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湘军与晚清湖湘文化(三)

　　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阐扬，表现在他们不但继承和弘扬了经世致用的湘学特征，而且实现了从经世致用到向西方学习的近代转变，使湖湘文化具备了在近代社会历史条件下的新内涵。

　　湖湘文化的基本特征，是经世致用的学术价值取向所派生的积极面世的精神、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和爱国主义的精神。湘军人物，在这三方面都继承了他们的前辈的思想遗产，并为之发扬光大，从而使湖湘文化的丰富内涵得以弘扬，并对后世的湖湘学人产生深刻的影响。湘军人物的学术价值取向是经世致用。在传统社会，这一价值的体现就是经邦治国，成就大业，通俗地说就是走向官场。以曾国藩为代表的湘军将领，在走进仕宦之前，确具有经邦治国的宏大理想。他们生当封建的衰世和社会的大变乱的时代，澄清天下，消弥社会动乱，建立封建盛世的统治秩序，始终是他们的政治信仰，也是他们以书生起而练军，决心为挽救清朝统治献身的动力。曾国藩出身寒门冷籍，“自明以来，无以学业发名者”（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 236页。），“无人与于科目秀才之列”（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329页。）。进仕做官，成为曾氏家族孜孜以求的目标。 他的父亲曾玉屏就曾赋诗云：“只将艰巨付儿曹”，寄托了很大的希望。曾国藩自己也有“匣里龙泉呤不住，问予何日斫蛟龟”的强烈的功利欲望（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8页。）。他中进士为翰林后，虽位尊而职闲，与他期望有做一番大事的希望相距甚远。故而多有牢骚：“丈夫生世会有适，安能侧身自ｊí＠①”，“磬折已觉素心违，璞献况逢俗眼白！”他期待着“要将万舞夸辉光”的日子的到来（注：《曾国藩全集》诗文，第40页。）。在他为京官的后两年，他连续上奏言事，相继上了14篇奏折，其中议论时政，向皇帝提出建言主张的有《应诏陈言疏》、《敬陈圣德三端预防流弊疏》、《议汰兵疏》等，集中反映了他对朝政的看法以及他的经济、政治主张，也可以说是他不愿久虱京官、空无建树的表现。从这一系列的情况来考察，创建湘军，是曾国藩经世致用，面世精神的自然表现。

　　与曾国藩一起创立湘军的左宗棠、罗泽南、彭玉麟等人，也都是从小立有经世大志的人物。左宗棠在科场不甚得意，但他留意经世之学，立下了“读书当为经世之学”的宏愿，关心时务，留心世事，成就了一整套经邦治国的学问。这就使他在太平天国兴起的“天下危累”的时刻，出而从幕，先后在张亮基、骆秉章幕内，赞襄军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赢得了“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湖南一日不可无宗棠”的极高评价。最终出幕领兵，成为晚清举足轻重的封疆大吏。罗泽南在入湘军之前，虽为乡村塾师，但他抱有经世济世之愿，具备经世致用之才，“忧无术以济天下”，也是一位志在鸿鹄的隐逸之士。当曾国藩起而创湘军之时，他不但自己出山，且率领一批弟子共同加入。由此可知，湖湘文化中的经世济世精神，在湘军人物中得到发扬光大，并成就了他们的事功业绩。

　　取笃实践的实干精神作为湖湘文化的显著特征，也在湘军人物身上得到了弘扬和发挥。曾国藩对理学有独特的偏好，但他继承了唐鉴的“取笃实践”、“守道救时”的实务精神，并不主张空谈义理、修自养性，而是把义理当作探救经济——经世之学的工具和途径。他接受了唐鉴的“至经济之学，即在义理之内”的观点（注：《求阙斋日记类钞》，卷上。），把宋学家当作修身养性的“义理”，当作是经邦治国的经世学术。正因为如此，曾国藩没有理学家空谈性命的恶习，更具有经世学者的实干精神。他以“不行驾空之事，不谈过高之理
”作为座右铭，注重于从小事做起，踏实苦干。在实际生活中，曾国藩特别注重从小事培养人的品德与情操，主张力戒浮躁，“不说大话、务虚名”。以治学论，他认为应当循序渐进，踏踏实实，“若志在穷经，则须专守一经；志在作制义，则须专看一家文稿；志在作古文，则须专看一家文集。作各体诗亦然，作试帖亦然，万不可以兼营并骛，兼营则必一无所能矣”（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36页。）。他还说：“温经须先穷一经，一经通后，再治他经，切不可兼营并骛，一无所得”（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1）。这种治学态度便是笃于实践、勤恳踏实的体现。以为人论，曾国藩也特别注重从小事磨炼人的品行。例如，他无论是教子弟还是幕宾，都特别强调“早起”，认为“早起”体现了为人的“勤”和“实”。他把“早”与书、蔬、鱼、猪、扫、考、宝列为兴业立家的八字诀（注：《曾国藩全集》，家书，第1264页。）。在军中，曾国藩每日黎明必与幕僚同食早餐，非齐不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