，不应该压制共产党，对徐特立也很尊重。通讯处利用这一有利条件，积极开展对湖南上层社会的统一战线工作，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徐特立曾多次找张治中商谈有关抗日救亡的各种问题，使他接受了中共组织民众抗日的一些主张，允许建立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等抗日救亡团体，同意释放关押在湖南的红军将士和共产党员，并为中国共产党的活动及抗日救亡工作提供了一些方便。徐特立对于其他国民党军政人员的统战工作也取得了一些成果，当时湖南国民党内何键派骨干刘岳厚、失意的国民党军政要人赵恒惕等，都在政治上同共产党保持了较好的合作关系，湖南“文抗会”和中苏文化协会湖南分会的成立，都曾得到刘岳厚的帮助。

通讯处还经常为前线筹措和转运各种物资，当时物资来源主要有两个，一是向湖南各界人士及海外华侨募集医药用品和通讯器材等，三是根据八路军驻武汉办事处的统筹安排，由驻湘通讯处向国民党衡阳军需处办理交涉，领取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武器弹药、被服等。这些物资均由驻湘通讯处汇集，转运至武汉八路军办事处、南昌新四军办事处，或直接运送延安。

随着抗日救亡运动的高涨，湖南不少进步青年迫切要求奔向延安，投身中共领导的抗日斗争。八路军驻湘通讯处为做好输送工作，先后以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陕北公学招生委员会的名义，在湖南省立一师、长沙周南中学、含光中学等学校招收了约600名学生和其他进步青年，或送往延安，或送往八路军、新四军，其中许多人在斗争中锻炼成为优秀的革命骨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