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湘军与晚清湖湘文化(四)

　　湘军人物笃于实践精神，还表现在他们对于新事物的敏感，勇于探索。湘军人物是洋务运动和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开先河者，这是史学界的共识。在19世纪50年代末60年代初的社会环境下，曾国藩以传统文化背景出身的理学家的身份，率先创办了第一家近代的军事企业——安庆内军械所，又率先奏请选派幼童出国留学，乃是笃于实践的最突出的表现。左宗棠则进一步推进了洋务事业的发展，不但创办了数量更多、规模更大如福州船政局等近代化机器工业，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提出了民办企业的思想。这些，都反映出湘军人物顺应时代、勇于探索的精神，也使湖湘文化显示出向近代转变的新的特征。

　　爱国主义是湖湘文化的一大特征。魏源的“师夷之长技以制夷”的思想，可以说是具有近代意义的爱国主义思想。湘军人物也继承了这一思想，把湖湘文化中的爱国主义思想向前推进了一步。关于左宗棠所具有的爱国主义思想和言行，是因他收复×的贡献彪炳于史册并为史学界一致公认。至于曾国藩是否具备爱国主义精神，因其“天津教案”而为人诟病，是学术界至今疑而未决的问题。我认为在近代中国的社会条件下，爱国主义包含的主要内容，一是反对外国侵略，争取民族独立，二是向西方学习，争取国家的发展与进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并不能以为在一切对外战争，对外交涉过程中，凡主张对抗、主张强硬的人就是爱国，反之则是卖国。这是一种非此即彼的简单的形而上学的方法。对外交涉是以国力为后盾的，“弱国无外交”，如何在艰难的环境下不断发展自己，壮大国力，是保持民族独立的最根本的基础。否则，在国力显然不具备的情况下，一味空言主战，只会是不切实际的清谈，于大局无补，甚至危害极大。从这种意义上来考察曾国藩的言行，显然
我们可以指摘他以理学家的“诚”、“敬”、“笃”的修身处世的原则来处理外交，未免是迂腐和昧于近代外交，也可以说他一心“曲意和好”、迁就西人是过于软弱，但决不可以得出“卖国”的结论。他首创洋务企业，首议派员留学，并提出“外壤之要，莫如内修，刻下维持大局，以自强为主”（注：《曾文正公全集》，奏稿，卷29。）的发展的思想，这些无论如何都不能说是“卖国”的言行。处理天津教案之后，清议颇多，舆论哗然，使曾国藩自己也感到“此案办理既多棘手，措施未尽合宜，内疚神明，外渐清议”，颇为愧悔（注：《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33。）。在给朝廷的报告中，他对传教士的为非作歹的行为，有切合实际的陈说，对天津教案所酿成的过程，他也指出是领事丰大业的无理挑衅。然而，在处理的实际过程中，却以屠杀百姓、签约赔款了解。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形？事过半年以后，曾国藩回顾说：“六月初旬，力疾赴津办理此案，众议纷歧。论理者，佥谓宜乘此机，与之决战，上雪先皇之耻，下快万姓之心，×亦宜趁此驱除。论势者，则谓中国兵疲将寡，沿江沿海略无预备，西洋各国穷年累世，但讲战事，其合从之势，狼狈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惊辇彀。鄙人信论势者之言，冀以消弥衅端，办理过柔，以至谤议丛积，神明内疚，至今耿耿”（注：《曾文正公全集》，书信，卷33。）。显然，在“理”与“势”二者之间，曾国藩是矛盾的，最后“势”占了上峰，从而以曲意了结结案。透过天津教案的处理过程，我以为对曾国藩的对外态度，决非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所能包含。在近代中国社会，的确存在一个“理”（或“情”）与“势”的复杂的关系，应当在不同的条件下加以具体的、历史主义的分析，以得出合符历史事实的结论。

　　综上所论，湘军人物在晚清社会，以其经世致用的学术倾向，取笃实践的求实精神和爱国主义的思想特征，将清嘉道以来湖湘士人开创的湖湘文化推向了一个新的阶段，其向西方学习的思想与实践，更促成了湖湘文化的近代转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