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湘军与晚清湖湘文化(一)

　　湘军是晚清社会重大的历史现象，对湖南百年来的历史发展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构成湖南近代史辉煌的一面。湘军与湖湘文化又是相互联系和密不可分的。湘军可以说是湖湘文化的产物；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传统的弘扬与光大，堪称湖湘文化重要发展阶段；湘军深远的影响又成为弘扬湖湘文化的动力，构成湖湘文化发扬光大的内在机制。

　　一、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湘军之兴，乃是湖湘文化的深厚土壤的产物。特别是嘉道之际兴起的湖湘学风，成为培养湖南经世派士人群体亦即湘军将领群体的文化机制。

　　清代的汉、宋之学，经过乾、嘉时期的鼎盛发展之后，渐露其繁琐与空疏的弊端，同时嘉庆以后清朝的统治也由盛转衰，出现了种种的社会危机。学术自身的嬗变与社会的转型要求新的学术流派的出现，以适应新的时代。因而在嘉道之际，学术界出现了汉宋调和、今文经学的复兴和经世致用之学崛起的新的学术思潮。经世致用之学在学术渊源上，是对清初顾炎武、王船山等人“通经致用”的汉学本原的回归。它的基本特征是反对治经的繁琐零碎和空疏无物，主张治学当为国计民生，为社会实际问题的解决有所裨益，也就是要致用。这一种学术倾向，可以说是湘籍学人倡导并执其牛耳的。尤以安化陶子霖、益阳汤海秋、善化贺耦耕、贺冠湖和邵阳魏默深以及善化唐镜海为巨擘，从而导引出以经世致用为特征的湖湘学风的兴起。

　　陶澍，字子霖，“少负经世志”，历任江苏巡抚、两江总督。在任时得魏源、林则徐、贺长龄等人的协助，进行了一系列整顿漕运、改革盐政、兴修水利的工作，颇负时誉，为经世之学的先行者。

　　汤鹏，字海秋，年轻时即“意气卓厉，谓天下无不可为者”（注：钱基博：《近百年湖湘学风》，第6页。），然因“勇言事”， 得罪权贵，仕途不顺，乃发愤作《浮邱子》一书，指陈利病，探讨国事，表达经世的抱负。

　　贺长龄、贺熙龄兄弟，也是嘉、道间著名的经世学者。长龄历任南昌知府、广西按察使、江苏布政使、云贵总督等职，于经世之学切究之，尝与曾国藩探讨经世之学。任江苏布政使时，主持编辑120 卷的《皇朝经世文编》，收录清初至道光间的经世之文，倡导经世学风。熙龄做过学政，但以主持城南书院为业，“造士甚众”，左宗棠即为门生之一。与乃兄长龄一样，他提倡“义理、经世之学，不专重制艺、帖括”，时有“二贺”之称。

　　魏源乃嘉道间湖南经世学者中最具理论色彩的人物，他也参与过《皇朝经世文编》的编纂，主张有利于治国平天下的经世之学。他批评汉宋之学繁琐空疏和脱离实际，于“民瘼之不求，吏治之不习，国计边防之不问，……上不足制国用，外不足清疆圉，下不足苏民困”（注：《魏源集》上册，第36页。），“无一言益己，无一事可验诸治”（注：《魏源集》上册，第24页。）。因此他认为治经只要通晓大义，“止以经文汇观”就可以了。也就是说，读书治经的目的在于治世，在于致用。

　　唐鉴也是这一时期著名的湘籍学者，虽然他的主要学术倾向是治理学，但他生当嘉道之际的学术流变和社会转型的时期，这于他的学术不能不发生影响。这就是他治理学，并非完全空谈性命，而是强调“守道救时”、“取笃实践”，具有一定的经世的色彩。他曾与曾国藩探讨学问，论经世之学，说：“为学只有三门，曰义理，曰考核，曰文章。考核之学多求粗而遗精，管窥而蠡测；文章之学非精于义理不能至；经济之学即在理之中。”又说：“经济不外看史，古人已然之迹，法戒昭然，历代典章制度不外乎此。”（注：《求阙斋日记类
钞》卷上，页1。 ）这就在宋学之中揉合了经世的内容，反映出新的时代特色。这一治学倾向对早年曾国藩颇有影响。

　　上述这一批湖南学者，都是生活在嘉、道之际的社会大变动的前夕，清朝的由盛而衰，西方势力的东来，使得他们不得不从汉宋之学的繁琐与空疏中解脱出来，探求能挽救危机的经世之学，寻找解决实际问题的社会改革方案，如改革漕政、盐政，抑制兼并、流民，乃至杜绝白银外流、西力东渐的种种方法。因此，这是一批学术旨趣相同、政治倾向较为一致，同时又互为师友、互为乡籍、互为同事的湖湘学人，也可以视为一个学术群体。他们的共同学术特征和群体联系，对湖湘士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对湖南学术予以深远的影响，实则是湖湘学风形成的标志。可以说，反对烦琐空疏的汉宋之学，主张社会改革，反对西方的侵略，是以汤鹏、魏源等为代表的古近之交的湖南知识分子的主要思想特征和内容，也可以说是近代湖湘学风的主要内容和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