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文历史—湘军与晚清湖湘文化(五)

　　三、湘军人物把晚清湖湘文化推向新的阶段，还表现在它开创了湖南人文荟萃的局面，成为晚清以来湖南人才崛起的契机。

　　由于各种原因，在古代社会，湖南能跻身史传的人物极为罕见。而湘军出现，湖南人才辈出，冠居全国之首。还在19世纪中叶，就有人指出：“楚省风气，近年极旺，看曾涤生领师后，概用楚勇，遍用楚人。各省共总督八缺，湖南已居其五：直隶刘长佑、两江曾国藩、云贵劳崇光、闽渐左宗棠、陕甘杨载福是也。巡抚曾国荃、刘蓉、郭嵩焘皆楚人也，可谓盛矣，至提镇两司，湖南北者，更不可胜数，曾涤生胞兄弟二人，各得五等之爵，亦二百余年中所未见。”（注：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还有人说：“清季以来，湖南人才辈出，功业之盛，举世无出其右。”（注：林增平：《近代湖湘文化初探》。）据罗尔纲先生的统计，湘军人物官至督抚者达27人，可见湘军所造成的湖湘人文之盛。可以说，在湘军之前，所谓湖湘文化，仅仅是作为一种区域的学术文化现象，还停留在思想和理论的形态，对社会实际生活所产生的影响不大，也较少具有全国性的意义。从湖湘文化中孕育和成长起来的湘军人物，通过他们的业绩，不但继承和发扬了湖湘文化的精神，把它推进到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而且使它变成了具有全国性影响的文化现象，并形成了一种导致湖湘文化繁盛、人才辈出的机制，从而使湖湘文化成为中国文化源流中具有独特风貌的区域文化，并对晚清以来的湖南社会和中国社会以深远的影响。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贡献或者说对晚清湖南的深远影响，是其经世致用的实践及其产生的成就，对湖湘士子所产生的心理与风气的转变。经世致用主张积极的面世态度，也就是积极参与社会的态度。在传统社会，经世与参与就是走出书斋，参与实际的社会政治，去经邦治国，实现治国平天下的宏大志向。以经世致用作为自己的学术与政治价值取向的湘军人物的成功，本身就为湖湘士子树立了一个榜样，激励着他们以乡贤前辈为榜样，去创造经邦治国的奇迹。曾国藩曾经提出要“引出一班正人，倡成一时风气”，从湘军之后湖南士林风气和人才成长的情况来考察，他的这一目的是达到了的。在湘军之后产生的一大批湖南名人，无不是从小留意经世之学，树立了宏大的理想。谭嗣同的“轻其生命，以为块然躯壳，除利人之外，复何足惜，深念高望，私怀墨子摩顶放踵之志”的自白（注：《谭嗣同全集》，第3页。）； 黄兴自小“便萌发力求新知与救亡图存之志趣”（注：《黄兴年谱》，第7页。 ）；乃至毛泽东的“改造中国与世界”的宏愿，都无一不体现了湖南士子经邦治国的理想与信念，这无疑是湘军以来湖南士林风气和学术传统的濡染和熏陶的结果。辛亥志士杨毓麟就曾指出：“咸同以前，我湖南人碌碌无所轻重于天下，亦几不知有所谓对于天下之责任。知所谓对天下之责任者，当自洪杨之难始。”（注：杨毓麟：《新湖南》。）即使青年时代的毛泽东，也对曾国藩十分佩服，他说：“愚于近人，独服曾文正，观其收拾洪杨一役，完满无缺，使以今人易其位，其能如彼完满乎？”（注：《毛泽东早期文稿》，第85页。）由此可见，谓湘军对晚清以来湖南士人的价值导向的潜在与深远的影响，并非虚言。

　　湘军人物对湖湘文化的另一重大的影响，是文化心理。在中国历史上，湖南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里可以说是“无所轻重于天下”，因而湖南人的文化心理缺乏一种积极向上的精神。宋以后，儒学在湖南获得大的传播，使湖湘文化逐渐融合于中国的主流文化之中，渐具儒家的“入世”精神，但由于在清以前，并没有产生足以影响全国的人物或事件，因而湖南人的心理缺少奋发的精神。曾国藩及其湘军人物以几个书生从戎，成就了平定东南半壁河山的业绩，使“天下一日不可无湖南”成为事实，因而对湖南士人的心理产生了巨大的转移作用，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敢为天下先的文化心理。以湘军为自豪、以湖南为骄傲的情结形成。“振支那者惟湖南，士民勃勃有生气，而可侠可仁者惟湖南”（注：《唐才常集》，第178页。）、“若道中华国果亡， 除非湖南人尽死”（注：《杨度集》，第95页。）、“其可以强天下而保中国者，莫湘人若也”（注：《饮冰室全集·文集》，第2册，第66页。）等等， 都反映了湘军之后，湖南士人文化心理的深层变化。这种敢为天下先的湖南精神的形成，对百年来湖南人才的形成有着强烈的激励作用，使湖南的志士从小立下以天下为己任的抱负，在时代与民族的召唤下，走出湖南，创建出一番经邦治国的大业。